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莎航空曾是德国企业界的骄傲，它代表着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企业的品质和能力。然而，这仅仅指的是本周之前，因为汉莎航空的飞行员罢工，已经使超过50万的乘客滞留。

截至本周三，4461架次航班取消，原因是飞行员涨薪需求得不到满足，因而举行罢工。

汉莎航空飞行员联盟（Cockpit联盟）的成员虽然只有几千人，但他们却有能力给航空公司制造很多挑战，从而使其瘫痪，特别是针对汉莎航空的廉价航空品牌欧洲之翼（Eurowings）。

汉莎航空的困境已经成为证明21世纪的变化已经逐渐腐蚀德国自二战建立起来的雇佣合作关系的证据之一。

汉莎航空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约里面包含了公司的承诺，这让德国避免了发生类似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时代那样严重的罢工和暴乱。

但是，汉莎航空此次的事件也说明，德国的公司那传说中的效率和能力已经发生了危机。

大众汽车是目前为止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现在也陷入了排放量丑闻的困境中，并面临数百亿的罚款和法院判决。去年，大众汽车蓄意篡改美国和欧洲排放量测试的结果，这也危及了德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汽车制造强国的形象。大众汽车还对外宣布，他们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裁员，预计裁员人数约在3万人，其中德国本土将裁员2.3万人。

这个丑闻已经波及了斯图加特的零件供应商博世公司，这家公司可以说是德国的另一个骄傲，同时也进一步威胁到了汽车行业的声誉。博世因编写大众汽车用于篡改排放量测试结果的非法软件而被调查。

汽车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商品，一旦汽车销量下降，德国的经济将会立刻受到影响。

德国曾经强有力的银行业也在奋力挣扎，避免被卷入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是唯一还幸存于华尔街上的欧洲机构。

但是，德意志银行被指控涉嫌大量违法金融操作，这对它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美国当局要求德意志银行支付140亿美元的罚款，因为它在金融危机之前销售抵押担保证券。

去年德意志银行的股价下跌了36%，因为投资者们担心它的竞争能力，认为它会在来年步履艰难。

据美国普洛斯集团（Prologis）的航空顾问Gerd Pontius（他曾为50多个航空公司担任过顾问）说，这次的罢工对于汉莎航空来说，表面上是飞行员出于加薪的目的，但事实上飞行员的工资超过了全球平均工资水平的30%。而且，最高级别的机长每年都能轻松获得25万欧元（约合183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当汉莎航空开始试图帮乘客重新订票，好让他们处于流动之中时，乘客们却更加急躁起来。

“竞争对手会因此得到更多的青睐。”Pontius说，“此次的罢工的确将乘客们送入了竞争对手的怀抱。”

Philipp Goedeking是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位航空顾问，有自己的投资公司Avinomics，他对此次事件有切身体会。周三，他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伦敦参加会议，并支付了1100欧元（约合8045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张返程票——“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变化”，他说——因为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停运了，他必须要寻找另外的航空公司。

这些损失都还不在汉莎航空的预计范围内，罢工以来，每天汉莎航空要承担的损失都在1000万-1500万欧元（约合7313万元-1.97亿元人民币）。它对整个德国经济的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

Goedeking说，之前我们都无法想象，在航空公司工作的人竟然还会罢工。他曾经对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品牌”说过的一句话是“如果有人在外面说起汉莎航空，那他/她就一定在汉莎航空工作”，指的就是地勤人员和机组人员的工作质量。

卡斯滕·斯波尔（Carsten Spohr）是汉莎航空的首席执行官，之前曾是飞行员，他知道他必须适应那句话，并且帮公司降低损失。

对于汉莎航空来说，像易捷航空和瑞安航空这样的廉价航空公司正在欧洲逐渐发展，而中东和亚洲的航空公司也成为了长途航线的竞争对手。伊斯坦布尔、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市和卡塔尔首都多哈都在从传统的欧洲枢纽（比如法兰克福）抢夺客流量。

Goedeking说，特别是伊斯坦布尔预计可能在2018年建成一个巨型机场，该机场坐落于土耳其首都东北方22英里（约35公里）的地方，这对于汉莎航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那将会吸引来自中东和欧洲中心的乘客，Goedeking说。

“它被完美地放在了，”他说，“客流量天然就很大的航线上。”

现在，没有人想要提醒当局抛弃德国自主权的后纳粹原则，同样，也没有人想在任何干扰下都保持独立的薪金方面讨价还价。

现在，德国航空协会也加入了企业专家和行业专家的行列，专家们认为现在需要强制调停。

汉莎航空希望公司能够在本周四回归正常运转，不再有任何计划性的罢工。这已经是自2014年以来发生在汉莎航空的第15次罢工了。

被汉莎航空飞行员联盟煽动起来的外部力量不仅仅是乘客，还有成千上万的公司普通员工。

员工的情绪都非常激动。95%与汉莎航空签订劳动协议的飞行员和其他员工周三在富兰克林的公司总部外示威。

飞行员或许应该提高薪资，Dominik Fries说，他在技术运营部工作，但是还有很多示威者不是飞行员。

“但是，他们不应该通过罢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说，“他们可以谈判。这样做太过火了——他们就是那些让杯子无法承受的水。”

Christopher Heim是空中客车A380的机长，他是少数几个愿意接受采访的罢工飞行员之一，这样一来，此次罢工的斗争就能够被大众所知道。

“现在，我们战斗在维护工人权利的第一线。”他说，并且预测“这对工人更好”，因为政府和企业管理层已经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下一任总统中意识到“右翼势力正在抬头”，而且“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打压我们了”。

周三下午，汉莎航空提出了另一个提议，飞行员说他们会查看协商。

这个提议对于24岁的Antonio Bellon来说太迟了，也没有太大安慰，他周二的时候是在柏林泰格尔机场蜷缩着度过的。Bellon是德国汉堡的一名学生，当时正打算回威尼斯。然而，他所要乘坐的汉莎航空直飞航班被取消了。

从汉堡到机场的大巴车延误了，他说，这导致他不得不飞到瑞士绕一下。

“最糟糕的是，我要在零下7度的环境中等待。”他说，“我从来没有感觉那么冷过。”

（翻译：汪云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