5月10日，星期二，距奥运开幕还有87天。
近一年来的每个工作日，Popole和Yolande总是在坐了2个小时公交后，在下午6点左右，来到Estácio大学位于里约西郊Jacarepaguá的校区。5月的里约，天黑得很早，当上班族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回各自的高层公寓或山间贫民窟时，这一男一女两位西非运动员，带着某种热切期望的表情，开始学习和训练。
他们穿着大学赞助的白色T恤，背着换洗衣服，坐进了课堂。
这是一节加强主语和系动词的葡语语法课。Eu Sou（我是）、Tu Es（你是）、Ele/Ela E（他/她是）、Nos Somos（我们是）、Vos Sois（你们是）、Eles/Elas São(他/她们是）。Popole在“São”这个音上卡壳了，怎么努力也发不出正确的调子。同时在进行专题片拍摄的Global电视台编导Francisco帮忙圆场，“这个音也确实太难了。”
当然，这两位已经在里约生活了三年的外国运动员，葡萄牙语远不止于只停留在打招呼和自我介绍的程度，他们早已能熟练地与居民交谈、与队友切磋，甚至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加上其母语（西非法语）与葡萄牙语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大多时候，这些交流已足够领会彼此意思。只不过，日常会话是一回事，作为文化知识的语言基础又是另一回事。学校聘请的葡语私教Suzana Patrocinio表示：“Popole的口音很好了，Yolande本来也还不错，但由于有些害羞，进步就只体现在写作上。”
但当我与他们说话时，却也很难从腔调平淡的只言片语里获取更多故事。这一方面还是语言的藩篱，另一层原因，源自两人的成长和运动环境。
电视台编导Francisco说，“他们原来替自己祖国参加非洲巡回赛时，如果输了比赛，会被丢进监狱，只给米饭和牛奶，以保证存有运动体能。注意，是监狱，而不是关禁闭，你的翻译没说错。”
Francisco认为，战争结束后，所谓民主政治下产生的新独裁者，和所有暴君类似，他们都希望通过某种和平的、国际化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力量，那么摆得上台面的体育成绩，显然是一个好工具。
* * *
1998年到2003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了“第二次刚果战争”，因牵扯到周边9个国家和20多个武装力量，也被称为“非洲世界大战”。为区别于隔壁的刚果共和国（首都为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为金沙萨）又被称为“刚果金”。
新的独裁者，指的是在1997年推翻蒙博托军政独裁后，上台连庄掌权的“父子皇帝”卡比拉。即便停战后，该国东部地区迄今依然高频率地爆发着激烈武装冲突，以及全球最高比例的性暴力事件。自1998年来，战争、冲突、疾病和营养不良，共造成540万人死亡。
Popole和Yolande，都是战乱中长大的孩子。战争开始时，10岁的Yolande随着整村整村的居民，一并被失势的军方用大卡车拉到首都金沙萨，自此再没听到亲人的下落。与此同时，6岁的Popole，在母亲被杀害、兄弟走散后，也逃进东北部家乡布卡武的雨林中，被好心人救到金沙萨。
在金沙萨，如何安置大批涌来的孤儿，政府想到了柔道学校。
Yolande是个女孩，她回忆说：“我一直喜欢踢足球，但有一天在富士中心（提供救援食物）外饿肚子时，有人建议我，最好学点对将来有用的东西，于是开始了柔道训练。”男孩Popole年龄更小，似乎还没来得及选择，他说：“我什么都没喜欢过，不过柔道看起来在刚果很受欢迎。”
国家已经如此混乱，政府自身难保，体校的训练条件可想而知。没有可以保护摔打的压缩海绵垫子，只有刚刚铺成还经常带着尖刺的木板，训练时经常会被扎伤。缺乏基础的文化知识学习，输了比赛时又会被丢到大牢里严惩。在这样的苛刻条件下，Popole和Yolande都以国内冠军的成绩进入了国家队。2010年，Popole在“20岁以下非洲柔道锦标赛”上，为自己拿到了运动生涯的第一枚铜牌。
* * *
2013年8月26日，世界柔道锦标赛在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津霍体操馆举行。来自123个国家的673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刚果（金）代表队里，就有Popole Misenga以及Yolande Bukasa。
后来，Yolande坦承，从2010年成为正式运动员那天起，她就想着离开刚果金。前往巴西参加世锦赛时，在经肯尼亚、葡萄牙到里约一路中转的国际航班上，她下定决心，一到里约，就想办法脱队。
她听从一个临时认识的外国朋友建议，跑到了城北一个叫做Cinco Bocas的贫民窟，那里有着近900人的巴西最大刚果移民社区。
但Popole还在队里。到里约几天了，刚果（金）运动员的餐券却被腐败的领队克扣了。因为太饿，他实在无法集中注意力去比赛，在第一轮中就以悬殊的比分，输给了哈萨克斯坦的对手。想到自己与教练的糟糕关系，他很担心赛后又被毒打严惩。
这时，暂时落脚的Yolande悄悄跑到了比赛场地，对Popole说，“我已经跑掉了，你也别跟着队里回去了，留在这里，肯定能过得更好。”
又饿了两天后，走投无路的两人，找到了距马拉卡纳球场2个街区的天主教公益慈善组织——明爱会（Caritas）。他们身上还穿着松软的白色柔道和服，但就像10多年前从家乡逃难的模样，没钱、没签证、没住处。巴西明爱会提供了最基本的食宿救助、帮忙联系更多的同乡，以及协助申请难民资格。
在等待难民身份的一年时间里，Popole在搬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合法工作，却从没拿到正式合同，不久就被老板炒了。他暂时蜗居在北部社区Bras de Pina。有次在街头闲逛，他盯上了一位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的当地姑娘。很快，那个叫Fabiana的女孩成了他的妻子。
Popole算是在里约有了个家，不久后还添加了一个儿子——Elias，共同生活在一套空气不流通的逼仄单间里。
但Yolande从来就没有工作过，一直和一位女性朋友住在Cinco Bocas贫民窟。一年半来的所有生活费用，都由友人承担。
里约热内卢有着600多个贫民窟，在山海之间，与现代化的公寓楼群一道疯狂滋长蔓延。在这些居民人口从3000到15万不等的“免费占地”中，有相当数量地区在近年的城市改造中，加入了公共水网和电网。虽为贫民窟，但生活在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有着固定收入的工薪阶层和北部地区来的移民，甚至有大约7%的居民月入近4万人民币。这里的穷街陋巷与电影《上帝之城》和《精英部队》的场景类似，时常伴随着毒贩之间或毒贩与警察之间的激烈驳火。可是，相较因世界杯和奥运会物价和租价暴涨四五倍、直追西欧水准的城区，有钱居民也不愿搬离这里，他们已习惯了免费的房子、低价的电费。
“巴西警察是打不过毒贩的。”里约居民会这么说。于是，逃离了战乱的民主刚果运动员，又置身于毒品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不过他们从不在贫民窟里做生意”。里约人很清楚，可卡因和大麻都是下山卖给城里中产阶级的东西，绝大多数时候，只要一个帮派势力足够壮大或是警方彻底控制一个片区，那么当地就会变得绝对安全。这让两位不可能卷入冲突的难民，又有了还算性命无忧的小日子。
健硕的Popole走在崎岖而泥泞的道路上，邻里们喜欢叫他“绿巨人浩克”。“我可没钱坐昂贵的公交去体育场跑步，就在这里锻炼，虽算不上绝对安全，但也还好，也许有一天，黑老大反倒需要我去保护呢。”Popole说。
* * *
早在3年前，国际奥委会就有了把难民引入奥运会的想法。他们认为，也许有一些天赋不错的运动员，可能因国籍归属问题而错失比赛。国际奥委会找到联合国难民署(UNHCR)商量合作可能，至于具体形式，那时还没什么想法。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突然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焦点，双方决定在来年的奥运会上设计一个新项目，试图通过“运动是与生俱来的人权”之奥林匹克宪章条文，以及“公平竞赛”的奥林匹克精神，在最有影响力的场合，将严重的难民问题提高到一个最引世人重视的新高度。
为了组建一支从运动成绩上也说得过去的特殊代表队，联合国难民署开始号召各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具有较高专业运动水准的难民。
除了焦点之内的欧洲，最为人种多样化的奥运东道主巴西，也是个理想的考察对象。从葡萄牙人发现这块资源丰富的土地500年来，原住民、殖民者、西非黑奴、欧洲移民、二战难民、日本社群，等等，源源不断涌入，甚至于葡萄牙国王佩德罗四世，都曾携整个王室，成为逃避拿破仑战争的难民，直接将本不起眼的殖民地港口里约，升级成“葡萄牙、巴西和阿尔加维联合王国”的实际首都。
在巴西，族群之间虽也有过冲突，但还是通过彻底的交融混血，让这个地球上面积第五大的国度，成为种族歧视问题最小的移民乐土。当代的巴西也对全球难民敞开怀抱，大批外国人在战乱或灾荒时逃离海地、哥伦比亚、民主刚果、塞拉利昂、乌干达、安哥拉、叙利亚……来到新的家园。与欧洲情况相似，内战开始后涌来的2298名叙利亚人，成为巴西国内数量最庞大的难民群体。2016年5月初，司法部启动了一个每年接纳2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5年计划，却在国会弹劾总统罗塞夫的政局动荡后，被临时政府以安全和接纳条件有限等理由宣布中止。
联合国难民署在巴西办事处的新闻发言人Luiz Fernando Godinho介绍，“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借助着世界杯的热度，组织散落巴西各地热爱踢球的难民，以来源国划分出每边7人的16支参赛队，齐聚最大城市圣保罗，举办了第一届‘难民足球世界杯’。之后两年，这项简单而特殊的2日杯赛，也继续举办着。”
当巴西的难民署发起“寻人启事”之后，巴西明爱会旋即回复：我们这儿恰好有两个！接着，明爱会的人又找到Global电视台编导Francisco，把Popole和Yolande的故事告诉了他。为去探访两人所居住的贫民窟，摄制组还提前征得了当地毒枭的同意。一个15分钟的专题片迅速制作并播放了出来——没有提奥运会——因为当时奥委会和难民署都还不确定是否能组建这支代表队。
Francisco把这个纪录片推荐给了连锁柔道学校Instituto Reação的创办人Flávio Canto。这位2004年雅典奥运会81公斤级柔道比赛的铜牌获得者，决定资助两位难民运动员基本食物和公共交通，让他们到自己的一家分校恢复训练。
Flávio说，“我出生在英国，5岁就跟着家里去了美国，接着回了祖国巴西，19岁进入柔道国家队后，又跟着队里到处跑。虽然成长条件不一样，但我深知流离颠沛的不容易，也知道要避免让贫民窟那些精力充沛的孩子成为毒贩，最好就是把他们弄到柔道学校里摔打。”Flávio的第一家柔道学校，就设在里约最大的贫民窟Rocinha。
从2015年底开始，里约奥组委与洛桑总部，开始就难民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可能性进行商谈。与此同时，生活在德国的叙利亚游泳运动员、在比利时做邮递员的伊朗跆拳道运动员，等等，越来越多高水准难民运动员的被发掘，渐渐让组建一支奥运难民代表队的构想得以落实。
“我不敢说自己的小片子促成了这件大事，但至少帮助了Popole和Yolande重获训练的机会。”编导Francisco说。
* * *
2016年3月3日，国际奥委会确认，一只由难民运动员组成的队伍将参与这年的夏季奥运会。在奥运史上，这也是首次以难民身份组队登台。主席托马克·巴赫说：“我们想要通过欢迎ROA（Team of Refugee Olympic Athletes，奥运难民代表队）参加在里约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向全世界的所有难民发出希望的信息。”不过，由于运动成绩、个人状况和联合国认证难民身份等考量，被全球甄选到的43名候选运动员，将只有5到10人可以入选最终的代表队名单。
如果落选，怎么办？Popole说：“确信上帝会帮助我，我很放心。”Yolande表示：“我没有这样（落选）的想法，但我一定要参加。”
巴西是足球王国，然而国奥队却从未拿过奥运金牌，相比之下，巴西在柔道项目上却一共斩获过19块金牌。里约奥组委的运动成绩部官员Sebastian Pereira，也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退役柔道运动员，在他看来，柔道在巴西的普及性虽与足球相去甚远，但也算得上名列前五位的群众运动了。
“巴西人很喜欢身体对抗性的项目，摔跤、自由搏击、跆拳道、柔道……绝大部分学校里都开展柔道课，在联邦体系中注册的柔道运动员，数量要远高于足球、游泳和排球运动员。可以说，柔道是巴西专业系统性最强的运动，当然，如果放在街头、沙滩的全民参与标准，那自然远不如足球。”Sebastian说。
在柔道学校，Popole和Yolande的教练，是个73岁的老头，名叫Geraldo Bernardes。他曾带队参加过首尔、巴塞罗那、亚特兰大和悉尼四届奥运会，也是巴西柔道的金牌教练。他说：“依照奥运选拔标准，他俩的水平还比较低。不过，这块场地还有其他巴西高手在训练，他们在这里注定能大副提高运动技能。”
“也许由于在他们国家输了比赛会被严惩，导致不惜一切代价去获胜的心理，让Popole在训练时的攻击性过强，动作也不太干净。”Geraldo做出这番评价时，Popole正与训练伙伴缠在一块。Geraldo把Popole叫到一旁，再一次灌输“公平竞赛”的道理。
柔道学校创始人Flávio很遗憾，奥运会只给了5到10个名额。“实在太少了，应该弄40个出来，他们的故事能给全世界一个积极榜样，让人们相信运动是能够改变命运的；能让人们知道，不是难民来了就要炸了我们国家、抢了我们工作，只要是人，就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
”即便最终没能上奥运名单，他俩也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2016年6月3日，Yolande和Popole得到通知，进入了奥运会难民代表队的最终名单。Yolande在擦拭眼泪。
* * *
截止2016年5月中，国际奥委会已经资助了Popole和Yolande四个月。每人6000美元的款项，先是打到巴西奥组委，再由Sebastian的同僚直接转给难民运动员。虽然里约热内卢的物价和生活成本已经向西欧发达城市靠齐，但生活在无需支付房租、水电网费极低的贫民窟，周一到周五坐公交往返训练，场地免费，文化课程免费，加上至少管一顿饭。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每月1500美元的资助也就绰绰有余。
当然，这笔钱也并不多，过惯了穷日子的两人，还得精打细算着为长远考虑。晚上9点训练结束，接受采访，教练Geraldo也会替他们着想，对记者暗示：“采完了的话，公交班次太少了，他们怎么回去？”
好消息是，他们最后都进入了奥运会难民运动员的10人名单。而且，国际奥委会决定资助难民至少到奥运结束，拨来了新的一笔款项，还是每人四个月6000美元。
奥运结束之后，Flávio的柔道学校，以及给予两人葡语课程的Estácio大学，也会继续为两位难民提供帮助。“他们来里约时，文化程度只停留在7岁水平，如果要有尊严的生活下来，必须接受教育，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能真正享受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 Flávio说。
采访结束时，我问他们喜欢里约热内卢吗？Yolande说：“这里人好多，我已经生活在这里了，我需要去喜欢它。”对于Popole来说，他已经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庭。“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得去喜欢它，因为总得把生活过下去。”
但仅仅一年前，在他们和奥运会还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在Francisco拍摄的那部纪录片里，Popole和Yolande曾回忆在非洲时看过的里约宣传片。他们坐在望向面包山的海滩大礁石上，对着镜头说：“基督山、沙滩足球、比基尼、狂欢节，那应该就是天堂吧。”
——END——
张海律，记者，旅行者，专栏作者。
所有图片都来自视觉中国。
另，有兴趣的读者，可关注《正午·夜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