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有些动情，语气顿了顿。

“我父亲虽然对我很严，但很爱我，我还是很幸运。他把中国教养放在我身上，虽然是一种桎梏和压力，也是一种稳定、安定的力量。”在暌违银幕4年的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以下简称《比利·林恩》）北京首映发布会上，面对记者关于父母亲情的提问，李安一直平稳的情绪和语气起了些微波澜。《比利·林恩》中，李安早期作品聚焦的父子关系主题仍有回响，但已经离开叙事主场，父亲被弱化成符号式人物——坐着轮椅的病人，沉默，略有些暴躁；作为儿子的19岁年轻士兵的自我成长与宿命选择成为主角。有趣的是，李安的儿子李淳也出演了这部电影，这为影片的父子关系增加了另一层解读的可能。

“一方面以自我实现与之抗逆，另一方面因未能传承而深觉愧疚。”作为家族长孙，李安曾这样描述对于同样拥有家族长子身份的父亲的矛盾情感。两个同样背负家族使命的男人，曾因各自的理想产生冲突。结果是儿子胜出，李安最终越过父亲为他设定的子承父业的爱的藩篱，投身到电影的疆域。但渴望获得父亲认同的压力在李安电影生涯的初期如影随行，甚至令他多年无法对“导演”的身份达成自我认同。

这样的情感放在《比利·林恩》中李安对传统电影模式的怀恋与抗逆上同样成立。11月11日，《比利·林恩》在内地上映，李安首次使用120帧/秒的拍摄制式，打破电影自诞生以来延续百年的24帧/秒拍摄传统。对此，李安为自己的做出注解是，“我不是想拆掉天堂乐园，只是想把篱笆扩大一点。”

李安从来都是一个勇于跨过篱笆的人——拍《饮食男女》时，他试图将纽约独立制片模式引入台湾；拍《理智与情感》时，他努力将东方细腻情感投射进西方经典；拍《卧虎藏龙》时，他探索将东方审美和武侠电影类型送入美国主流市场的可能；拍《断背山》，他瞄准的是烫手的同性恋题材；拍《色·戒》，他首次挑战大尺度激情戏；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下简称《少年派》），他放弃熟悉并深爱的胶片，第一次使用数码技术尝试3D拍摄。这一次，他的目标是使用5倍于传统24帧的频率拍摄。他坦言，“这是我遇到过的最难的一次。” 不断创新的勇气为他赢得尊重，也带给他幸福的无奈，“我的名字叫‘安’，我从来都是怕事情，怕得罪人， 但拍电影的时候又老是（不由自主）往不安全的地方走。”

这个天秤座导演有着自己的执拗。很多时候他真像天秤座，温文尔雅，含而不露，宽和周到。而他也有锋芒，比如他裹挟在作品中的锐利，比如他回答对中国影市看法时的引而不发。对这位被视为华人电影标杆的导演，人们总是觉得既亲切又遥远，既熟悉又陌生。这种矛盾性不是来自他的隐藏，倒是因为他的坦诚。每次他越坦诚，他的面目似乎就越模糊，因为由此传递出来的丰富性更增加了为他定义的难度。他曾在多种场合承认自己的矛盾性，他的谦卑真诚与他的锐意冒险，他的天真与他的老辣，他的妥协与他的任性，包括他这次在《比利·林恩》中呈现的客观真实与宿命虚幻 彼此相矛盾的镜像，在同一个主体身上相互拉扯出更多样的意义来，以致虽然大多数媒体评论他是君子，也有媒体说他是“暴君”。

对于李安这次颠覆传统的“胆大妄为”，评论呈现出少有的两极化，支持者发出诸如“开启电影史上新纪元”的盛赞，倒戈者不乏“李安这次玩砸了”的倒彩。或许对于这部意识超前的作品，现在给出任何评判都显得为时过早。14年前接受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采访时李安就曾表示，“我觉得如果有所谓的最终价值，经过时空筛选，一路下来所有纷扰的评断，不管好话坏话，都得经过过滤，逐渐会有一些价值沉淀出来。 从电影诞生的一刻起，它就开始经历不断检验的过程，如今经由网络，东西讯息的交换更为便捷，锻炼的火也烧得更加炙旺；至于有多少真金，就看火灭之后的灰烬中留下的是什么了。”这段话用在《比利·林恩》的评价上亦不过时。《比利·林恩》是否伟大之作的结论尚难得出，又会否带来电影技术新的革命也未可知。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位对电影有着伟大诉求的导演的一次竭尽全力，他以电影为安身立命的天堂，却又从未放弃打破藩篱的机会。

跨过篱笆：从第三视角到第一视角

“如今，电影只有故事是不够的，我们有责任创造另一种新的时空体验，给年轻人更好的理由，尽最大努力拉他们回到电影院。”

作为中国出品方之一，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对于《比利·林恩》的定性是：这是一次电影革命，我们要对新技术充满敬畏和尊重。为了支持影片120帧/4K/3D的最高放映格式，博纳影城在北京朝阳门旗舰店设立了专厅。根据于冬透露的一副原装眼镜800元的成本，整座影厅的造价想来不菲。尽管票价在300元上下，国内能够观看最高格式的SFC上海影城和北京博纳影城朝阳门旗舰店两家影院还是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众多影迷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朝圣”。受其票房拉动，两家影城在11月上半月的影院排行榜跃升至前两位。这不由让人想起2010年《阿凡达》上映时的盛况，老电影人都还记得，那一年全国仅有的12张IMAX银幕和800张3D银幕，“创造了当年13亿元票房中的12亿元票房”。然而，剧情片的小众类型与颠覆式的视觉体验注定《比利·林恩》无法复制《阿凡达》的辉煌。截至11月16日，《比利·林恩》上映6天，票房刚破亿元。

在传说中的“120帧”被反复强调的特征中，“沉浸式”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很多看过最高格式版本的观众为电影清晰的视效感到咂舌——人物的毛孔和伤疤，乃至呼吸和情绪都毫无阻隔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战争场面带来的震撼前所未有，片中人物的情感也在不知不觉中打开观众的泪腺，这种观影体验太过奇妙，甚至让人有些不知所措。当范·迪塞尔饰演的队长“蘑菇”死亡的瞬间，观众甚至能够纤毫毕现地观察到他眼睛光芒的逐渐熄灭，与比利·林恩一同体会“他的灵魂穿过自己的身体飘走”的感受；在一个全近景特写镜头里，“大反派”球队投资人奥格尔斯比的鼻子仿佛要从银幕里伸出来；而在被广泛提及的比利·林恩在战壕管道内近距离搏杀敌人的场景，则被媒体形容为“好像观众自己杀了人一般”。然而，也有观众吐槽，过于清晰的银幕让自己不适，庞大的信息量带来无所适从感，进而质疑“电影有没有必要拍得这么清楚？”

对于这个问题，李安的答案恐怕是——就是要这么清楚。“沉浸式”体验为观众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打破了传统表演的“第四堵墙”，让观众从原来的第三视角进入第一视角，更近距离体察人物，“我希望观众一看电影就进入忘我状态，有一种亲密感和参与感。”《比利·林恩》中，李安给了人物更多的脸部特写，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阅读彼此的脸、神采和思想。对我来说最可贵的正是看到人的脸，一张脸比一场战争提供的讯息都要多。”

这种对第一视角的极致追求，与李安对影片角色研读与戏剧性发挥的要求密切相关。回顾李安的作品就会发现，无论面对再大的表述对象——美国内战也好，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转折期也好，抗日战争也好 他总是会把镜头从宏阔的历史深处调转，对准人物的内心，向人心深处挖掘。这一点在这次关于伊拉克战争题材的表达中达到极致。此外，对于第一视角的诉求，还与他作为电影人面对“多屏”新生代观众的担当有关，“如今，电影只有故事是不够的，我们有责任创造另一种新的时空体验，给年轻人更好的理由，尽最大努力拉他们回到电影院。”

李安有句关于“每个人”的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玉娇龙，都有一个绿巨人，都有一座断背山，也都有一个比利·林恩 也许他想说的既不是玉娇龙也不是绿巨人或者比利·林恩，而是“每个人”。 他曾表示，“虽然族群相异，但人性、人情却有共通之处，只要触及人性的共通处，电影拍得好，故事说得动人，讲到心里去，都会感动人；只要表达的是真情，够具体，它就能超越种族、地域、国界，它就不是一种关起门来的感情。”这次，他自己对《比利·林恩》的评价是“动人，真诚，灵气”。看起来，李安似乎又朝着“每个人”的“理想国”迈进了一步。

使用120帧的想法是李安在首次使用3D技术拍摄《少年派》时产生的，他当时切身体会到24帧与3D格式的不融合，“正确的3D电影看起来应该是舒服的，因为它更接近人眼的体验。”其实，早在拍摄3D版《阿凡达》时，詹姆斯·卡梅隆就抱怨过这种“烦人的东西”——频闪带来的抖动，并表示想用48帧拍摄《阿凡达》系列。2015年，48帧的《霍比特人3》面世，最终口碑两极分化，不少观众表达了对不同以往的清晰度的不适。而这一次李安走得更远。对于这种颠覆，李安不是没有犹疑，“24帧就是天堂乐园的栏杆，出去了就会不知道怎么办。”更何况是把栏杆挪出五倍距离之外。在继而面对要不要超过60帧的决定时（人眼的自然帧数是800-900帧左右，超过60帧就很接近人眼视效），李安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天人交战，最后还是决定遵从内心，勉力前行。他说，与其说这是一种勇气，不如说是一种好奇心使然。“120帧相当于我做的实验，我想给这个技术一次机会。”未来他还想将这种技术运用于更多的类型，例如歌舞片、爱情片等，并且希望结合8K、16K让视效更清晰，“现在只是个开始。”李安很笃定。

新技术给观众带来挑战，影片的拍摄现场也是一场灾难。“我每天都有三次想放弃。”李安自嘲说。困难是多方面的，例如，跟片场打交道，片场经理求不要做60帧，“结果我们说：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不做60帧，坏消息是做120帧”；没有同行可以请教，整个团队对这种业内还未存在过的标准摸不着边际；演员不能化妆，还需要打破传统表演经验，很茫然；一开始拍摄器材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剧组用“战斗机的工业模型改摄影机”，开拍前6个月李安才第一次看到这台摄影机。更让人焦心的是，因为监视器本身的格式限制，李安在监视器上看到的画面并非最后电影的画面，只能靠猜测。一切都是小马过河，努力坚持。如今说起整个过程，李安表示还是会冒冷汗，满是惶恐。与此同时，为了照顾新技术的运用，李安对影片做了妥协，尽量将故事讲得直白，减少理解的障碍，而这也成为上映后影评人诟病的焦点之一。

路演途中，每到一场，李安都要不厌其烦地为观众做“心理建设”——看《比利·林恩》不要有任何思想准备，抛开过去的观影习惯，放松进入电影去体会。然而对于结果，他仍然感到不确定，因为“没有标准”：电影跟观众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看喜剧是什么样的心态，纪录片是什么样的心态，都有提前准备。那么看120帧呢，应该带着怎样的心态？答案是：没有。“突破不是小事情，不管是从电影语言，还是从文化背景和行业道德、或者观影习惯上，要突破业界的成规很痛苦。”但李安相信，观众再看十部八部，眼睛终究会适应。“《比利·林恩》的技术才刚刚开始，也许我等到退休它也不会真正普及。但自己的电影是小我，电影行业是大我，我有责任去做这个尝试，为整个人类的电影做探索。当然，既然是革新，也得做好’眼泪和血吞‘的准备。”

外乡人：电影是安身之所

“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是外国人，回大陆做台胞，其中也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选择，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久而久之，竟然心生‘天涯住稳归心懒’之感，反而在电影的想象世界里面，我觅得暂时的安身之地。”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安说自己目前最大的恐惧是担心《比利·林恩》被评价为“不能看”，担心业界评论会反弹。如他所料，《比利·林恩》并没有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认可，在10月的纽约电影节全球首映后，收到大量差评，诸如“李安的新片是一个5000万美元的4D错误”“120帧绝不是电影的未来”之类的评论不绝于耳，烂番茄新鲜度评分47%，IMDb评分6.4。除了观众对新技术的不适应，《比利·林恩》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冒犯也不言自明，对伊拉克战争的批判，对美国梦的审视、对社会伪善、冷漠的嘲弄 难免会让美国观众如芒在背。然而这些在中国却不会构成障碍，《比利·林恩》在豆瓣获得8.5的评分，排在2016年《疯狂动物城》和《海洋之歌》之后，超过正在同档期热映、被烂番茄评分90%的《奇异博士》（7.9分）。虽然很多大陆观众对于主人公面对的困惑与选择颇感不解，但当听到想把B班（主人公所在的队伍）经历搬上大银幕的计划失败后，经纪人赌气说“不行我就到中国去拉赞助”时，他们爆发出整场观影中最欢快的笑声。

《比利·林恩》并不是李安第一次用镜头审视美国，从《冰风暴》《与魔鬼共骑》《绿巨人浩克》《断背山》《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到《比利·林恩》，李安镜头下关于美国的表述已经是第6次，其中《冰风暴》《与魔鬼共骑》《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比利·林恩》对准的都是美国时代变迁的转折点，是美国人不愿意面对的痛点，“外乡人”的李安却把目光投向这里，去表现“政治力得以穿透生活影响我们，人们多半处在身不由己的大环境中挣扎。”只不过，从《冰风暴》到《比利·林恩》，故事的结尾截然不同，前者给了主人公们回归家庭的慰藉，后者的主人公却进行了背叛家庭、背叛主流社会的出走。

主持人鲁豫曾在采访李安后评价说，他身上有很多超越地域的东西。东西兼具的文化养分给了李安不一样的宽阔视野，也带来他身份认同的焦灼。他曾多次表露东西方文化在自己体内的撕扯，“从儒释道的文化环境中出来，我习惯用东方式的协调来表达；接触西方的戏剧、宗教、文化和电影后，我又产生对冲突的抗争和梦境的渴求。”这种焦灼最开始来自“原罪”式的出身，他打一出生就是由大陆移居台湾的外省人，需要面对当时已经暗暗滋长的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再大些，因为父亲调职，李安从推行美式新式教学的花莲师范附小转学到秉持日式填鸭式教育模式的公园国小，身不由己，格格不入，“就像离了水的鱼，虽然觉得奇怪，但也努力学者适应。”成年后，他离开台湾去到伊利诺伊大学戏剧系求学，再次经历文化冲击，首先是人性与神性的对立冲突，其次是接触到了左派思想，这些都对他曾经的知识和价值系统产生天翻地覆的影响。再后来他定居美国，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曾表示，拍美国题材时，总会感觉“矮一层”，因为“我不是美国人”。

李安电影中的主角大多是边缘人或者说非主流人群，无论是背叛者还是同性恋，都站在边缘审视中心。最明显的表露要属《少年派》中，即将离开故土远赴西国的派手握一本《异乡人》，内心的纠结溢于言表。“在现实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我家也难以归属，不像有些人那么清楚。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是外国人，回大陆做台胞，其中也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选择，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久而久之，竟然心生‘天涯住稳归心懒’之感，反而在电影的想象世界里面，我觅得暂时的安身之地。”

主人公们在电影最后大都选择了出走，《卧虎藏龙》里，玉娇龙纵身一跃，离开困缚自己的伦理与情爱；《色·戒》里，王佳芝离开自己的组织和背负的使命；《少年派》里，老虎理查德·帕克离开派，头也没回地踏进莽莽丛林；这次，比利·林恩也决定离开亲人和朋友，坐上战车，重归战场。他们奔赴的，不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想象，而是自己的本心和宿命。这与李安自己的陈述和选择何其相似——面对延续百年的主流电影传统，他同样选择了出走。也许出走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宿命论：赤子的“全燔祭”

不只比利·林恩。李安电影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他们好像都是我的‘阿凡达’，都是我的分身，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

从1992年的《推手》开始，李安的电影生涯已有24年。如果不以票房论成败，他是极少见的作品从未失手的电影导演，即便是票房惨败的《冰风暴》《与魔鬼共骑》，在影迷心中亦是高峰，此次《比利·林恩》也带来现象级讨论。在华语电影界，李安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神化”。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李安的亮相几乎引起现场骚动，他发出的关于产业发展“快与慢之辨”的言论迅速引发业界讨论。在北京的《比利·林恩》电影首映发布会记者提问环节，几乎每一位提问者站起身来第一句话都是“表白”对李安的敬仰之情。坐在《综艺报》记者身旁的另一位记者小声“示爱”：“我不敢与他对话，他的境界我无法企及。”鲁豫在访谈中就这个问题询问李安，他自己也坦言，偶尔会有那么一点点在“神坛”的感觉，但自己很不喜欢。

李安总说自己晚熟，甚至到60多岁都不知道自己“熟了”没有。“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有一部分不想长大，不想面对成人的世界。 有些东西我们不希望它变。你希望人永远是纯洁的，世界是可以信赖的，一些信仰和价值是坚固的，你希望能够抓住不变的东西，但世界一而再、再而三给你看它不是这个样子，变是绝对的。你有赤子之心，不由自主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内心的挣扎和调适，抒发那种纯真丧失后的怅然。”

成长、安定和安全感总是李安电影里的主题，此次在《比利·林恩》中饰演男主角的乔·阿尔文认为这部电影是关于心灵和人性的故事，关于男孩如何成长，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李安表示，他对比利·林恩与周遭人关系的表述中有自己的人生体验投射。“有时候你想要答案，又没有答案，但你知道你活着，这很真实的。还有跟你在一起的、你很在意的人，他们对你的情感，你对他们的付出，那是没有条件的，是可以相信的。”不只比利·林恩。李安说，他电影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自己，“他们好像都是我的‘阿凡达’，都是我的分身，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所以李安有着独特的选演员标准——要跟自己气质很像，与自己的气息、灵气相通。例如，他对于乔·阿尔文的评语就是“楚楚可怜”，能够打动人心，这样李安才能在拍摄的时候更好捕捉演员。

然而这种自我投射也让李安非常惶惑，“不经意中流露出心底最隐私的秘密，对拍电影的人来说，似乎是跳脱不了的宿命，越怕，越在乎，意识中不愿碰触的禁忌、黑暗、不安，在影像的流动里，静静地、自然地展现出潜意识里翻涌不息的无限心思。拍电影，你又如何能把自己收回？每天做那么多决定，拼命想法子把镜头呈现出来，无非是把自己当成‘全燔祭’的牺牲，呈现最赤裸的自我。”《少年派》中，流落海上近乎绝望的派在狂暴的风浪中，对着大海嘶喊，“阿爸，I AM Sorry”。投射的正是李安因在海外，没能跟父亲临终道别的遗憾与愧疚。

他把这种“全燔祭”解读为宿命。李安的作品以涉猎之广、变化之多元为人称道，但他对“电影”（非“传统电影”）小学生般的敬畏从未改变。他总说，自己除了电影什么都不会做；又说，只有通过拍电影，才能感觉到自己活着。电影才是李安真正的故乡。这种对于电影赤子般的情感，表现在他对电影态度的林林总总。在SFC上海影城放映第一场媒体观影后，观众退场，李安急急跑去后台做调试。当主持人在发布会上询问原因时，他老老实实回答，“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个影院色调偏红，影响到影片也偏红。”这次的《比利·林恩》，满足120帧/4K/3D最高播放制式的影院，全球只有5家，为了让更多观众更好地欣赏这部影片，李安为不同格式的片源各自准备了不同版本，有七八个之多，“每一种制式都以相应媒体的特色重新做一次，完成不同的艺术表达，最后两三个月我都在做这件事情。”李安的目标简单清晰，就是在电影的领地里再向前迈进一步。这次冒险使用120帧，也是同样的初心。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纪，“我已经62岁，不想等‘未来’了。”年纪不只带来危机感，也带来对生命不一样的领悟。“过了50岁，真的知天命。《色·戒》开始我有了宿命感，产生了新的想法，进入另一个新的世界。”对宿命的追问到了《少年派》达到顶峰，并延续到《比利·林恩》中来。影片首尾两次出现了象征智慧与战士的印度教“象头神”，而比利·林恩的精神导师——B班班长“蘑菇”就是印度教教徒，他揭示比利·林恩命定就属于战场，并启示他要“找到一个超越自我的浩大的信仰”。

李安的命定是电影。他说，“这就是我的业”。他从不认为现有的成就是源于自己的天才，而是慢慢地不懈努力和忍耐的结果。“这一两年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是我来承担这样的负担？承担这不能承受之重？但这不是我选的，是我被选的。”李安说自己拍很多片子都有这种感觉，“‘它’要找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我就是这个工具。”对于未来，李安准备“认命”，“要干到拍不动，或者拍到没有人来看，这样子。”

李安的下一部电影是拳击题材，还将使用120帧的拍摄方法。他说自己想表达对挑战，以及对个人宿命更新的体会。“人活一天都要奋斗和学习，我的这个信仰跟老天爷有关系。我们的安全感在哪里？不安的时候怎么自处？这些都是我（将在里面）切身研发的主题。”

李安：华人导演、编剧。1954年10月23日出生于台湾屏东县潮州镇，祖籍江西德安。1999年，因执导《卧虎藏龙》首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2006年和2013年，凭借《断背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分别获得第78届和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成为首位两度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的亚洲导演，也是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华人导演。李安是电影史上第一位于奥斯卡奖、英国电影学院奖及金球奖三大世界性电影颁奖礼上夺得最佳导演奖的华人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