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话：
一次和朋友整理照片，突然发现，几乎每一个摄影师都拍过“路”。在国庆假期来临之前，我们又叫上了12位正午的摄影师朋友，找到了他们拍下的“路”，并写下他们对当时情境的描述。
这些照片似乎都能将我们置身于摄影师所在之地，目光望向前方，路的消失点。
正午 朱墨
China, 长居上海的景观设计师，偶尔拍拍照。
那大约是六年前的事情了，从敦煌一路通往罗布泊深处的无人区，几个小时的直线道路没有尽头。第一次感觉到世界的尽头就是这样，无我无他。正是这次旅行，我开始在意识深处觉得，自己对身边的国家充满未知。我开始了解，有不同的人，以我们自己看不到的方式生活着，而在路上，就是我们不同世界的唯一交集。
邓云，摄影师。1983年出生于山西太原，2003年移居日本至今。
空气里有股滚烫的沥青味，傍晚雨后的积水上已经飘了一层厚厚的油。4月里的某一天，我坐上最后一班去往川崎工厂区的深夜巴士。为了体验一次绝望，你就不得不忍受着巴士司机那不确定的眼神。与北海道室蘭工厂区的那种正在塌陷的末日帝国感相比，川崎的工厂区更让人身临其境。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四下无人，工业气息的风使我头皮发麻。感觉就像置身在《1984》里，你可以想象路边延绵不绝的管道里流动着告密者的信函，循环播放着的广播也像是来自监听者的警告。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4月里的某一天，我走在凌晨四点工厂区的步行隧道里，期待过一次海啸。
冬瓜，不专业摄影师，长住北京。
大约是2009年冬天，围场县到红山军马场的路上。
虽然我不是老法师，但这条路我在春夏秋冬都走过，记忆最深的是冬季。
走前一天，围场刮起了七、八级风，把落下不久的细碎干燥的粉雪全吹了起来，能见度不足五米，当地叫白毛风，人都不敢出门。在县城一个没什么人的宾馆，我听了一夜鬼哭狼嚎般的风声，第二天风忽然就小了。
在黯淡的阳光里，班车懒洋洋地碾过薄冰和飘忽的浮雪，驶向草原，行到半路停车卸货，我下车撒了泡尿，望着空荡荡的道路，站在路边的寒风里拍下了这张照片。此后每每想起北方冬季的道路，眼前都会出现照片里的情景：雪和冰混杂着平铺在乌青的柏油路面上，被车轮碾地如同被侵蚀的海岸，只有偶尔露出的行道线指向无边的北方。
焦宁南，摄影师，曾工作生活于北京多年，现居长沙。
北京是个很奇怪的地方，高楼大厦、城乡结合处、僻静荒野都能在这座城市有机融合。通常是这片还是灯火辉煌，但离开大路用不了多久，就可能是另一片漆黑连路灯都没几盏的僻静小路。我经常开着大灯，放着莫扎特的钢琴曲开这样的小路，即使是冬天也会开点窗户吹吹风，如果再赶上一场冬天的大雾霾，你就会感觉自己身处在一部诗意的电影中。
畏惧黑暗大概是所有人类的共同心理，我也不好说那些时刻我是有点怕还是有点兴奋，总之，大部分时候，远方就是黑乎乎的一片，只有眼前的一小段路会被车灯照亮。
林舒，福建人，摄影师，现居北京。
夏天午后阳光强烈，北京郊区某个小村子的一条路，不知道它通往哪里。
搬来顺义之后，我才知道这片区域有很多豪华别墅以及各种高档的配套设施，国际学校什么的，总之就是看起来很高级。有时候猛然听到身边跑过的中国小孩，一口流利的英文，也是有点儿恍惚。但是在那些整洁宽大还不堵车的道路的某一个不易觉察的拐角，我经常骑着自行车乱逛，穿过一些介于工地与荒野之间的混搭遮蔽地带，发现了许多萧条凋敝的小村子隐藏其后。
这些村子仿佛是被抛弃的。对于我这样一个偶然误入此地，想随便拍点儿什么的陌生人来说，根本不在意这条路通往哪儿，反正大概就是通往又一个别墅区。我在意的，是右边这一小段似曾相识的白色矮墙，这老旧的样式，似乎勾起了一点儿什么童年的记忆，在烈日之下。
毛秋元，摄影师，现居上海
这张照片是去年九月在哈尔滨拍的，那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人不多，街上扬声器播着小苹果，耀眼的阳光照穿了地面，稀疏的行人像漂浮在这条路上，照片里这条路的气息把我带回了初秋的北方，朋友的婚礼，非常快乐的时光，跟整条斯大林街融化在了一起。
某Mouhoo，艺术家，目前工作于北京。她试图通过各种媒介来追寻和感知围绕在物周围的灵性。
这是一条接近隐形的路，它离生活很远，像是从没存在。当驾车从山谷上的公路疾驰而过时，它便是隐形的，又或是攀爬到了山谷中，却偏巧被夏季繁盛的植被遮挡，你也不太容易发现它。在这山谷层层叠叠的树林下，有许多这样的路似有似无地交织着，起点不详，终点不详。
走进这样的路网，便是一次考古，怀揣着对第一个用脚步闯入这片土地的生物的猜测，恍惚间我变得身不由己，只得任凭这路带我去那些隐形的秘境之中。
汤庭，摄影师。
2013年底去澳大利亚，沿着大洋路开车，偶尔会遇见成群的袋鼠蹦跳前行。后来在返回墨尔本的路上发现了这只躺在路边的袋鼠尸体。
王丁丁，偶尔的摄影翻译作者，摄影师。
凯叔的离世既是预料之中的，又是意料之外的。我赶去大庆参加他的葬礼。
青灰色的初冬用低温压抑一切，光秃秃的树杈和尚留有枝叶的乔木都笼罩着灰尘。葬礼汇集了所有的亲戚，有些我熟悉，有些我陌生，人们彼此寒暄着，人们按部就班着，车队、仪式、哭声、聚餐。凯叔的家人张罗着一切，仿佛一切流程都是自动的。
最后一次聚餐，席间凯叔的儿子，我的堂弟纷纷向不同的长辈敬酒，有一位叔叔突然说，老爹死了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大伙沉默，有人圆场。
第二天堂弟送我去火车站，他借来了一辆白色捷达，开车开得飞快，引擎咆哮着，在冰冻的路面上飞驰，在无序的路人间穿行。一路沉默，我掏出相机按下了这张照片。
我不知道究竟哪些事情还会继续，哪些事情会被遗忘，只觉得自己此时已被装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卸净。
尤文虎，生于宁夏西吉县，做过设计师、电脑维修、摄影记者、文字记者、图片编辑，现客居北京。
走过那么多路，新疆最让我难忘。我借的那辆破车，晃晃悠悠跑了很久，沿途的风景也没有变化，路远就显得车慢人小。但我在这个峡谷前呆了很久，看着那条七拧八绕的路，班车拉人，卡车拉矿，出出进进，真有上帝感。
我后来问了一个满脸痘痘的小伙子，他说这个矿区里的男人，脸很黑，爱喝酒，而女人，都很胖，也爱喝酒，然后他忍不住笑了，显然说了假话。但我觉得这样好，谁也不嫌弃谁。
我站在山顶指挥了一会儿这个世界，然后就走了。我还得赶路，看别人的稀奇，过自己的日子，这才叫在路上。
朱英豪，自由摄影师，偶尔的旅行写作者。
清晨，津巴布韦。奇卡扎扎先生的几个孩子与我在路口告别。红色的铁矾土路穿过农场的庄稼地，把孩子们引向一片穆萨萨树林以及隐藏在树林底下的一条河流。趟过河流，孩子们还需走上两个小时才能到达一所山坳里的学校，中间还会经过一个艾滋病村。
奇卡扎扎是一所白人农场的经理人，拜穆加贝的土地改革所赐，现在这所农场已经在卡杰西先生手里——这场运动把无数白人从他们世代经营的农场赶走、杀害，也让国家陷入破产的困境。而很多像卡杰西一样，当年和穆加贝在雨林里中出生入死打游击的战友，都在一夜之间成了新农场的主人。
当我看到奇卡扎扎先生和几个孩子挤在一间脏乱不堪的小屋子时，我很羞愧，因为新主人把旧主人居住的三层带泳池的别墅让给了我一个人。旧主人雕花的血檀木餐桌上依稀散发着烤培根的气味，我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幻觉。但他们的确走得太仓皇了。和奇卡扎扎一起留下来的，是七百公顷的玉米、向日葵和烟草、现代化的农具、二十几个雇农、孩子们身上英式的校服、以及抄写在简陋黑板上的英式首调唱名法。
“她也许写出了她的真实感受，但未必真的了解我们。”谈到诺贝尔作家、出生在津巴布韦的莱辛女士的观点，卡杰西先生魁梧的身躯陷入农场办公室巨大的沙发里，眼神里流露出不屑的表情。对于我这个暂时的外来者，这注定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争论。后来的很多事证明，对他们进行简单的道德判断也是可笑的。当我离开的时候，卡杰西夫人告诉我她正计划为孩子们修建一座石桥。去年发水的时候，农场里有两个孩子在放学回家时被急流卷走了。
张之洲，自由摄影师。
整理照片时，这张照片给我造了不大不小的认知障碍。它跟我在家周围拍的照片放在一个文件夹里，但是我对这个场景却很陌生。桥的倾斜角度有点怪，坡度有些过缓了，在我印象里，只有安华桥那边坡度才这么缓，我可不记得那会儿我会在大清早跑去拍照。
这应该是清早吧？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车骑着马路牙子胡乱停在逆行道上，大白天他们可不敢。我猜我当时大概是因为秃树冠、泛湿的路面和孤独行走的人而按下快门的，加上阴冷的色调，确实有一些乡愁感。现在，我不知道这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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