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30年前，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告诉一名记者，达沃市有一位臭名昭著的大毒枭，跟警方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枪战后受伤、流血，被送到了医院，但还活着，于是他去了医院，拔掉了毒枭的生命维持系统。另一位随从记者则回忆到，杜特尔特还自称曾把一个毒贩子从直升飞机上推了下去。

言行粗鄙率直的杜特尔特当时刚刚被选为达沃市市长，一直做到今年春天在大选中获胜成为菲律宾总统为止。上述故事多少是真，又有多少纯粹是为了渲染戏剧性效果已无从考证；但如果跟过去几个月他发起的反毒大战的“成果”比较，会发现背后模式几乎如出一辙：从6月上台至今，已有超过3000人在这场行动中死亡，这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死于合法的警察行动，剩下三分之二属于法外处决，另外还有60万人——多半都是吸食毒品的人——因忧心性命而向当局自首。

杜特尔特赋予了执法人员对毒贩杀无赦的权利，并承诺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仅如此，一些报道称他参与创建了臭名昭著的达沃市摩托车行刑队，这是一个包括暴徒、前叛军人士、士兵、警察等在内的“义务警员”队伍。

与此同时，这位作风像极了独裁者的总统在民众中却享有极高的威望：在有5人竞逐的大选中他获得了38%的选票，最近支持率更是一路飙升到了91%。

为什么？

从表面上看，杜特尔特在达沃市的政绩为缺乏安全感的菲律宾民众提供了一个出路。这个南方重镇曾是反叛分子、穆斯林分裂势力和各种犯罪分子的天堂，“每天都有两三个人被杀，丢在沟里”；经过杜特尔特二十几年的治理，它成了菲律宾最安全、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然而研究拉美犯罪、法外暴力的专家们指出，真正的理由深深植根于菲律宾长期以来脆弱的政治机制、腐败以及社会和经济的不公平之下，比达沃市蒙着脸的行刑者更加可怕、也更加阴郁。

菲律宾于1986年结束了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建立了所谓的民主政权。尽管经济有所发展，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导致社会经济差别越来越大，家族派系林立纷争不断，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更重要的是，菲律宾腐败猖獗。当司法在金钱面前形同虚设，富人可以用钱购买到安全、摆脱掉麻烦，对司法的不信任就深深植根在了普通菲律宾人心中。在杜特尔特前任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该国安全方面的丑闻就层出不穷，2010年香港游客遭绑架和杀害的马尼拉人质危机就是个案例。

匹兹堡大学Miguel Carreras等人的研究发现，社会安全感的缺失会加剧民众对政权的不信任感，而政治不信任具有“自我强化”效应，可以加剧民众对未来政治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不信任感，这反过来会导致民众支持那些改变现行体制或做法的激进措施。这种效应在领导人特质高度明显、影响力巨大的情况下尤为突出。

杜特尔特两位前任，出身名门的阿基诺三世，以及毕业于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阿罗约，都是此前总统的后裔，属于菲律宾精英一族，出入马尼拉的高级沙龙之中。相比之下，杜特尔特言辞粗鄙、行事凌厉，跟前任和其他政客的软弱、空谈形成了鲜明对比。

墨西哥科技自治学会（Mexico Autonomou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教授Gema Santamaria和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拉美和加勒比中心的研究主任José Miguel Cruz对二十几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民众对政府越不信任，就越能接受法外暴力。相反，政府机构强大高效的国家，民众对法外暴力的看法越负面。

Santamaria近期接受采访时说，在政治基础脆弱的国家，法外暴力代替了正式的司法体系，在墨西哥可能以雇佣杀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哥伦比亚是“半自卫”准军事武装，而在菲律宾就是杜特尔特的行刑队等——但他们内在的驱动力是一致的。

为什么不去解决司法腐败、低效等更深层的问题？Santamaria等人认为，因为机制改革不像打击犯罪那样更快、更好地产出绩效，获得民众支持；另外，软弱的政府意味着其领导人通常也无力解决这些深层问题。因此，与其等待腐败低效的政府采取行动，绝望的民众宁愿选择暴力，哪怕这意味着赋予他们不信任的警察等机构更多法外权力。

“当体系无法正常运转，在一段时间里，你会创建出一定的惩罚文化，”她说，“不管警察会怎么做，你想要的就是公正，而这将是粗暴的公正。”

经济社会的不公和政治的腐败催生了法外暴力，法外暴力又会滋生不受惩罚（impunity）的文化，鼓励更多暴力，而更多的鲜血增加了民众的不安全感，最后结果是对政府体制更加不信任，最终陷入失控状态。在研究人员看来，菲律宾现在就处于这一恶性循环的某一个链条上。

在竞选总统时，杜特尔特发誓将“杀死所有罪犯”，让他们的尸体喂肥马尼拉湾的鱼。迄今为止，他似乎正在一步步实践他的诺言。但当他执掌的地方从人口不足200万的达沃市，扩展到人口过亿的整个菲律宾时，他的对手就不仅仅是个某个毒枭了，而是脆弱的政治机制、透骨的腐败、社会经济的不公等等，而仅靠暴力恐怕无法拔掉它们的生命维持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