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与初期人口发展

关于占里侗族祖先迁移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有因为战乱而逃难和因为人多而迁移两种说法。不论是哪一种，必然是因为在当地难以生存下去，才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未知的道路。

占里的祖先经过了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八月初一的那一天到达了黎平并决定定居下来，其欣喜之情简直难以表达。

在占里人的记忆中，祖先们的迁徙史中充满了动荡与不安：不仅是因为难以找到一块富饶的土地，更是因为不停地被驱逐和欺负。至今，占里人在谈论黎平的时候，虽然感谢当地居民曾经给予的帮助，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难免带有一丝丝被驱逐后的不甘与不平。

占里的祖先经过重重的波折，终于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乐土。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山林中，他们齐心协力，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定生活，披星戴月、夜以继日，开垦出大量的梯田用来种植糯禾。同时，他们又从周边村寨买来一些水田，生活慢慢地富裕起来，人口也有所增加，很快就发展到了五十户。从江一带的合款款词中，至今还保留有“三十托里，五十占里”的记录（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1964：19），这也是对占里人口最早的记录。 

“计划生育”成寨规

随着占里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人口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周围有限的山林难以使他们继续发展下去，人们渐渐感觉土地不够用、饭不够吃、房不够住、衣不够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偷盗、械斗频繁发生，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由于男孩长大要分家产，女孩长大要备嫁妆（包括陪嫁的棉花地），父母为家庭儿女焦虑，常常引起家庭纠纷。

通过寨老的讲述可以看出，占里开始控制人口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资源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如优质的土壤、大量的水资源、丰富的猎物等，而资源的最高限度又决定了生活在该地区自然环境中的人口的最高限度，即自然环境的最高人口容量。一般来说，自然环境的最高容量是难以估算的，因为对自然的开发潜力难以明确估量。生物能够适应其生长地区最低的维持生存的条件，而不是一般生存条件。因为自然界中那些复发性的但又不是频繁出现的生态危机，如旱、涝、大规模的病虫害等都需要人们长期的观察和适应。如果超过了最高人口容量，生态系统必然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结果生产就会下降。

占里的先民们未必懂得什么是“最高人口容量”，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们看到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弊端：人地关系的失衡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衡。要解决这种失衡，要么增加资源，要么减少人口，从而重新达到平衡状态。

协调人口、环境、资源关系，占里人决定：自觉控制人口发展。通过控制人口发展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确实是所有方法中最有效也最容易调控的一个方法。有人说，侗族文化是一种“温和文化”，创造主体（侗族）比较多地发扬了初民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心理秉性，同时也明显地将退却、屈服、知足、苟安等惰性精神元素保存在文化心理层面；文化主要致力于解决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我的问题；过分注重人的群体价值和群体利益；习惯使用较为温和的、圆融的方式，进行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思维与行动，用互利的、防御的姿态对待自然与其他群体；虽然其文化体系具有封闭性与保守性，但一旦与异质文化发生接触，往往能够形成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局面。占里先民们明显具有温和性，他们在处理人口与环境、资源关系的时候，也秉承了温和的方式，形成了和谐的局面。 

八宾和那云两个寨老通过对占里田地的计算，立下了（计划生育的）寨规：一对夫妻有五十把糯禾的计量单位，十卡为一把，三十把为一亩，约合600斤。田的可以生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有三十把田的只能生一个孩子。按照占里的田和产量来算，一对夫妻最多只能得两个小娃崽。同时定下来，生男孩保护爸爸，生女孩照顾妈妈。这次开会以后，村里各个都通（过）。八月初一在鼓楼前吃猪肉、搞鸡血酒发誓，立下了寨规：要搞计划生育。谁要是超生，生三个，那就罚他五十二两银子，撵他的牛去杀；如果再不听话，就加倍罚他的款；还不听话就赶他出寨，不要他住在寨上。——根据寨老公阳海的讲述整理而成

从此以后，占里原本的五条寨规变成了六条，因为计划生育这一条被认为最重要，所以放在了第一条的位置上。为了让大家永远记得祖先的教诲，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寨老在鼓楼纪念祖先的同时，还要让大家一起聆听六条寨规；即将成年的青年男女更是要在鼓楼前一起发誓，遵守计划生育，绝不违反。

保守派和革新派的交锋

虽然人口控制思想经过两个寨老的说明和宣传，得到了全寨大多数人的同意，但是其确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过程中也有不同观点与之进行交锋。虽然最后其主导地位得以确立，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仍时有阻碍力量出现。

当八宾和那云两个寨老组织群众开会讨论控制人口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没通（过），他叫老弓。这个人背是弓的，所以大家叫他老弓。（在群众大会上）他说，我要生两男两女，（要是）死去一个了，还剩下一个给我；你们执行一男一女，（要是）死去就绝种了。所以，他不通（过控制人口的约定）。——根据寨老公阳海的讲述记录整理而成

这是一场保守同革新、个人同集体的战争。故事中的老弓代表保守派的势力，而两个寨老八宾和那云代表革新派的势力，两派人针对未来人口发展的方法展开了一场争论。

保守派认为，占里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差，为了保证人口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应采取一种补偿生育行为，即在生育行为中采取多生的策略，以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因不可预测因素而夭折。正如老弓自己说的，“我要生两男两女，死去一个了，还剩下一个给我；你们执行一男一女，（要是）死去就绝种了”。这种保守思想在传统社会中曾经长期存在，如传统生育观念中的“多子多孙多福气”，一方面固然是人多力量大，可以增强家族势力，防止被人欺负；另一方面也是将孩子夭折的概率均摊在几个孩子的身上，即便不能个个成人、成才，但起码要有一个，也可以帮助家族继续发展下去。正如民间俗语所说：“鸡蛋不能装在一个篮子里。”这种人口思想在人类发展的初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保证人口质量（身体素质）的提高和人口再生产的继续，比如在大规模的疾病和战争来袭的时候，保证一定量的人口以便持续发展下去，但是当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这样的思想反而不利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协调。

革新派认为，按照占里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来计算，占里的人口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不能再继续增长，当前控制人口才是第一要务。革新派一般都是务实派，从现实出发，提出解决方案。当时，占里人口的问题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几乎快要超出报酬递减的点。也许，从眼前来看，问题还不是太严重，人们依然有米吃、有衣穿，甚至还有余粮去卖，产量也许还会继续保持下去，甚至会上升；但是如果人口继续增长，超过了最高人口容量，生态系统必然会受到损害，生产就会下降，甚至导致地力耗尽。革新派预见了这样的结果，正如两位寨老所说：“如果你不去控制，这一辈子你两夫妻生两个男（孩子），那一对夫妻又生两个男（孩子），搞去搞来，你一家就变成两家了。人口发展上去了，田地发展不起来，没田就饿饭啦。……你现在家里的田养了一家人，要是你生两个崽，以后就是分成两家，你家里的田够吃不够吃啊？”在两个寨老的解释说明之下，人们深刻感觉到，人增地不增，在达到最高人口容量之前，应该早早地改变日常的惯例，进行文化的变革。所以，在这场论战中，革新派取得了群众支持，获得了成功。

在人口控制思想具体的施行过程中，群众力量再次获得成功。老弓作为一个个体，虽然他“脾气暴躁”（谁也不怕，真会拿刀砍人）、一意孤行（在众人都执行计划生育的时候，还坚决要生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又有点无赖气质（要钱没有，要刀有一把），但是当他面对的是整个村寨的孤立时，也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没有朋友，没有亲戚；甚至祸及下一代，没有人愿意跟他的孩子开亲，儿子四十多岁也讨不到老婆，两个女儿也都跟人跑了。面对这样沉重的代价，老弓妥协了，自愿缴纳超生的罚款，并拿出一头牛作为给全村的赔偿。

老弓与寨老的这次交锋，表面上是个人与权威的对抗，实质上却是保守与革新的对抗，在对抗的过程中，革新派不仅确立了自己的主张（计划生育），还为该主张今后的顺利实施树立了权威。而以老弓为代表的旧思想，必然会因为不适应发展而被淘汰。旧思想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为新思想的确立提供了最后一份助力，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吧。

本文摘自《换花草：占里人口文化的环境人类学解读》（沈洁 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三章《天成地就：人口控制》，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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