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诞生于大萧条时期的衡量标准，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全球央行评估经济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长期投资者依据该数据配置资本；交易员基于该指标买卖股票、债券、货币和大宗商品。

但问题是，在这个时代，人们使用Airbnb预定家庭旅馆，出门打车用优步或滴滴，软件可以免费升级，Facebook和YouTube能将最新资讯免费传递给数亿读者。人们开始怀疑，无论是通过生产、收入或支出来衡量，GDP都越来越难跟上经济变化的步伐。

据《经济学人》，1932年，美国国会要求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估算过去四年的国民收入。在一年后他最终得出这一数值前，没人知道大萧条到底有多严重。

而在英国，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收集国民收入数据。1940年，凯恩斯(Maynard Keynes)请求计算英国枪支、坦克和飞机产能的具体数据。接着，他定义了GDP作为私人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总额的现代概念。

库兹涅茨将政府支出归入私人部门的成本，但凯恩斯认为，如果不将战时政府采购视作需求，那么即便经济增长了，GDP也会下滑。

凯恩斯关于GDP的理念获得了大西洋两岸的认同，并迅速传播开来。那些希望根据美国马歇尔计划获得战后补助的国家不得不开始计算GDP。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请凯恩斯门徒之一的理查·斯通(Richard Stone)整理出了一份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GDP计算方法。

在那个生存都成问题的年代，GDP指标几乎未考虑到诸如资产贬值、环境污染等问题，更不用说人类成就和科技进步了。经济学教科书也会讨论到GDP这一经济指标的各种不足，通常有以下几点：

首先，GDP指标本身只是对总产值的一个粗略反映。类似家务劳动、政府服务因为不在市场上交易很难估价，而黑市交易和地下经济等虽然经过市场交换，但也无法统计。

其次，GDP指标中没有反映产品的质量。比如20年前一台386电脑的要价高达2万多元，但现在5000元就可购置一台相当好的双核笔记本电脑，不但速度更快、功能更多，也更轻薄。

第三，GDP指标无法反映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对福利的影响。比如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通信方式。以前从中国寄往美国的一封航空平信要花数元钱，而且至少耗时一周，但现在电子邮件或其它即时通讯工具都是免费的，所需时间还不到一秒钟。虽然电子邮件或即时通讯工具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和成本，但从一次通讯中创造的GDP则由原来的数元钱，变成了几乎为零。

第四，GDP只计算结果，而不考虑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损失。比如环境污染问题。甚至有时候污染越严重，GDP越高，因为治理污染需要的环保设备、人员等都是计入GDP的。

第五，GDP指标未考虑到闲暇对福利的影响，以及分配不平等对社会的冲击。

把GDP视为衡量经济总产值的一个指标，是一个制造业主导时代的遗物。

20世纪50年代，制造业占英国GDP的超过三分之一。而现在，它只占十分之一了。但工业产出的衡量依然比服务业要精细、具体得多。在计算国民产出时，制造业产出被分成24个不同行业。即便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80%，其细分行业数量也只有制造业的两倍多一点。

针对GDP指标的各种不足，许多国家和组织提出了不同的替代指标，其中包括：中国试图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的“绿色GDP”；经合组织(OECD)将闲暇因素纳入考量的“GDP替代指标”；除此以外，还有将环境成本和收入不平等考虑在内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另外还有“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该指数将收入不平等、家务劳动和志愿者工作的价值，以及犯罪和污染的成本也纳入计算。

然而，所有这些替代指标仍未能解决GDP的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如何衡量科技对我们生活带来的冲击。价格为零的商品，其创造的GDP也为零。但这些商品的价值并非为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类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而这可能也是GDP数据目前依然流行的主要原因：尽管该指标存在许多不足，但眼下并没有更好的衡量方式可以取而代之。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驻香港亚洲经济研究的联合负责人Frederic Neumann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我还未发现确凿证据，证明GDP完全不正确。”他说，在大部分发达国家，薪水停滞不前、通胀温和往往是与GDP数据疲软共同存在的。

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Justin Wolfers也表示，实际上，如果用幸福指数对GDP数据进行事实核查，便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

“从理论上而言，GDP是个非常糟糕的指标，漏洞百出，但实际上，一般GDP较高的国家，在民众真正关心的大部分问题上都表现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