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山老胡同有一间四合院改建的Live House，常在周三夜晚办即兴演奏Party，乐手随意报名，观众入场免费，风格不限。我有时去看，总会看到担任主持的大卫。
大卫蓄了一圈络腮胡，因此不大看得出年纪。他戴爵士帽，穿黑西服或西装马甲，有时佩戴领带，有时挽起袖子，松开衬衫领口。任何时候看到他，都是这身打扮，像从电影《教父》里走出来的。他习武多年，跟人说话或是一个人站着的时候，两只手掌也习惯性地上下翻动，仿佛时刻战备，摩拳擦掌。
他个头小，但因为这幅样子，在人堆里挺显眼，看着就像个狠角色。
大卫擅长即兴说唱。有一次，我和同事在大门口抽烟，碰巧大卫和一个外国哥们儿也在聊天。突然下起一阵暴雨，我们听着“沙沙”的雨声，安静看着雨水在路上汇集。旁边突然冒出闷闷的节奏，“嘭”、“嗤”、嘭”、“嗤”。转头一看，他们俩头挨着头，外国哥们儿正beatbox。“嘿，唷”，大卫起了个头，就开始即兴发挥，一连几分钟不断。我们听呆了，感叹，“唱了篇稿子”。
Party中，大卫总会来上一段。他站在舞台正中央，乐手走起一段旋律，他就握紧麦，用力地倾身打着节拍，一下，一下，突然在某个重拍噼里啪啦地说起来，台下就瞬间沸腾。气氛一下子炒了起来，随意而热烈。乐手们在台上肆意发挥，台下、院子里，到处都是拎着酒瓶摇摆律动的人。
大卫站在舞台边上，台上某位民间吉他高手或野生鼓王solo得高潮迭起时，他就挥动双臂，把欢呼声直煽向巅峰。即兴大杂烩的舞台非常自由，有时他跳上台，跟着节奏再来一段，尽兴了就适时下来。
如果有许多人埋头刷手机，他会在串场时大声道，“这么牛逼的表演不看，一个个低头看什么手机，非得他妈的给你们都扔了不可！”
大卫在Hip-Hop圈算得上一号人物，早些年，他是在freestyle battle（即兴说唱对战）中赢过无数场的知名MC。但他很快不玩儿了，迅速远离地下battle，开始写新的说唱歌曲。开始唱那些跟“put your hands up”不太一样的词时，曾经的拥趸就大骂他装。他满不在乎。几年以后出了专辑《情欲，伤疤，被侮辱的人》。买专辑的人（并不多）收到一个精心设计的方盒子，里面有一张歌曲CD，一张DVD，里面是大卫自导自演的MV，此外竟然还有一本诗集。
大卫成了一位诗人，进化快得惊人。
2
后来，在一场演出前，共同的朋友介绍我和大卫认识。
他把手放到腹部位置，小幅度地欠了欠身，连连说，“小黄老师好，小黄老师好”，客套得吓了我一跳。那是盛夏闷热的下午，我看着他一身黑西服，忍不住问，“你热吗？”“热啊”，他笑嘻嘻地说，“但还是得帅！”
大卫笑起来的面庞显露出年轻，他才26岁。
那天，圈子内外的不少人士都来了，与他相识的很多。他不喝酒，握一瓶饮料，跟这边寒暄几句，又转到另一小堆人那儿客套一下，脸上始终挂着谦逊客气的笑意。但我注意到，他笑着的眼神忽闪，有时显得抽离。
在他几年前拍的一个介绍酒文化的纪录片里，我也看到了这样的神情。片中，大卫是一个想学喝酒的小伙子，带着镜头走进以善饮著称的地区体验。酒局上的当地人端碗豪饮时，大卫也朗声笑着，把酒碗送到嘴边。但如果留意，你会看到他的眼神从碗沿瞟上来，扫着其他人，显得犹疑，很敏感。
那终究是个需要豁出去的节目，大卫烂醉了好几回，拍完大病一场，就再也不碰酒了。
小时候有几年，大卫过着不太安稳的生活，常住叔叔阿姨家，懂得了怎么看人眼色。“察言观色我从小就会，太容易了。”大卫说。
比较熟了之后，大卫说的就多了，也不再“老师”来“老师”去，见面就招呼“小黄，我的瓷”。“瓷”是北京话里铁哥们儿的意思。我们几个朋友见面总是约在一家素净的咖啡馆，大卫常去那儿读书写作，随身拎一只口袋，装着两三本沉甸甸的书。
他有时混不正经，满嘴跑火车。有一回我问他，你哪来的钱呢。“我富二代啊，”他脱口而出，“我还抢钱呢。”真的啊？我们配合他演。他就摆出凶狠的表情，“你说呢？”拍了拍腰间，只听铁链作响——他还真揣着双截棍。
有时他跟我们讲他漫无边际的狂想，比如，要把自己的标识喷上全中国的墙，又比如，要拍一部大片，让阿尔·帕西诺亲自出演。我们就权且听着，嘻嘻哈哈一乐。
更多时候，大卫谈论诗、文学和历史，显得非常严肃。
他说起在读曼德施塔姆时读到：“我学会了离别的学问”。“我操！我第一次被一个模糊的东西给打动，这就是诗意啊，”他连连摇头感叹。这让他想起小时候的一天。那时，他严重自闭，好像跟人隔着一面玻璃，别人跟他说话，他收听了句子却领会不到意思，直到那一天，他突然听懂了，体内一下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触。
诗给他的感觉与这类似。
他特别喜欢谈历史，自己揣摩出一套理论。“什么时候是20世纪？我的二十世纪是1914年到199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苏联解体。这是集权的世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类灾难和困境就是对自由的逃离。二十世纪这个充满了战争和集权的大历史的构成元素，就是个人体内的狂暴的冲动，走火入魔的唯意志论……”讲到激动处，他忍不住像说唱时那样用力打起手式。
我们其他人怔怔地听着。这时，我会想起他朋友圈里发的深夜家中的照片：桌上是打开的电脑和散落的废纸，沙发上则是凌乱堆叠的许多书。我看着他开开合合的嘴，脑子里不禁浮现出他每晚疯狂读书、敲击键盘的场景。
有一回，讲起最喜欢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我最佩服的就是，他把二十世纪最深刻的命题写了出来，那就是——民众对自由的憎恶。”他顿了一下，“我简直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在身上”。这时，咖啡馆的灯诡异地灭了一下。
“我操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灵了。”他向上指了指，右手握起拳头，煞有介事地划过胸前抵了抵左肩，口中连声说，“Respect，respect”。
3
去年，大卫有了更大的野心，他决定拍一部电影，男主角就叫大卫。
有一天走在街上，他突然构思出第一层线索——复仇。直觉告诉他，复仇的人得是个女孩，在他看来，女人总是更狠。又走了一段，故事的雏形就出来了：大卫被一个女人伤害了，女人这么做，是为了达成自己的复仇计划。
他想，复仇这个事儿吧，漂亮！
接下来他设想，故事得有一个宏大的架构，把角色个人的苦难和情感与大历史的叙事串联。在此基础上，叙事逻辑上得是博尔赫斯式的，如迷宫，层层嵌套，环环相扣。这还不够，呈现和表达还要足够诗意。
“复仇”、“情欲”、“伤害”、“极权”、“意志”……关键词在大卫脑子里飞。他用了快半年的时间写完了整个故事，又花了将近一个月改成剧本。
剧中有三个主要角色，除了被伤害的大卫和复仇的安娜，还有一个重磅反派，大卫的父亲任之。任之正是他的本名。按照设想，这是一个专制政府的猥琐官员，一个权利欲极强的杀人狂。他再三考虑，觉得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够演绎这个角色。于是，他决定一人分式两角。
他找了一个十人左右的拍摄团队，又在朋友圈、影视群里广撒网，寻找会说俄语的俄罗斯女演员来出演复仇的女主角——故事里必须隐含苏联背景。自荐前来的安娜金发碧眼，肌肤白得透亮，大卫很满意。
但安娜很快就崩溃了。从头到尾都没有剧本，直到拍完，她都不知道自己演的是什么。
大卫说：“这里需要悲痛的情绪，你爸爸死了。”
安娜问：“为什么我爸爸死了？”
大卫答：“被任之杀了。”
安娜又问：“他为什么杀我爸？”
大卫说：“你别管！”说完亲自演了一遍，甩下一句，“就这么演！”
安娜急了，她没这么拍过片。但大卫异常冷酷，“现在你就拍过了”。
很快拍摄团队也崩溃了。大卫拒绝他们根据经验提出的意见，几乎天天急眼，一着急就破口大骂。他们只能服从，忍受大卫狂躁的脾气，工作非常憋屈。
拍戏的两个月里，大卫时不时流露出疯狂的神情。他最亲近的徒弟都不愿意接近他了，有些害怕地说，“师父你就是任之。”
有一天，大卫自己在家琢磨任之的一段戏。在这个片段里，任之要对找上门的安娜发表一段演说。他反复地想，决定将二十世纪所有暴君狂人都加在这个形象上，希特勒、斯大林、奇爱博士……想着想着，他突然抓起一把电推子把头顶的一溜头发全剃了，开始对着镜子练狠练颠。
大卫变成了穿中山装、戴眼镜的任之。任之吊着嗓子说：“你自由了，你就得自己想事儿；你自由了，你就得自己做选择；你自由了，你就没有面包了呀！”那场戏一遍就过。
大卫不信任任何人，他自己包办了片子的剪辑和配乐。他想起《杀死比尔》里的著名台词：“我没有经验，就用疯狂来代替”。他摸索着学习剪辑软件，没日没夜地剪了三四个月，在所有工作只剩下字幕尚未完成时，他第一次完整地看了一遍。
看到所有几乎将他的脑子挤爆的东西，在影像里疯狂地炸开，大卫激动得落泪。狂喜了两日之后，他迅速陷入低落。电影正式完成，在五月对外放映，三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无法从失落中抽身。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重新投入创作。他的脑海里酝酿出更疯狂的计划，开始了新的写作。
——END——
所有图片，都由大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