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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5日，广州大雨。鹭江商贸楼二楼的琴房，仁科和阿茂正在排练。
这是一间十平米的正方形小屋，没有窗。阿茂拧亮夹在架子上的阅读灯，光射向天花板；四周的墙壁工整地钉着红白蓝三色横条纹的塑料袋，那是仁科和阿茂用一天完成的装修。起初他们买来隔音材料贴在墙壁上，“估计甲醛超标”，阿茂说，“装完后屋里臭得进不去人”。
这二楼原本是个大排档，每个小屋都是个铺位。大排档倒闭后，铺位被改建成联排单间，不少广州摇滚青年租来做排练室，月租1000元。
雨打在铁皮屋顶上，造成紊乱的鼓点。吉他、贝斯、键盘、手风琴、鼓和音箱站着，效果器摊在脚边，音频线整齐地挂在墙上。仁科和阿茂拿起琴，摆好架势。此时屋里剩余的空间大概还能容下一只猫。
“他是个画画的，他是个画画的，手筋断了你让他怎么画啊（《走鬼》）？”合着雨声，抱着吉他的阿茂在唱。他们的现任鼓手小宇在深圳，架子鼓后面的凳子空着。唱到副歌，仁科停下手风琴，前跨一大步，倒拿鼓锤加上一串鼓点——在结尾，他干脆将鼓锤丢向他够不着的军鼓，补齐最后一拍。
大股大股的雨水绞成粗麻绳，不管不顾地浇下来。一个湿漉漉的青年背着贝斯在走廊上经过仁科和阿茂。他们同时丢掉烟头，相互点头问好。隔壁是个重金属乐队，阿茂笑眯眯地介绍道，这里隔音太差，“他们一开始排练，我们就只能休息了”。
2009年，一张名为《县城记》的唱片让人们认识了这两个用海丰话写歌唱歌的青年。初版《县城记》的CD装在大信封里，信封内还有个户口薄，红色封面一本正经，内有仁科和茂涛（阿茂）的履历和照片——仁科细瘦，阿茂精壮，两人都是南洋青年的典型面孔。唱片的歌词印在一张假报纸上，“县城记”三个大字下面八字真言：“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他们的音乐古怪而才气横溢，像莽莽大地上忽然绽放出的一朵奇葩。那一年，五条人被誉为“广东民谣音乐圈最大的惊喜”。
“条”在粤语中常被用为量词。名为“五条人”，《县城记》出版时，这个乐队只有仁科和阿茂，共计两条。关于乐队名字，仁科有各种各样的说辞，最为文艺的一个是，这个名字出自杜可风的电影《三条人》。
看《三条人》是在2005年，那时19岁的仁科和24岁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
石牌村是广州138个城中村里最大、历史最长的。它位于繁华的天河区中部，周围是CBD的高楼大厦和商业街。进得写着“石牌”的牌楼，右手是池氏大宗祠；再往里走，视野骤然收缩，目光所到之处全是楼。楼与楼之间距离不足一米，开窗便能贴面，当地人称石牌村的楼为“接吻楼”。抬头，密密麻麻的楼群之上不见天光，楼与楼间，一百多条羊肠古巷网罗无数商铺、小饭馆、烧烤摊、理发廊、诊所、修鞋铺、碟片店、租书店、成人用品商店……这里的空气滋味暧昧，混杂着花香，饭菜香，泥土气，汗味儿，还有各种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儿。
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五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1.3平方米。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IT从业者、“走鬼（摆地摊）”的小贩、站街女、作家、酒鬼……当然，还有音乐人。
在搬出石牌村的时候，广州音乐人王磊写过一首《石牌村》：“我楼下是防盗门的加工厂/生意特别好/声音特别响……天刚蒙蒙亮/困意上了床/太阳是希望/白日真紧张。”来到广州的第二年，仁科和阿茂一起住进了石牌村。大半年后，仁科一个人租了个月租300的单间，有时候他会在六楼的天台上俯瞰这个城中村落，弹着吉他唱歌。
2006年，盘古乐队的前贝斯手李文枫作为监制，将仁科这个时期的作品收录进仁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春就很好听了》。李文枫也曾是石牌村的居民。
十年之后的夏天，石牌村传来消息，改造计划又一次被推迟了。雨下起来的时候，池氏大宗祠的门口南方花朵开得恣意，年轻的姑娘撑起了雨伞，看宗祠的大叔们正在乒乓球台上激战。接吻楼的墙壁上，房屋出租广告仍然贴得里三层外三层。
仁科和阿茂结束排练的时候，雨已是尾声。他们斯文的牛仔裤和帆布鞋都还干干净净的。阿茂将吉他收入琴盒，背上帆布包，摆手召车，回他大学城的住所去。而仁科沿着新港西路，一路向西。“我喜欢走路”，他说。
在博尔赫斯书店，仁科买了一本吉尔.德勒兹的《运动-影像》。他熟练地在扉页上盖上博尔赫斯书店的钢印。收款台旁边的书架上摆着菲利普图森全集，封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设计的。其中一本《急迫与忍耐》的封面上，一个人安详地躺在远去的公共汽车旁，双手放在胸前。仁科说他是这幅画的模特。
仁科双子座，他说自己眼下29.7岁，还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来了广州近十年，他似乎活得很得章法。指着路过的学而优书店，他说他有打折卡。又指着不远处的一家老牌酒店，他说他每天都去酒店里只对宾客开放的泳池游泳。“我有办法”，他平和地解释。雨已经完全停了，他决定散步回家。夜幕降临到广州，路口此起彼伏亮起了灯，他左右望望，倏忽消失了，既像是一滴水，也像一尾鱼。
2
仁科生于1986年，阿茂生于1981年；两人都在少年时期随家人迁居到海丰。
2003年，阿茂已到广州两年，靠卖打口碟为生。从中学开始，他就在听哥哥大茂从广州带回的唱片，国内的崔健、祖咒、舌头、盘古；国外的平克、枪花、涅槃；各大牌摇滚乐队还有港台音乐，阿茂混起来，什么都听。开始卖碟之后，他也听自己进的货，除了英文唱片，还有阿拉伯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各种小语种都有。刚开始写歌时他用普通话，歌词叛逆又稚嫩，多是“我的兄弟，我明天要走了”之类。
忽然有一天，在买菜的路上，阿茂哼着一个旋律，发现自己自然而然地用海丰话唱了出来。
阿茂的哥哥大茂有个朋友网名“区区500元先生”。500元先生比阿茂大4岁，当时在海丰中学当美术老师。有一次在广州，阿茂跟500元先生聊天，提到他写的海丰话歌曲，说打算在街头唱着玩玩，500元先生听了说，那干脆搞个大型的，联系一下其他有写歌的本地人，搞一个“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
那个时候，仁科16岁，在工艺美术班里学画画，老师告诉他，拿毕业证要交五十块钱。他说：“还要五十块？那我不要了。” 听到“海丰原创音乐会”的消息，又听到500元先生说“只要是自己写的歌就可以参加，什么歌都行”，仁科马上躲进房间去练吉他。
报名来参加音乐会的人不少。演出场地在定在文化局的门口，当时文化局的领导说，过年做这种活动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好事，节目可以搞得丰富多彩一些。另外，歌词要交上来审查。有一首歌叫《海丰雷鬼》，某领导看了说：“过年过节的，雷鬼这两个字看着很不吉利，改个名字。”500元先生告诉他，雷鬼嘛，就是海丰天上的雷公……其他不知道歌词的歌500元先生就现场瞎编歌词，或者写“纯音乐”，报上去。
大年初三，海丰原创音乐会如期举行。海报是500元先生和朋友们用广告颜料手绘的，贴得满街都是，像牛皮癣；音响设备也是500元先生四处搞来的。文化局的老式楼大门宽敞，门口两只大柱子，几级台阶，台阶上就是舞台。怕社会上的人捣乱，公安局还派来一队人坐镇。
文化局在海丰的主干道旁边，赶上过年，路过的年轻人、中年人、阿公阿婆、摩托车、小孩猫狗，听见热闹，又发现免费，都忍不住停下来看看。阿茂的演出曲目中有一首叫《高等教育》，那是他在华师大宿舍里写的歌，最后一句是“高等教育狗屁狗屁！”一听这个，全场兴奋地一起高喊“高等教育狗屁狗屁！”还有观众冲上舞台一起唱。 500元先生在台下捏了一把汗：“幸好是过年，要不然被人举报我们就惨了”。《高等教育》唱完，观众大声问：“怎么样快演完了吧？后面还有没有？”一边吵一边往台阶上挤，包围着舞台的圈子越来越小，观众和演员混在了一起，几乎面贴面，场面极为混乱。在阿茂后面上台的仁科看着，心想这还能演吗？——500元先生一把拉过他说“到你了，赶紧去！”
这场音乐会让仁科认识了阿茂。在他们的记忆中，那是一场很成功的演出。
那一阵子，仁科不上学也不上班，每日在家画画弹琴，还有就是跟一个叫楚雄的朋友聊天。
一天，500元先生从海丰中学下班回家，在路边看到一张卖刻录CD的手绘海报，联系人就是楚雄。楚雄认识了500元先生，经常去找他借书读。500元先生对楚雄的感觉很复杂，在他看来，楚雄是个理想化的人，“而且是一种很混蛋的方式”。楚雄博览群书，酷爱思考，也是个摇滚迷；他吉他学得不错，但总是对自己不满意，也看不上其他所有的吉他手；他与家人关系恶劣，向很多朋友借钱以维持生活。500元先生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多东西说不通，但是他的整个理论系统还挺完整的。如果用理性的方式跟他聊天，会觉得是跟一个疯子在聊。但是我很尊重他的思维和他的世界。”
仁科在500元先生家里认识了楚雄。楚雄推荐大量的音乐、小说和诗歌给他，读完听完，两人认真地讨论“哪里好”和“为什么好”。除了文艺，仁科还会和楚雄聊哲学，聊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具体问题和形而上观念。“有时候聊到早上八点钟，不睡觉，那时候不睡觉也不会困。”
两人聊天的地点经常是海丰烈士陵园。有一次，他们聊到裸奔，仁科说他觉得要考虑到身材，“如果身材好一点，可能我会裸奔”。楚雄说，你这样想错了，裸奔的点不在这儿，真正裸奔不会考虑身材。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他马上站起来把衣服脱掉，在烈士陵园里走了一圈。“很丑，他的身材。”仁科说。“当时聊了很多，他的观点我不一定所有都同意，也不一定所有东西马上都懂。但是他唯一跟我很强调的一点就是人不能假，一定要真。”
有的时候谈话密度太大，仁科会跟楚雄说，我太累了，不聊了，我们一个星期别见面。二人就不见面。除了仁科，海丰没有人会跟楚雄聊天。
仁科说，楚雄是个很聪明、很颓废又很绝望的人，“他给我灌输了很多知识”。在16岁的年纪，与这个朋友的高强度交流为仁科许多本质上的观念定了调性，譬如，“生活是没希望的，这就是命运”。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仁科经常想，如果现在跟楚雄聊天，肯定两个人会聊得更好。
2004年，认识楚雄八个月后，仁科决定去广州投奔阿茂，“我要走了，还经常给他打电话——不是给初恋打电话，是给他打。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初恋。”
仁科有个同学哥哥是开黑车的，双层卧铺大巴从海丰到广州，走国道要走六个半小时。同学想去广州玩，仁科就跟着，他根本没告诉这个同学，他到了广州就没打算回来。前一天，仁科住到了同学家里，身上带了140块钱。仁科的油画颜料还剩不少，一瓶十多块钱卖给别人，凑够了这笔钱。他跟爸爸说还要点钱，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临走那天晚上，爸爸有点不好意思，出门买了一袋香蕉给他。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在烈士陵园门口，仁科拎着一袋香蕉上了车。
500元先生最后一次见到楚雄，是好几年之后在海丰的麦当劳。在厕所旁边别人最不喜欢的位置，楚雄和一个女孩面对面坐着，什么都没点，“好像在谈理想”。听说他曾经去了好几个城市打工，也去过苏州的一个酒吧驻唱，但是经常和别人合不来。
离开海丰后，仁科和楚雄缓慢地失去了联系。仁科在广州，楚雄去找过他两次，仁科将这事儿写入了《疯马村永恒的一天》。“从前你们都说楚雄他疯了/他居然跟马在赛跑……今天楚雄来石牌唱歌/戴着墨镜身材高大/他和我们不一样/ 唱着最美丽的歌谣”，第一段之后，歌词变成了唱名。“拉西都米都西，拉西都米都西”，在轻快的手鼓伴奏中，仁科悠然而认真地唱完了这首歌。
3
仁科在广州落脚的第一站，是华师大小北门附近阿茂的住处。“很好，第一个月免租。”仁科说。
阿茂高考考得不好，又不想复读，就在2001年来了广州，投奔他在华师大读书的哥哥大茂。最初的一年半，他住在华师大的男生宿舍里，混大学里的的的各种电影课程，还义务参与了华师大甘小二老师的电影拍摄。之后阿茂想着应该挣点钱，于是开始卖打口唱片，档口设在华师大西门的斜对面。
仁科有两个舅舅在广州打工，一个卖手机，一个卖家具。家里人想让舅舅们给仁科介绍工作，到了广州，他给舅舅打电话。三天后，一个舅舅来和仁科见了一面，给了他200块人民币做本钱。阿茂想，自己在卖打口碟，不能让仁科也卖，“这样会抢生意，打架也不好”。于是建议仁科去卖盗版书。
阿茂将仁科介绍给一个走鬼卖盗版书的朋友赵云。赵云生意做得好，有很多老顾客，他很痛快地带着仁科去了进货点。用那200块钱，仁科进了一批畅销书：《中国农民调查》、《水煮三国》、《潜规则》、《血酬定律》、《细节》、《谁动了我的奶酪》。“走鬼往哪里走？只能跟着老手。盗版书有很多进货点，但那个鸡贼一开始只带我去一个点，”仁科说，“后来我对他很好，取得了信任，他就带我多去几个点。”这位赵云，几年后也出现在五条人的歌《走鬼》中。
仁科的摊子摆在阿茂旁边，挨着卖，不冲突。第一天仁科就卖了一百多块钱，生活问题解决了。
那个时候，仁科和阿茂一起住在一套只刷了墙壁的毛坯房中。两室一厅中的厨房也被用作房间，常住人口五个，峰值时期达到十人。一伙年轻人满屋乱睡，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一块儿睡天台，睡到早上太阳晒屁股时起来，想做生意就出去转转，大多数时间还是一起胡玩。家里有几把质量很差的吉他，随便谁都能捡起来弹一段，唱一会儿。“那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我们搞一个乐队发展发展，”仁科说，“肯定会被笑死。”
2004年夏天，卖打口碟攒了500块钱，阿茂伙同一帮朋友出门远行。在天河立交桥下，十个朋友每人花80块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阿茂个子高，车矮，他把车座锯掉，再用电焊增高，骑上试试，“舒服了一点，出发”。
十个人的出行计划是一路骑到云南。“我们什么也没带，没钱，没睡袋，每人就带一件厚衣服，就十个乞丐的样子。”白天使劲蹬车，晚上睡停车场，用洗车的水龙头洗澡。骑了五六天，一行人终于出了广东省。同行的朋友里有几个是学生，到阳朔，他们掏出学生证，到教育局的科室里睡了一觉。
到了阳朔，由于意见不一致，团队分裂了。五个人往回走，阿茂和另外四个人继续前行，骑到三江，二手自行车坏得差不多，实在骑不动了。阿茂改坐火车从桂林出发，坐十几个小时到昆明，再转到他喜欢的大理。“那是我第一次坐最破的绿皮火车，几十块钱，脏得一塌糊涂。现在想起来都可怕……青春无悔。”阿茂把单车放上另一列火车运回来，交给留在广州的仁科。
这次出行仁科没有参与。他当时的理由是“我在广州也是旅游的状态，在一个陌生城市街上走，和我在广州街上走是一样的——实际上是没钱。有钱就去了，没钱要想各种逻辑，来说服自己这是对的。”仁科逻辑很多。
阿茂出发的那天，仁科目送他们到了火车东站，心想：“这帮人走了，广州就属于我了。”
仁科卖盗版书，自己设计了一个很大的书包，里面放书，城管一来他不跑，镇定地站在原地，把书包起来。结果某日，他的包和书一并被没收了去。他跑去城管楼想把书包要回来，无果。“刚好我那天下了重本，拿了很多货，全部被收了之后，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手头没钱，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我不是要靠这个一路发展的。”阿茂奋力蹬车的时候，仁科占领了阿茂留下的市场空白，把阿茂的打口碟拿出去卖，“但是我没坑他，卖一张分他一半钱。”
四辆自行车回到广州，仁科带了个哥们儿，一个人踩两辆从东站骑回来，完成了阿茂的冒险。仁科说：“这个，以后我要拍成电影。”
阿茂回到广州后，打口碟的生意更上一层，他成了发货的上家，有了更多的空闲，他和仁科一起混在街头，打各种各样的零工玩。他俩最为津津乐道的“项目”，是为某运动品牌做校园推广。
那年，这个品牌设计了新LOGO，要在大学里贴海报，贴贴纸，发传单。“它让我们在大学宿舍、教室宣传栏各种贴，那个东西一贴上去撕不下来，我们发现这个很没公德心，就发明了一招，在地上磨了砂一贴，贴完拍照，再撕掉。”
仁科做包工头，他和阿茂一组，阿茂的表弟和阿茂的弟弟一组。每人拿着海报拍两张照片，拍完换身衣服，再拍两张。海报拍几张，撕掉，传单也是。整个大学贴完后干干净净，一张海报都没有。然后照片发回传播公司验收——“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用了摄影技术”，仁科说，“一沓传单扔在垃圾筒，这是很缺德的，但是他们付的钱只够这么干。”
做完这个“项目”，仁科分了一千多块钱，他独自出门旅行。这是仁科第一次坐火车。上车前，他根据电影发挥想象，带了吉他又带了书。车开得慢，人很少，很舒服，仁科对着窗户，在一个本子上写了很多东西。 “本来还打算卖唱挣钱，但是火车上人太少了，而且火车上播音乐。所以想象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仁科在外面待了一个星期，一千多元全部花光。
说起卖打口碟的岁月，阿茂对仁科有一点愧疚。有次仁科介绍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去找阿茂，一次性买了一千多块钱的碟。“我自己觉得我平时都是不会亏待人的，但那次不知怎么回事，我没给他钱。”阿茂看着仁科。
“没事， 我不记仇的，你现在给也不迟，都说出来了，快给。”
“对，算一下这笔账——那些钱就用利息抵了。”
来广州之后，仁科几乎只管阿茂一个人借过钱。借钱的情况一定是他没钱吃饭了，借的数目不大，二十、三十、五十、很少超过一百。“我放心借给他，”阿茂说，“因为总是有借有还。” 看那时候的照片，仁科身上的衣鞋不是大就是小，有一些是阿茂给的，有些是老同学寄来的。除了房租、吃饭和看演出，仁科的想法是尽量不买任何东西。
“因为对生活没要求，就不会为了钱发愁。”仁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穷，他说，这种观念，大概还是来自16岁时跟楚雄的讨论。“现在年轻人去参加歌唱比赛，他是有希望的，不管他玩得怎么样，他会希望这个东西发财。我一直到出唱片都没有对这个抱过期望，而且我当时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也许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出唱片。”
2007年，为筹办亚运会，广州开始严打“走鬼”。摆不成摊，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美院旁边的大学村租了一栋老房子，做了个唱片店，专门卖唱片给大学生。那段时间，他们就住在那栋房子里，整理几年内两人积累下来的作品。这些歌，普通话和海丰话都有。他们第一次有了意识去完成一首歌，但是还没有做唱片的概念。
第二年，周云蓬到广州领“青年领袖”奖，通过李文枫，仁科和阿茂认识了周云蓬和他当时的经纪人佟妍。周云蓬在“喜窝”酒吧演出，仁科和阿茂作为暖场嘉宾，唱了《阿炳耀》、《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和《绿苍苍》。
听了三首歌，佟妍马上表示，要帮他们出唱片。仁科想，这可是北京过来的人，这么牛。
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拿着迷笛音乐节500元的邀请费，仁科、阿茂和另一个朋友去了北京。音乐节因为奥运会被取消，但仁科和阿茂还是很开心，他们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太漂亮了，交通又好，天啊云啊，特别舒服。”他们去了故宫，又在故宫后面的胡同里修好了仁科坏掉的手风琴，还办了暂住证。在北京，仁科和阿茂又给周云蓬做了一次暖场嘉宾，随后在江湖酒吧演了两场专场。回到广州，两人用佟妍提供的经费录了一张6首歌的小样，第二次来到北京时，交给了佟妍。
2009年3月，仁科、阿茂在厦门朱芳琼的录音棚录制完成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录唱片时，两人为乐队起名，觉得“两条人太少了”，想起之前在天台上胡玩的年月，他们将乐队定名为“五条人”。唱片文案包装由老朋友区区500元先生设计，7月份，佟妍创办的独立厂牌“刀马旦”发行了这张专辑。
当年年底，五条人当选《南方周末》的年度音乐人。乐评人李皖给《县城记》的评语是：“他们用家乡土话歌唱着县城里的人和故事。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却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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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中，五条人在《踏架脚车牵条猪》里这样唱：“阿朋友/汝唛问我/有呒听过海丰个公共汽车/摩托车声/路口彼个聋耳还科咋啊惊”。2012年，上海人梅二第一次来到海丰的时候，觉得所唱不虚。
梅二出生于1977年，曾在电视台工作多年。2001年，他与大学同学陆晨等几位朋友组建了“顶楼的马戏团”。这是一支风格多变，以搞怪著称的朋克摇滚乐队。与五条人一样，他们的大部分歌曲也用家乡方言，也就是上海话来演唱。
听到《县城记》的时候，梅二对海丰的想象是“街上走着猪的小县城”。后来他想，必须去一次海丰，才能知道他们到底在唱什么。
海丰吵。走在海丰的市中心，梅二感觉他坚持不了十分钟。路上的大货车、公交车、私家车、出租车和摩托车，还有被当地人称为“泥克西（Naxi，Taxi的戏仿，Na在方言里义“踩”）”的三蹦子，没有一辆不在使劲按喇叭。每个商店的门口都有个大音箱在放歌。负责接待外来文艺青年的地头蛇500元先生指指点点地告诉他，你看，这个公园只有一个门，门后面什么都没有。那个天桥，也是个摆设，从来没人走……梅二说，海丰其实跟中国其他的南方县城没什么区别。它有一个CBD，有饭馆，有麦当劳，有大商场，有网吧。他跟500元先生两个人去看了一部电影。
五条人的《彭阿湃》写的是彭湃，海丰县的名人。史载，彭湃本是大地主家的公子，在海丰闹革命，搞土地运动。五条人将这首歌处理成一出荒谬的独幕剧，半说书半吟唱、仿地方戏、方言对白……在结尾，官与民浑浑噩噩地合唱了起来。梅二去了老城区彭湃当年闹革命的红场。红场就在当年开“海丰原创音乐会”的文化局旁边，大门红色，里面挂着五颜六色的领导题字。
梅二说：“去了海丰，再回头听他们的歌，就会发现对家乡，他们没有乡愁，也没有赞美，完全是……自嘲。”
2015年春节，梅二第二次来到海丰，为五条人拍摄新专辑《广东姑娘》中《像将军那样喝酒》的MV。这一次，他赶上了五条人已持续7年的“回到海丰”春节专场演唱会。
两个小时的演出，仁科和阿茂全程用海丰话，观众约七百人，舞台上下气氛热烈。为拍摄MV，五条人事先借好了服装和道具，演出结束后，阿茂拜托观众再留十分钟。“结果观众很兴奋，特别配合。原来演这首歌的时候没有那么激烈的反应，一听说要拍MV，大家都开始Pogo……”拍完演出现场，再拍海丰街头，工作全部完成已是凌晨四点，而海丰街头的大排档仍然热闹，一行人一起去吃了个牛肉火锅作为夜宵。
500元先生说，海丰人民的生活重心在消费，在吃，在玩。海丰的夜晚，KTV、酒吧和夜总会灯光闪烁，大排档锅铲铿锵，人群熙来攘往，街道上喇叭长鸣。梅二在海丰完全睡不着。500元先生告诉他，这就是海丰。
每一年，五条人“回到海丰”的春节演唱会都由500元先生和一伙当地朋友促成；选场地、搭舞台，音响或借或租，从广州开车拉过来。500元先生说：“我希望在海丰，或者是朋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跟我聊这些事情。”
直到几年之前，500元先生都承担着类似于五条人“幕僚”的角色。他是他们的第一听众、文案、唱片包装设计师和宣传。当年 “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这句话就是500元先生想出来的，他甚至还捏造了一句：“有媒体评价，五条人的民谣，就如一部音乐化的侯孝贤电影”。后来这句话被各种媒体反复转载引用，没人深究出处。
500元先生说，仁科和阿茂喜欢广州。“过年的时候，仁科在家里是坐不住的，有一年他搞完音乐会，第二天就跑回广州了”。
仁科和阿茂觉得广州自由。但其实，他们在广州的朋友很少。有哪个乐队邀请他们当嘉宾，除了他们的前鼓手老尾的沙漠乐队，他们都要先听，听完以后不认同就坚决不去。《中国好歌曲》邀请过五条人几次，他们拒绝了。中央七台有一次活动，要他们去唱《绿苍苍》，仁科问：“有没有出场费，多少钱？”导演尴尬了半天，说我们中央台邀请人，一般人家跪都要跪着来，你还问我要出场费？仁科说，没有就算了。
与国内的大部分音乐人，五条人几乎全是泛泛之交——包括曾经影响过他们的那些。仁科说：“交流没用，要靠作品去交流，因为有一些人他未必能把话说好，但是他可以把歌写好。”
500元先生说：“他们有这方面的优良品质。他们本身很有自己的尊严感。”
无论在海丰，在广州，还是在其他地方，仁科和阿茂之间一直说的是海丰话。“他们没有脱离过海丰，也没有进入社会，也没有加入圈子，”500元先生说，“除了自己跟世界对话，他们就两个人这样对话。”他不觉得“立足世界放眼海丰”是夸张，“他们真的是听了很多世界性的音乐才来创作的。他们从来不觉得方言是必要的条件，也从不标榜。”
五条人粉丝有一个名为“五条人铁脯粉”的微信群。目前群里有将近两百人，大部分是汕尾海丰地区的文艺青年。群里聊行为艺术、传统文化、美食、哲学、诗歌，甚至电脑技术，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得很深入。2016年6月，群里举办了“五条人铁脯粉第一次乡试”，题目包括选择、填空、简答和作文，一群人玩得很开心。
几个朋友提议五条人经营一下自己，争取更红更受欢迎，然后卖卖周边产品，五条人拒绝了。“他们并不想着让更多人喜欢他们。”500元先生说，“以前仁科说他不希望用自己喜欢的东西挣钱，他宁愿去搬砖来维持生活。”
外来的文艺青年接触到500元先生和他身边的朋友，会产生误解，好像他们就是海丰青年的代表。“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人仍然是很小的小众。在海丰，看夜生活就知道，普通青年的生活就是晚上吃宵夜，唱K，读书没什么用，到时候跟着堂哥去卖手机，跟着表哥去卖衣服，就这种心态。”市中心高唱着的大喇叭中，没有一首是五条人的歌。
2007年，500元先生从海丰中学辞了职，过上了自由职业者闲散的生活。他住在海丰某个高档小区里，小区内花木青葱，露天泳池里孩子们在嬉水。500元先生没有动过去广州或者其他大城市的心思。他觉得海丰的生活很轻松。每过一段时间，他会去采购唱片，影碟和书籍。他最大的心愿是身边的朋友能发财，“发财之后拍电影、投资、搞音乐会，然后找我当个顾问，每个人给我几千块钱就行——个个都搞艺术就完蛋了。”
这几年，500元先生开始慢慢把自己当成五条人的一名普通听众。在他看来，仁科是个读书人，“天分极高又很勤奋，这很恐怖”。而阿茂性情，比较世俗，“他可以跟每一个人都打交道。回农村的时候，他碰到乞丐都会聊上半天。”
2016年的春节，文化局没有批准五条人“回到海丰”演唱会。
在很多年前的海丰，刚刚设立红绿灯的时候，路口经常有老乡因为违法交通规则被罚站，傻乎乎要站两个小时才让走。聊天时，五条人和500元先生曾构想过一个故事：一个老乡从农村骑单车到海丰，交通规则不懂，被交警逮住了，他很紧张，又自卑又茫然，现在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说“警察叔叔我是从农村来的”。这个故事，后来被五条人写成了《上县城》。500元先生说，这是五条人很喜欢捕捉的状态。“在走鬼的时候，他们已经对底层人士有很多判断。很多人从他们的作品里读出对政治或者体制的批判，其实他们两个骨子里面没有这个意识。”
“总有人觉得五条人挺屌丝，很底层，”500元先生还说，“在我看来他们高贵得要命。咖啡手冲的，对麦当劳文化特别了解，喝茶也不会随便，三餐很正常，女朋友固定，这些都是正宗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很多人都看错他们了，他们生活得很自由，很自然，而且很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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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楼的马戏团”刚开始用上海话写歌唱歌时，他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后才发现，这是一把双刃剑。
梅二说：“北方的乐队比如二手玫瑰和苏阳，他们用方言唱歌，大家还能听得懂。南方唱方言的乐队就非常痛苦，至少演出的时候，观众没有快感。用方言唱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条捷径。我们通过方言出名，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太可能达到所谓一线乐队的位置，因为大家还是听不懂。”
2010年10月，第四届雪山音乐节在云南束河举办。顶马演出的时候下着暴雨，气温很低。他们在台上唱着一首快歌《快递员》，台下全是一动不动的雨伞。远远地，梅二看到有两个没打伞的身影欢乐地在Pogo。
吃饭的时候，顶马在饭馆里遇到了两个浑身湿透的人。“你们是不是那两个在雨里Pogo的？”“对对对……”那是梅二第一次见到仁科和阿茂。音乐节结束后，梅二买了张《县城记》仔细听。
同一年，五条人巡演到上海，顶马主动提出为他们暖场，阿茂说“好好好，谢谢谢谢” 。自此形成惯例，顶马去广州，五条人暖场，五条人来上海，就是顶马做嘉宾。2012年，五条人到上海录制《一些风景》，录到最后一天，顶马找了几个女孩一起去了录音棚唱和声。专辑完成，大家喝酒，仁科喝多了，阿茂也喝多了。阿茂握着手机给女朋友打电话，打着打着人就不见了。后来梅二才知道，阿茂永远这样，一喝醉就会不见。“但是你明天还能见到他，他会很安全地回到旅馆。”
梅二一直在跟阿茂建议，演出的时候要有歌词PPT，“否则观众完全就是在听外语，不会有任何感觉。”
“使用什么语言唱歌，是音乐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张晓舟这样说，“怎么舒服怎么来。”2008年的广州“喜窝”酒吧，在仁科和阿茂为周云蓬暖场的时候，张晓舟认出了那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高个青年。多年前，他活跃在广州各酒吧操办演出的时候，那个青年作为资深歌迷，曾出现在盘古、舌头、美好药店……和其他很多很多场演出中。
唱《绿苍苍》的时候，张晓舟听出来，那个青年的吉他弦没调准。一曲唱完，台上的阿茂重新调好弦说：“我自己不能接受。再来一遍。”
2014年12月，在深圳的旧天堂书店，张晓舟听到了五条人已经完成前期录音的新专辑，也就是后来在摩登天空出版的《广东姑娘》。随后，五条人成为了摩登天空的子厂牌BadHead旗下乐队。张晓舟说：“五条人是目前最有趣的乐队之一，他们不仅仅是民谣那么简单”。当时，他对他们的判断是“他们有可能挣钱，但不可能臭大街。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气勃勃。”
在“五条人铁脯粉第一次乡试”的考卷中，阿茂出了一道简答题：“如果五条人的新专辑完全以粤语和英文演唱，是否能在主流市场流行开来并走向国际化？请简述和分析原因。”阿茂自己的回答是：“我觉得是可以的。首先，我们的英语先过四六级。再把口语练得滚瓜烂熟，粤语也是同理，过八级。其次，可以让仁科去接拍一些洗发水的广告，提高知名度。这样就有可能走向国际化了。”仁科的回答则是：“五条人无论用什么语言都不可能在主流市场流行开并走向国际化。你看人家五月天一直以五个人的形式老老实实在演出，而五条人到现在才凑到三条。”
2016年5月2日的北京草莓音乐节上，五条人在摩登主舞台上唱了一个小时。那是个暴热的下午，庞大的舞台前有人Pogo，也有一小撮一小撮的人群被音乐吸引，打着遮阳伞缓步聚拢过来。唱到《像将军那样喝酒》时，仁科和阿茂背后的大屏幕上放着梅二导演拍摄的MV，歌词的字体被放得很大。
“我们喜欢小舞台演出，主舞台我们人太少了，又没有贝斯，像三只老鼠一样。”仁科说，“说真的，在主舞台演，我猜台下五分之四的观众是在等着别人。”五条人演出后，IZ在主舞台旁边的小舞台登场。仁科站在观众之中，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专注地望着台上。
直到如今，仁科和阿茂也没有明确的“音乐人”的自觉。创作的意识和表达欲望，这些在五条人还不存在的时候就早已有了。以音乐为生，有演出费，可以靠这个生活，不用去工作，他们觉得挺好。说到对音乐的理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标准。”阿茂说，“比如像《广东姑娘》，我们觉得没错，这是我们觉得好听的标准。”仁科则认为：“要做独一无二的东西，把它当做艺术来看，它不是为了挣钱。唱片公司将我们做成音乐人，我无所谓，因为做音乐的过程也是在经历人生，在这个过程中要思考。更多我们可能是在玩我们想要玩的东西。我们一直跟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音乐形式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就像六合彩一样，所有号码是公平的，只是刚好那组号码中了而已。”
2006年秋天，仁科曾录了一首《时间是某天上午》。2008年五条人进京时，500元先生挑了这首歌，用一夜时间配上手绘图和照片，做成了五条人的第一个广告式MV。《时间是某天上午》旋律优美，歌词浪漫中带着嘲讽：“要知道我是风的儿子/死于高贵的忧郁……众人惊叹无语/因为我确实是死于忧郁”。仁科说，他怕死，但不怕老。那么，怕不怕失去才华或创造力？“早就失去了，现在靠智慧，”他用将来完成时回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在我47岁那年”。
2016年8月，五条人录完了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在不演出的日子里，他们依然生活在广州。偶尔，他们会被粉丝认出来，热烈地聊上一会儿，然后拥抱合影。为粉丝签名的时候，阿茂会细心地从侧面破开唱片的塑胶封套，撕去窄窄一条，签好名字，他再细心地将CD装回去。这是走鬼生涯留下的印记。有一次，在一家潮汕饭馆中，拥抱合影之后，他们发现，粉丝离开前为他们这一桌买了单。长此以往，这会让他们膨胀吗？——“应该不会膨胀，因为还没到膨胀的点。这点小事，太小了，怎么膨胀。等到大一点点的时候，你再来问我们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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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五条人“回到海丰”春节演唱会。
摄影：胡海超（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