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高中生的联合国

模联圈有个惯例:高一当代表,高二当主席,高三淡出。在网上,有人把模拟联合国称为“高级角色扮演”。他们注重礼仪、形式感,熟悉外交政治,看大量英文材料,严肃讨论世界形势。同时,模联圈也是他们的高级社交圈。除了高考,北京的高中生还有怎样的生活?

2016年09月29日黄昕宇 北京来源:界面新闻

特写

 

2016年4月,北师大附中高二学生贾煦祺在朋友圈发了9张照片:奖状、工作证、国家牌摊在地上,排列整齐。接着,他写了一段将近400字的“小作文”,宣布退出模联圈。

“要退圈了。打开柜子,在家收拾自己的会议用品。想了半天,就算每次当代表都拿奖,就算BJC和PKU每次都能拿大会奖,又怎么样呢?”他写道,“作为社团主席,我也一直在苦恼怎么样才能算是管理和培养。简而言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我都不是个优秀的模联人……”

这是个下了很大决心的严肃决定。不过,这也是模联圈的惯例:高一入社团当代表,高二组织会议、当主席。升高三时,准备高考的人就淡出了。

模联,指的是模拟联合国,这是一项对联合国大会和其它多边机构的仿真学术模拟活动。参与的学生扮演国家或其它政治实体的外交代表,围绕国际问题在模拟会议上进行磋商、辩论、游说,推动国际问题解决。模拟联合国来源于美国,在中国,最早的模联会议由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在1993年举办,主要面向国际学生。面向国内高中生的模联会议开始于2005年,由北京大学举办,名叫北大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

对贾煦祺来说,2016年3月召开的北大模联会议也许是他的闭幕演出。他倾注了格外的心血,决定拼一次。下个学期,他就要念高三了,必须全心学习。

这届大会的主题是“全球治理:协同与变革”。贾煦祺所在分会——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是英文会场,议题为“网络时代下的国家安全”,他是英国代表。

2015年10月,会议主席团下发背景文件,贾煦祺就开始了资料准备。他将2009年开始的每一年度英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打印成册,每看一册,就把与之前重复的内容涂黑,摘出更新的部分,再将这些内容与当年度英国政治经济状况和发生的时事进行比对分析。之后,他又研究了英国与美、中、欧盟等大国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他查阅大量新闻,从中获得极其有限的有效信息——整篇会议新闻中,往往只有一笔带过的一句“其中提到……”是重要信息。

那个寒假,他几乎天天泡图书馆。“网络恐怖主义”、“黑客活动”、“网络战”相关的理论书籍、论文集,在桌边堆成厚厚一沓,他边看边做笔记。

3月24日,出现在会场的贾煦祺一身衬衫、马甲、燕尾服、灰裤子和皮鞋,穿得非常正规,领口还系着白色领结。在桌面上的国家牌后,他摆了一瓶墨水,开会时,他手握羽毛笔,不时把笔尖探进瓶里蘸墨,写起字来,酒红色的长羽毛轻微晃动。

贾煦祺仪态大方,腰背挺直,他有点胖,显得有分量。轮到他发言,他一只手臂微微弯曲摆在腹前,开腔就是字正腔圆的英式英文发音,语气沉着。他扮成上世纪英国首相的样子。

英联邦国家在会议中迅速结成了国家集团,在模联术语里,这叫BLOC。开会时,代表们在名词定义上发生分歧,光是“网络战”具体指什么,就争了个没完没了。英联邦集团的代表们却格外默契,一致认同,只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网络攻防行动才可称为“网络战”。他们迅速明确定义后就进入下一层讨论,进展高效。经商讨决定,英联邦大方向上跟着欧盟走。然而,就在第三天晚上出决议草案时,欧盟与英联邦因为一个条款闹掰,英联邦代表们回到自己房间,连夜另起一份草案,一直赶到凌晨。

贾煦祺是集团中唯一的高二代表。他想,自己既是学长,又代表英国,必须对得住小弟小妹,于是花了四十多块钱买夜宵犒劳大家。

第二天,英联邦的草案与另一个集团草案合并,获得通过,成为这一会场最终确定的文件。

 

北京师大附中在南新华街马路边,历史超过百年,校园里除了现代化教学楼,也有灰砖斜顶的矮楼房和一座泛黑的石牌校门,显露出古朴的意蕴。北方入秋后,天暗得早,傍晚六点,天和马路都灰扑扑的。

最晚放学的高三学生稀稀拉拉走出来。贾煦祺跟其他同学一样,穿一身款式老气的校服。他不是那种改校服敞衣领耍帅的学生,红运动外套拉链整齐利落地拉到头,显得挺精神,肩上还背着一支羽毛球拍。高三学习太紧张了,他每天六点半起床,七点到校开始学习。下午所有课程结束后,还有雷打不动的全年级统练,也就是模拟考试,一天一科,把他“考吐了”。他通常会利用午休时间打会儿羽毛球,调剂调剂,免得下午打瞌睡。

除了备战高考,贾煦祺还为自主招生考试做着准备。他得有一份漂亮的简历。在他的履历中,除了模联经历,他还跟着一位协和医院博士参与了研究硫磺治癌的科研项目,都是加分项。两天前他刚参加了全国物理竞赛复试,如果复试拿了一等奖,就有资格进入实验部分,要是最终拿到一等奖,那么北大、清华就比较稳了。

我们坐在师大附中学生常去的一家小吃店。他会很得体地咽下食物,再不紧不慢地说话。贾煦祺说,他的第一目标是北京大学医学院。他的三姨奶奶是当年接生他的产科大夫,初中时,他们认真聊了一次医生这个职业。这是一份救死扶伤的高尚职业,收入不错,就业也有保障,他觉得很好,决定以后当个医生。他想学热门专业口腔科,“这意味着得把北京市百分之九十几的考生都干掉”,他笑起来,又很镇定地说,“每天一步步好好做呗,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贾煦祺高中加入模联是水到渠成。他从小就喜欢历史,读春秋故事、战国故事、《上下五千年》,小故事读多了慢慢就对大历史产生了兴趣,看了中国历史又开始读西方历史。有了一定史观后,他发现,自己看时事政治时,能分析出一些门道,于是渐渐对外交和政治有了兴趣。

他的父母都是教育行业出身,高中报志愿时,父亲知道儿子的兴趣,就向他介绍一个叫做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并建议他填报师大附中。他听说,这所学校模联办得很好。贾煦祺听了也觉得不错,那时,他以为模联是个锻炼高水平英文的地方。他的语言能力很强,初中时就为了和说美音的同学们不一样,特意听BBC、听英女王演讲,训练出一口英音。

贾煦祺的高中过得挺丰富。他选修了学校开的拉丁语课,学习一年后特地到意大利考了个大学等级证书,他还自学德语,打算再考徳福。学校排话剧《沙家浜》,他被导演看中出演草包土匪胡传魁,演得还挺传神。他还喜欢听相声,能演出喜感。

当然,他更多的时间精力还是投在了模联。在最忙碌的高二,原本成绩在年级前三名的贾煦祺,考到了一百名开外,连他父亲都忍不住说了两句。好在,忙完了几次大会后,他赶紧拼回了前四十。

2014年,贾煦祺在北京市十七校模拟联合国社团联合校际会。

 

在模联圈,厉害的人物会被叫做“大大”或“爸爸”。学弟学妹们一致认为,贾煦祺就是个“真大大”。

在北大模联会议上,贾煦祺的学妹是观察员。她说:“100多个代表,他用三个会期就把所有不同的思路都调整成了他的思路。”贾煦祺在会场上话不多,但每次发言都沉稳有力,切中要害。会期中的自由磋商环节,有些类似于茶歇,代表们离席休息,通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讨论议题。这时,贾煦祺就把比较重要国家的代表叫到一块儿,闲聊间,就转变了大家的思路。

师大附中的模联社团,分为中文组和英文组,每个组各有一个主席和学术总监,负责组织管理社团活动,带着成员参加各式各样的模联会议。高二时,贾煦祺当选为英文组主席,开学不久,中文组主席和学术总监都因为个人原因放下工作,他和英文组学总就担起了整个社团的工作,忙得焦头烂额。

在师大附中,模拟联合国地位特殊,它不受学生会管理,直属学校,社团自治。学校还给模联学生专门开设一门选修课,课程内容包括基础国际政治、国际热点问题分析、逻辑思维训练等等。每周一学校的社团活动时间,管理层的学长学姐会给新社员做培训,首先是穿衣礼仪、议事规则,接着讲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国际关系把握,然后是文件写作、演讲技巧,到后面还有开会技巧、得奖技巧,和许多场会议经验分享。

模联注重形式感,参加会议的学生,要像真正的国际代表那样正装出席。只有遵循一定的着装礼仪,你看起来才会像个外交官,而不是卖房地产的。单排两颗口子的西服,第二颗扣子得松开,否则坐下时,外套就会不自然地皱着;西裤皮鞋不能搭配白袜子,裤腿应该是达到皮鞋中部的长度,这样坐下来时,脚踝就不会露出来。绅士的着装,要求整个身体除了手和脑袋都被遮盖。

在网上,有人把模拟联合国称为“高级角色扮演”。意思是,你得站在自己所代表国家的立场想问题,考虑这个国家所处的环境,考虑你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然,也有完成度极高的角色扮演,有阿拉伯代表戴着白头巾参会,也有非洲代表专门涂了个黑脸。

一个师大附中模联社团的男生讲了个故事。他们曾开过一场1947年巴勒斯坦纷争的会议,轮到沙特代表发言时,他把准备好的古兰经一摊,说:“奉至仁至善的真主安拉之命,下面是沙特代表发言时间。”阐述一通后,沙特代表总结道:“如果犹太民族继续坚持错误主张,真主安拉的制裁会降临到你们身上。”

“这是模联的错误示范——不该过多把宗教思想带到会议里。”男生说。

每年招新后,模联社团会一下扩充几十甚至近百人。但很快,大部分人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陆续退出。一个学年后,只剩二三十个真正用心参与模联的人。有的会研读《国际关系史》《全球通史》,也有人会反复观看国家领导人或外长的讲话视频,学习仪态和手势。

这个年纪的学生,大都喜欢打游戏、看日本动漫、听二次元音乐,在发展路径上却各有选择。有人老老实实地读书、刷题;打算出国的同学,早早开始准备托福和SAT;竞赛大神们在其他人还学着高考课程时,已在某个学科领域自学到了研究生水平。

“他们跟我们就不是一类人,”贾煦祺仰起头,做出仰视的姿势,“我们看他们都是这样的。”

至于模联人,好像总在没完没了地写文件,正经八百地说些遥远的大问题。我问他,其他同学看你们,也仰视吗?

“是啊,其实没那么高深,我们正在努力减轻他们脖子的酸痛感。”

 

贾煦祺的初中同桌蔡斯宇,就读于北京五中,是模联圈的另一个大大。

蔡斯宇戴副眼镜,嘴唇上留一层黑胡子,他笑呵呵的,显示出一种老道的和气。在会上发言时,他从不带稿,抬起一只手,一边说,一边一下下做着有力的外扣手势,给他的陈述提气势。

蔡斯宇正准备申请出国,比高考的同学们清闲多了,时间多到可以练练书法、武术和轮滑,学习学习编程。他打算读的是金融,这是受了从事金融行业的父母的影响。小时候,他的启蒙读物就是《穷爸爸富爸爸》、《小狗钱钱》这样培养财商的少儿读物。

初中时,蔡斯宇和他专注学习的同桌贾煦祺完全不同。有一阵子,他在QQ空间读了许多“90后创业”、“18岁挣到100万”之类标题惊人的创业帖子,宣扬读书无用,不如早点出社会攒经验。十四五岁的蔡斯宇深以为然,他瞧不起一门心思学习的同学,严肃地质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将来干什么?”有一天,他郑重向父母宣布,自己决定辍学去打工创业。

为这事,父子俩一连吵了几天,面红耳赤。毕竟是少年心气一时冲动,到初三,所有人都开始好好学习,他也踏实下来,收了心。

蔡斯宇上高中时才知道模拟联合国。在刚开学的社团招新现场,模联摊位是一整排西装革履的学长学姐,气场惊人,有种超越年龄的高端大气,新生们纷纷簇拥上去。

进入社团一个多月后,他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校际会。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模联会议,上台发言时,腿是抖的。

他报名的英文会场开的是历史会——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与会代表50多人。

会前两三周左右,组委会发来背景文件,四五十页英文夹杂着法文,蔡斯宇看傻了。这次会议的主席特别严格,要求立场文件必须达到1500字。他和同伴搭档,每天夜里11点写完作业开始写文件,一直写到凌晨2点,白天到学校互相交流一下,晚上接着写。这样写了整整一周,到1200字时,实在凑不出来,就把中间300字的一段话整段复制粘贴到结尾。

会后,“凶残”的主席花了一个小时从着装到发言一一点评指正,他那复制粘贴的三百字当然也被点了名。蔡斯宇说,他“尴尬至死”。

模联给他带来许多改变。原本说英语一开口就是“I”的句式习惯,很快被他摒弃了,转而使用“the delegate or the government of”开头,这是因为你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同样的,“think”一类的主观动词也不能用,因为国家没有主观动作,只有客观行动。他的英文写作也逐渐习惯了大段陈述铺排的长复句,这是一种官方宣言式的句式。此外,他还学会翻墙搜索国外新闻和官方文件,大量多元信息的摄入,让他逐渐养成经过思考再下判断的习惯。

高二时,蔡斯宇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同届的12名学生会干部里,有4个模联成员。在竞选时,模联人普遍在演讲仪态、陈述逻辑和说服力上更胜一筹。

他和贾煦祺是再熟不过的老朋友,连一口标准美音都被老贾的英音带跑偏了。师大附中办校际会时,贾煦祺担任英文会场学术总监,蔡斯宇欣然前去“砸场”。

那场会议模拟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是缅甸局势。蔡斯宇代表缅甸。主席团预期的会议走向是,各国代表对缅甸军政府展开攻势。没想到开会前一天,缅甸大选选出了第一位民选总统。于是,蔡斯宇的身份从军政府代表,一夜间变为民选政府代表,会议气氛一下变了。

轮到他发言时,这个“想法特别,思维拧巴的小胡子叔叔”风度极佳地走上台,先用30秒简洁而条理清晰地阐释了一遍变化中的缅甸局势,接着,他异常明确地向代表和主席宣布,“这是我们缅甸内政,不需要安理会讨论”。说完就下了台。主席和其他代表当场懵了。

蔡斯宇认为,且不说讨论的许多问题确实是内政问题,即使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也得维护国家独立。在他看来,这场会议的议题本身就存在问题,但也不是不能开下去。“如果我是美国,我就说,第一,历史上缅甸的很多叛军受到了国外势力支持,比如俄罗斯;第二,缅甸叛军威胁到我们美国和盟国的安全。那么问题就升级到地区冲突了,我没权干涉内政但我有权保护盟国。”

蔡斯宇告诉我这些故事时,我们正在北京五道口的一家咖啡馆。店里都是穿着入时的年轻男女。只有他,戴眼镜,背双肩包——标准的中学生模样。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词,全都是“安理会”、“朝核”、“国家有机体论”……我想我们谈论的,也许是这家咖啡馆里最“高端”的话题。

蔡斯宇决定出国留学,是因为金融专业在国外机会更多,学习环境也更好,而中国大学给他的印象是:男生每天在宿舍吹着空调,光膀子打游戏,大一玩,大二玩,大三实习,大四赶论文。这让他不禁想质问:“你们有没有想过,未来干什么?”

蔡斯宇在舞会上。

 

在北京,高中生们如果要参加模联会议,有很多选择。大致有四类:

第一类是由各中学模联社团主办的校际会;第二类是北京大学、外交学院等大学主办的会议;第三类是学生自己组织办会,比如北京高中生模拟联合国协会(BJMUN),以及被称作“爱梦”的IMUNC;第四类则是商业教育机构办的模联会议。

模联社团和玩模联的学生们,在选择参会时自有些考量标准。学术水平、会议组织、规模和会费,都会被纳入考虑。

各个中学的学生总在会上打照面,便也形成了一个圈子,这大约是他们混的第一个校园外圈子。他们有共同的微信群,有时相约一块参会,或是一起考个托福,有时只是约饭。还有人来参会,就是奔着交男女朋友的目的。模联有个别称,叫“婚介所”。在这里,年轻的学生们衣冠楚楚,分外成熟光彩,谈朋友的比例也格外高。除了学术,社交也是模联的一部分。大会中通常也设置舞会,或“地球村”之类的交流联谊活动。

北京市高中生模拟联合国协会(BJMUN)并不是学术水平最高的会议,但这个完全由中学生组织参与的模联大会,却是非常重要的社交会——在北京,绝大部分模联开展得好的、被称为“主流校”的中学,都会参加BJMUN,由此产生了个“BJ圈”的说法。

但是,传统模联强校北京市十一学校,却不在其中。

十一学校是以教育改革闻名的实验校,选课走班、打破班级管理制、学科教室、校本课程等等大胆的教学管理方式,都曾经被广泛报道。这所学校提倡学生自主,社团文化特别繁荣。他们的模联活动起步很早。2005年第一届北大会召开时,十一学校的几个学生前去观摩,回校后就操办了起来。学校模联招新,面向从初中到高中的全部学生。

戴冲是十一学校的社团指导老师。他说,社团内有两三百个松散的社员力量,骨干七八十人,可以胜任主席团工作的核心骨干有二三十个。这个规模是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

戴冲认为,模联应该是公民教育而非精英活动。这个教育活动包括许多方面:第一,是国际关系和时政教育;第二,思维教育,比如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创新能力都涵盖其中;第三,培养学生学术能力,包括调研、阅读、调查分析和写作的方法;第四是沟通交流和语言表达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公民意识。”既然将它看成重要的教育平台,就不能设门槛,要进入骨干和核心队伍,才会有要求和选拔。”

2010年北京市高中生模拟联合国协会(BJMUN)成立时,十一学校是几所初创校之一。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们自行退出。现在,戴冲和模联的核心骨干们一起,审慎地为处于圈外的本校社团,挑选他们认为学术质量和会议组织都有保障的模联会议。

戴冲说:“圈子有利有弊。当然能共享很多信息,但也助长了不好的现象。模联圈现在有一些很不好的风气,比如刷奖、相互攀比、说假话空话大话、互相攻伐,耗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生‘我玩模联就很了不得’的心理。我们对圈子有一些防卫。”

有时,其他学校的学生在一些全国会上遇到十一学校的学生,发现他们能力极强,学术水平和英语口语都十分出众,但似乎因为经验不够,好像“不太会开会”。

“形成圈子最大的好处是人脉。”贾煦祺说。你结识的是全北京综合能力最顶尖的学生,语言表达、处理问题的能力、情商、智商皆高,即使现在大家都还是学生,已经可以感受到,在北京随便参加什么学生活动或组织,都能遇到熟脸。

贾煦祺用刚获奖不久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来说明:“这些人以后怎么都得是‘第二空间’往上的人吧。”在小说里,作者描写了一个不同阶层的人住在不同空间的社会设定:第三空间是底层,第二空间是中产,第一空间则是当权者。

蔡斯宇在圈里认识了很多出国留学的学长学姐,收获了不少申请和择校经验。但在这个圈子,他也看到了同龄人和更长几岁的人不同的状态。有人在朋友圈秀了一段又一段短暂的恋情,有人勤勤恳恳地走上了学术道路,也有人年纪轻轻已经冠上了CEO头衔……有人踏实,有人浮躁,有人现实,有人理想。而他也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到2016年,高中生模联在中国开展已11年。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进来,但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没有经过培训、没下功夫进行会议准备,也心安理得前来参会。到最后,专职混圈、在所有会议频繁刷脸的人也出现了。

几乎所有人都发现,模联会议质量普遍下降,“水”多了起来。普及还是精英化发展,成为BJ圈近几年热议的话题。在北大模联指导教师及社团领袖会议上,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争得不可开交。

“我觉得吧,挺可乐的。”贾煦祺用一种“已经看透”的语气说,“再精英化你也得开会吧,没有‘平民’给你交会费,你怎么开呢?要是‘平民化’,没有精英来给你提学术质量,这个会的水平怎么提上来呢?大可不必纠结这些。

贾煦祺倾向于公民教育。他相信,“平民”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收获的,远比因为“平民”参与而让“精英”失去的多得多。“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的。我们可以允许在‘平民化’趋势中保留一些精英会议。”

“我跟社团同学说,不管在什么会议环境中,你都要以精英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他说,像个成熟的干部。

2016年BJMUN大会,舞会入场。

 

2016年8月,BJMUN按照惯例,召开暑期研讨会,地点定在北京21世纪饭店。

早在五个月前,十二人的组织团队成员就开始了这场会议的筹备。先出计划和预算,接着招募主席团成员,之后进行学术准备,撰写会议背景文件,会务方面则组织报名和缴费,同时进行酒店联系和物料准备。

组委会专门开了一张银行卡,走会议账目,由即将上高三的秘书长刘一杉负责。BJMUN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办会资金主要依靠收取会费,有时拉到教育机构的赞助,便相应压低会费,财务方面达到收支平衡即可。

8月3日下午两点,暑期研讨会正式开幕。穿着西装和套裙的代表们三五成群,步入巨大的开幕式会场。有个男孩像套着爸爸的衣服,过大的西装外套吊在肩上晃荡,衬衫领子竖着,大概是系上领带后忘了翻下来;另一个男孩西服西裤都太短了,露出脚踝和手腕上粗犷的运动手表;有人打着夸张的花领带,还有人系领结。女孩们的裙子款式各异,许多人蹬着高跟鞋,有人披着宋美龄似的披肩,也有人穿着学生气的短裙和帆布鞋。那些活跃的代表,像小蜜蜂似的东转西转地打招呼寒暄。害羞的,就安安静静地坐着。

第四会场开的是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主题是:新时期民航。主席坐在前排,代表席位仿照联合国会议室摆成双重U型。正式开会前,主席团先卖了个关子,给大家发放一次性纸杯,并亲自倒水。代表们很快发现,纸杯是特制的,杯底印着英文单词,一番喧闹中大家茫无目的地挨个询问。将近半小时后,杯底单词能凑成句子的代表们聚到了一起——这是主席团设置的“破冰”环节,在会议的最开始,让代表们彼此认识。一个男代表重新坐回座位后,不屑地歪着头向后一靠,好像对这一形式不太感冒。

会议正式开始,主席首先点名,包括中国、德国、美国在内的13个国家和4个相关国际组织代表举起桌上的国家牌,依次答“到”。此后7个会期中,他们在无数次动议和投票中都会像这样举牌,表达立场。

接着,主席随机点名,拉出主发言名单。过去几年间连续遭遇两起空难的马来西亚首先发言,代表走上台,站到麦克风前,事先架设好的摄影机将她的发言画面实时投影到大屏幕上。屏幕下方有道横条,显示会议环节和发言计时,这是组委技术部门设计的会议系统程序的一部分。

代表们将讲义夹抱在胸前,绝大多数说一口美式英语,有的沉着大方,有的过于紧张,小声结着巴。最引人瞩目的,是小个子德国代表,他不带稿,西装扣子松开,微侧身站到台前,一只手撩过外套侧摆插在腰间,另一只手撑在面前的会议桌上,用低沉的语调说话,一直说到主席敲锤示意时间到了,他才手插裤兜,不紧不慢地走下台。

贾煦祺和蔡斯宇都来了。他们在两个英文会场间走动旁听。贾煦祺衬衫西裤穿戴整齐,一板一眼地打了领带。

航空安全、耗能、污染排放、国际联动等问题被相继提出,第一天会期结束。第二天和第三天,讨论逐渐深入,就连最羞涩的代表都被主席点起发言了多次。所有人都期待着第三天晚上的舞会。早在好几天前,大家就给自己约好了舞伴。

舞会在大会场举行,女孩们穿上了漂亮的裙子。舒缓的音乐响起,组委会成员和各会场主席们带头步入舞池,其他代表也纷纷牵着舞伴加入。有人关了顶灯,大家又惊又喜地起哄,舞池一下幽暗起来。一个胖胖的女孩和一个帅气的高个男生跳完一曲,激动又害羞地道谢,男生回礼离开后,女孩退到舞池边缘,立刻被一堆叽叽喳喳的闺蜜围住,她忙不迭地轻拍胸口,“他跟我跳舞了,他跟我跳舞了!”

舞池两侧的彩灯转动闪烁,音乐里,年轻的男孩女孩尽力表现得从容优雅。只有在舞池边上的交头接耳,以及舞池里的生涩步伐间,他们才流露出一丝紧张兴奋。

8月6日上午,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会期,连开三天会熬了几个晚上的代表们陆续入座。有人松开领口,有人一直趴在桌面,整个会场显得疲惫不堪。最后一个会期依然按照正规流程进行,临近中午,所有的动议纷纷被代表们否定,没有人想再开启新的话题。这时,一个代表提出,可以稍事休息,自由磋商,全场国家牌都举了起来。

主席审阅完代表们提交的决议草案后,一份文件迅速获得投票通过。这场前后四天的会,到此结束。

主席点评时,代表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传国家牌签名留念。旁观会议很久的小胡子叔叔蔡斯宇坐到麦克风前,打算说几句:“我看到大家在会议中进步很大,这值得肯定,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当年你们的主席们当代表时……”他原本打算说,代表们的会议准备,确实不如上一届周全、深入、尽心尽力。

但此刻的台下,有点喧闹,忙着签名的代表们已经开始轻声商量,是先收拾屋子参加闭幕式,还是先聚餐。

2016年BJMUN第四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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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题图:蔡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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