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莲•罗宾逊:重新定义美国价值|访谈

美国大选结束后,正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就读的中国作家钱佳楠,对美国著名作家玛丽莲•罗宾逊进行了采访,谈大选、文学,以及她心中的美国价值。

2016年12月15日钱佳楠 美国来源:界面新闻

访谈

 

2016年11月9日凌晨,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后,全球都产生了剧烈震动。我本是一个外国人,却突然感到在那样一个时刻无法置身事外。因为这绝非一次普通的大选,而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的激烈冲撞。前一天晚上,我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所在的Dey House和大家一同等待选举结果揭晓,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坐在第一排,起初还在听我的同学开着蹩脚的玩笑,但尚未等具有决定意义的佛罗里达州的结果揭晓前,她就起身离场,后据当晚送她回家的作家工作坊负责人Samantha Chang说,玛丽莲看到的是美国的不同地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呈现出如此大的鸿沟,这些鸿沟让她痛心,她感到需要做些什么,以弥补这些鸿沟。

已过古稀之年的玛丽莲是当代美国著名作家,曾经荣膺普利策文学奖,美国国家人文奖,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美国小说家奖章(美国国会图书馆每年颁发一枚桂冠诗人奖章,一枚美国小说家奖章)等重要奖项。玛丽莲是继霍桑、梅尔维尔、海明威、福克纳等小说泰斗以来的美国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已被列入美国文学经典(canon)。她不仅是一位造诣非凡的小说家,也是一位长期活跃在社会、文化、政治等公共议题中的人文学者,是《时代》周刊在2016年评选出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尤其具有传奇色彩的是,玛丽莲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爱达荷州的一个城镇,是虔诚的新教徒,她眼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圣经》,她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最著名的课程就是领着有志于进入美国当代文学图谱的年轻人一节一节地精读《圣经旧约》。她的小说也始终扎根于由白人新教徒占绝对比重的美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她饱受赞誉的小说著作《基列三部曲》中译版将于2017年7月由99读书人出版。

在最近一篇刊于《纽约书评》的散文《恐惧》Fear)中,玛丽莲指出“恐惧”是当下的美国文化状况中最严重的问题,有两种意义上的恐惧,一是在紧急的危险面前表现出的生理反应,二是经人为操作并放大的恐慌,后者将不安、孤独、偏见、憎恨通过这一种情绪宣泄出来,而表达这种情绪的人还以为他们所展现出的是睿智,勇气和爱国情怀。拥有扎实神学背景的玛丽莲认为,后者不仅不符合美国新教徒的传统,而且还在酿造美国日趋分裂的局面。这种恐惧让一个普通人走向枪击案凶手的理由仅仅是“他看我的眼神不太对”,让每个人不再诉说自己的真实看法,最重要的,玛丽莲感到,“恐惧”让我们不再按照我们应当遵循的准则行事,它让我们远离“最好的自我”。

在此次美国大选结果激起的震荡氛围中,既扎根于传统新教信仰又具有人文学者睿智的玛丽莲的声音无疑将会非常重要,我一时兴起写了长信给她,向她描述我对美国的观察,问她愿不愿意和我这个外国人聊聊美国的政治与文化。她回信说:你的观察非常有意思,这次大选结果确实证明我们对自己所知甚少——行,让我们来聊聊吧。

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正午:您对这次大选的结果总体感受如何?就您所见,未来四年的美国会有何种变化?

玛丽莲:和非常多的人一样,我对大选的结果感到非常失望。这是我们的政体从未面临过的危机。投票支持希拉里的人要明显多于特朗普,然而后者获得了更多的选举人团票[1](electoral vote)。这种情况之前发生过,但是党派和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差异从未显得如此极端,而接受这个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对很多人而言也从未显得如此痛苦。这是宪法保障的其中一种选举结果。对我们而言,捍卫宪法的权威很重要,这是一条首要原则。到现在这个时刻,我们似乎真的必须迎来特朗普总统了。

很难预料美国的未来四年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是什么,除了让部分选民精神亢奋之外。事实上,他的一些最糟糕的主张是违背宪法原则的,比如说,他要求对持某一特定宗教信仰的人群[2]进行审查登记。可以想见,这个族群定将遭遇种种现实中的阻碍。特朗普还抨击那些在专业领域具有影响力的非政府机关,例如媒体。我会说我们将迎来比较动荡的四年。

正午:在1999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兰·沃尔夫在《归根结底,一个国家 》(After All, One Nation)中提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个人主义,家庭价值观,自我成就)是生活在美国的各个族群都拥护的超越性价值,也是这个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使得不同肤色信仰的人群在“美国人”的定义下和谐共处。如今,似乎这一价值观已经不足以成为悬置分歧的超越性价值了。在您看来,美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价值可以成为当今美国人的精神支柱?

玛丽莲:我不同意沃尔夫对美国人核心价值的论述。他所提到的这些价值观在最近这十多年风头正劲,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分裂的局面。历史上,美国人非常善于营造社群——我们的公园,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还有以教区和居民区为单位的更小的社群,都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生活的基本面。

“家庭价值观”是个特别需要留心的提法,因为这暗示了他们在乎的幸福和安宁仅仅局限于亲属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而且他们的幸福和安宁必须得到保证,即便社群中的其他人无法享有他们所享有的一切。一个社区的良好运转和处于其中的任何个人的自由应当有更直接的关联,而“家庭价值观”实际上意味着个人已经从社群之中抽离并且对更广大的世界已不再关心。

我们历史上那些重要的文件仍然代表了我们的超越性价值——人人平等,生命神圣不可轻犯,由法律保障的自由,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当然,我们很大程度上辜负了这些理想。所以这些中的很多仍然还是理想。但是这些价值赋予我们启迪,并且定义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美好的那一面。在这一次如此极端的大选局面中涌现出来的对这些理想的漠视和敌意使我们中的很多人更加意识到这些价值的可贵。

正午:能否请您谈一下“政治正确”这个词的历史渊源和当前意义?那些笃信女权主义、多元文化和为LGBT(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及跨性别者)争取平权的人士有可能与感到被“政治正确”勉强和束缚的人群充分对话吗?少数族群之间又是否因为“政治正确”就找到共同的立场了呢?

玛丽莲:那些希望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美国人越来越在意人们言语中使用的针对不受欢迎的人群的贬损词汇,这些词汇会持续性地纵容他人为这些人群打上特定的烙印。这个善意的出发点在一些个案中被推向极端,进而被称为“政治正确”[3],这个称呼本就包含着不满,来自于那些感到自己被“矫正”,或感到自己将要被“矫正”的人们。

事实上,这个词应该被叫做“道德正确”,因为粗鄙和谩骂性的语言确实会伤害弱势群体,并且阻碍我们在争取人人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大方向上所取得的人道主义进步。而那些不赞同言语上自律的人现在也确实显示出他们拒绝接受言语自律背后的正义准则。很明显,这个议题并没有被小题大做。

正午:不少中国人倾向于将投票的过程等同于民主制度。然而是否投票的过程很可能产生糟糕的结果?这些糟糕的结果是否会对民主制度产生长期的危害?

玛丽莲:每一种政治制度都会犯错。有些政治制度因为在根基上有缺陷,所以一直无法走到正确的方向上。民主制度建立在对每一个公民的平等且专属的尊重之上,这是经常被我们辜负的理想。很显然,我们近几年来对我们的体制暴露出的问题也没有充分留意。然而,要解决民主产生的问题,就必须引进更多的民主。[4]

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引发了很多争论,玛丽莲·罗宾逊视为“我们的政体从未面临过的危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正午:学术界之外的人常常给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贴上诸如“理想主义者”和“自由派精英”的标签。这种印象多大程度是真实的?多大程度是错误的?美国高校对此应当做出哪些反思呢?

玛丽莲:很大一部分美国人都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中的很多人修读的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所以他们很难说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对高校学生的仇视是因为大学毕业生较低学历者而言,收入更高并较少遭遇失业,这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似乎赋予了他们某种价值,使得他们更理所当然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感。要解决这种不公平,就必须要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令人愤怒的事实是,那些斥责高校学生为精英阶层的人选出的所谓民粹人士永远会为了这些人而削减本应给予他们的公共经费,这就使得学费上涨,从而导致教育在经济上形成壁垒,最坏的结果就是筛选出来所谓“精英阶层”,然而这又导致了更多针对大学的仇视和攻击。既然高等教育目前在公共生活中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大学应当设法应对这个遗憾而尴尬的局面。

玛丽莲·罗宾逊和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对话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正午:您去年和奥巴马总统在爱荷华州的首府得梅因有过一次对话。奥巴马总统提到,自由“建立在人们必须对成功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这个前提之上”。如今我看到全球范围内有这样一种趋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将成功等同于金钱,名誉和社会地位。高校毕业生蜂拥到大城市工作,生活,他们将生活在大城市之外的地方视为一种身份的降格。您对这个全球趋势作何想法?就您所见,个体成功要如何增进社会整体的进步?

玛丽莲:我感到你所形容的这种成功观念非常空虚,而且令人痛心。很多东西早应当阻止这个成功观念至现如今这样泛滥的局面。当这一狭隘的成功定义主宰市场时,成千上万的才能和天赋都无法找到话语权。长此以往,人类的经验会越来越贫乏。在此,积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应当重新予以重视。人们应当看重他们身上的那些能够创造不同价值的潜力,这其中包括善良和尊重这些珍贵的品质,而不是向相互模仿和相互竞争的趋势屈服,模仿和屈服只会把他们置于他们的才能被枉费的境地,而且他们不可能特别成功,也不会真正快乐。我认为真正具有价值的艺术和文学都无法在你所形容的这种自我封闭,不加反思,毫无意义的生活中创造出来。所有的创造性工作都有助于社会整体的进步,并且带给社会的裨益丰富而斑斓。

正午:您如何看待现今在美国社会中呈现的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未上过大学之间的人的鸿沟?比如城市与村镇之间的鸿沟?我们要如何做才能相互倾听?

玛丽莲: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恢复首先在城市出现。比起农村地区,城市占有更多的资源,刺激经济的方法也更多。不久之前,城市还都陷在大麻烦中,人们纷纷搬离城市。因而,城市也并非享有恒定不变的优势。规模较小的村镇经济模式较为单一,所以一旦产业转型,工厂搬离,它们遭受的打击非常沉重。历史上,联邦政府找到途径资助有需要的城市或者村镇渡过困境,但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通过奥巴马的动议来帮助这些地区[5]。这就导致了今天被我们称为“阶层分化”的局面,也使得酿造这种分裂局面的党派[6]最终在政治上获益。

我认为传媒的精细化市场定位也是造成如今人与人之间分化的主要原因,也最终让这种分化陷入恶性循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会看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7]的节目,也不看福克斯电视台(Fox News Channel)[8],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频道提供的“信息”基本不可靠,而且这些节目主持人或制作者的逻辑谬误重重,常常是为某一政治立场吆喝。然而我们要直到今年的大选才能认识到这些媒体所具有的实际影响力。

当然主流媒体一定也会犯错,但至少它们在提供资讯时保持理性的态度,没有人会将在传递信息中煽动情绪或制造偏见作为自己的目标。政治体系有一些应对特定地区经济停滞的措施,最简单的,比如建造和修缮基础设施。确实在一些地区,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然而这些地方的问题与移民或者反白人倾向或诸如此类的任何偏见没有任何关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转嫁危机,将导致经济的疲软真正的原因转向了前面这类议题。

正午:您以往在接受采访中提到过,美国当代文学最出彩的地方之一是我们可以听到丰富多元的声音。作为一个外来者,我非常沉醉于您的作品,然而却对作为整体的美国当代文学感到失望。美国当代文学(事实上也包括欧洲)绝大部分刻画的都是中产阶级如何与他们无聊和平庸的生活方式做绝望的抗争,抗争方式常常不外乎离婚和婚外情。然而我对美国经典文学是无比钦佩的:艾米莉·狄金森,沃尔特·惠特曼,纳撒尼尔·霍桑,赫尔曼·梅尔维尔,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等等。就您看来,有哪些失落的美国文学传统应当被当代作家重新提起或重视?

玛丽莲:我同意你的看法,美国当代文学确实显示出贫乏的一面,当文学不再提出一些伟大的质询,那么它将无法抵达任何地方。19世纪的文学令人着迷,但19世纪之后,杰出的作家显得颇为稀少。当然,在这其中,梅尔维尔和狄金森都是到20世纪才被真正发现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作品平庸却非常出名的作家有很多已经被我们遗忘了。最好的作品总要经过岁月的淘洗才能从汗牛充栋的书籍中脱颖而出。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或许无法看见我们时代中最好的作品,它常常被更流行或是更能冲击感官的作品遮盖了光芒。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下评判还为时尚早。

正午:我无比敬佩您的作品《基列家书》。每当我读到约翰·埃姆斯牧师对《旧约》故事亚伯拉罕带以撒去献祭的解释都感到震撼[9], 我可以在您的作品中获得文学最重要的教谕:共情,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但这不妨碍我在埃姆斯牧师的宗教价值中获得智慧。在多数人看来,宗教价值和自由派的观念相互抵触。您能为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平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的?

玛丽莲:我个人的自由派观念和宗教价值观能够非常和谐地共处,因而我不为那些觉得难以平衡两者差异的人感到担心[10]。我忧虑的是那些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人,这个称呼暗示着他们死守着那些被我们自由派拒斥或者忽视的保守的根基。对我和我的传统而言,核心的价值始终是慷慨,热情好客,谦逊,对真理的敬畏,让上帝来做一切评判,承担他人的重担——宽以待人(liberality)。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宽以待人(liberality)共享一个词根[11]。我发现基督教基要派(fundamentalist)[12]的很多疑忌都既不宽容也不善良——或者说,违背了基督教的精神。[13]

正午:您写了这么多有关美国中西部乡村的基督新教徒的作品,作品中洋溢着人文智慧和关怀。然而根据人口统计,这些人中多数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而特朗普展现出很多违背基督教的价值。您如何理解这些人?您如此重视知识信仰,如何看待这个人群中体现出的反智主义倾向?您如何保有对这个人群的同情?

玛丽莲:在美国的农村地区和小型村镇居住着很多充满智慧,见识广博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多人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幸福。城市里的人常常完全无视美国有这么多非常棒的地方值得居住和生活。我无法简单地解释特朗普现象。但不管在哪里都有很多人没有投票给他。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就着“大多数人”这个概念做无限的泛化推论,“大多数人”不过是占人口中的多数而已。信仰天主教的白人和信仰新教的白人一样有可能投票给特朗普,但是人口统计常常将重心落在新教徒身上。这仅仅意味着,你从分析统计的方法直觉感到的特朗普支持者会多过实际的支持者。鲍顿和埃姆斯[14] 都代表着基督教新教价值中比较开明的传统。如果他们活到今天,两人都不会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两人都会被特朗普吓到。

正午:小说写作和宗教信仰如何帮助您形成您看待政治事件的眼光?

玛丽莲:小说写作和用宗教的眼光诠释世界非常相似,他们最终都需要让事件经过一系列价值的处理,不仅包括道德价值,也包括美学价值。当然,这些价值会被无视,也会遭遇侵犯,这是宗教和小说的一大重要主题,就像你会在你根本不曾预想过的地方和情境中突然发现真善美一样。

正午:您认为在当前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作家的责任是什么?您对那些对大选结果感到失落甚至愤怒的作家有何建议?

玛丽莲:我们如今的境况非常诡异,在美国政治历史上史无前例。我们必须要冷静下来,关注这个新政府究竟要施行什么政策。艺术家的责任始终是创造好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们同时也是公民,应当践行公民的义务。

(我谨在此感谢我的编辑郭玉洁,美籍华裔作家Meng Jin以及爱荷华创意写作小组:Anne Sand, Cheryl Graham, Katherine Hauck, Devin Van Kyke, Nicholas Lecnar and Anastasia Blue ,他们为我的提问纲要给出了非常多珍贵的意见;感谢美国作家Mark Prins,Kevin Smith,Benjamin Bush and Amanda Dennis,他们为我分析了当今美国的政治局势,梳理并修正了我的注疏。尤其感谢现旅居美国的独立学者黄湘,他本人和他的著作《美国裂变——大历史转折上的总统大选》帮助我理清了对于美国政治历史与现状的诸多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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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佳楠:青年写作者,曾获第34届时报文学奖,著有短篇小说集《人只会老,不会死》,现就读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

题图为玛丽莲·罗宾逊,由受访者提供。

[1] 译者注:美国的总统大选保留了“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的计票方式,公民在州内进行投票,他的选票决定他所在那一州的选举人团票,应该由哪一位总统获得。选举人团以州为单位,等于该州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加总,除了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是在州内又分设选区之外,所有的州都实行以州为单位的“赢家通吃”的原则,即在一州内获得多数选民票数的总统候选人获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团票。在2016总统大选中希拉里实际获得了更多个人选民的支持,按照《纽约时报》12月1日的最新统计结果,希拉里领先特朗普250万个人选票(popular vote),然而特朗普获得了更多的选举人团票(306:232),因而当选下任总统。

[2] 译者注:指穆斯林。

[3]译者注:例如Negro(黑奴)几十年前曾经是一个用来指代黑人的常用词,由于该词具有侮辱性,在“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现已成为美国社会的禁忌。而如果有学者主张种族差异导致智商差异,也会被认为是给不同种族的人群打上特定的烙印,有悖“政治正确”。

[4] 译者注:在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之后,舆论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特朗普当选总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胜利,另一派认为特朗普当选总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失败。玛丽莲的观点显然和这两派都有所区别。依照她的思路,第一派观点的问题在于,特朗普的竞选纲领公然鼓吹对少数族群的贬损与仇恨,完全不具备对每一个公民的平等且专属的尊重,即使他在选举人团制度下赢得多数选票当选总统,也绝非民主的胜利。而第二派观点的问题在于将民主的挫折视为民主的失败,没有看到真正的解决之道恰恰在于回到民主的根基。

[5] 译者注:奥巴马政府曾于2011年提出“4470亿美元促进就业动议($477 American Job Act)”,包括大幅削减工资税,对雇用新员工的企业进一步减税,增加基础教育经费以防止教师失业,修建基础设施等等,遭到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否决。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其他措施,诸如为照顾儿童提供更多的税收减免,为社区学院提供投资,为制造业社区提供税额抵减,继续为大量长期失业者提供联邦紧急救济等等,也都被共和党无视。

[6] 译者注:指共和党。

[7]译者注:美国右翼政治评论人,在美国首演广播电视网(Premiere Networks )主持政治脱口秀节目。

[8] 译者注:福克斯电视新闻台被诸多学界、传媒界及政界人士指出在播报新闻时具有保守派倾向和偏见。福克斯电视新闻台曾公开否认这项指责,坚称其播报新闻的立场中立,但评论节目则并不意在维持中立。

[9] 译者注:《圣经旧约· 创世记》篇中记载,亚伯拉罕100岁,其妻撒拉90岁,才诞下头生子以撒,但以撒出生一段时间后,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带他到摩利亚地的一座山上献祭,祭品为他那独生子以撒。《基列家书》中的主人公埃姆斯牧师对此给出如下解读:“亚伯拉罕垂垂老矣,是这两个故事的重要因素。不只因为他几乎没有希望再生几个孩子,也不只因为老年得子多么宝贵,我想还因为任何一位父亲,特别是一位老父亲,必须最终把孩子交给茫茫荒漠,最终依靠上帝的眷顾。倘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之下,父母也只能给孩子如此之少的保障,如此之小的安全之感,那么一代人为另外一代人之父,几乎都是一种残忍。因此有必要树立坚定的信念,把孩子交出去,相信上帝会把父母的爱给予他,相信荒漠上确实有天使。”

[10]译者注:此处暗示他们多少本着开放的心态。

[11] 译者注:英语“自由(liberty)”就词源而言最早来自拉丁文liber,李维的《罗马史》中记载罗马平民阶层向贵族争取自由的斗争,而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在《沉思录》中对此评论道:“一种主张在政治上应该有着同等权利和同等言论自由的思想,以及一种尊重大多数自由政治的政府”;然而实际上,“自由(liberal)“这个词在英语中自中世纪就已存在(最初词源很可能也是拉丁文liber),《牛津英语词典》解释为“得体、高尚且慷慨的自由人”。美国高校的文科教育(liberal art)用的就是这个词,代表“免于受压抑的言论和行动自由”。

[12] 译者注:基要派,或基要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基督教新教内兴起的一个运动,而非一个以组织形式存在的宗派,它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很多教会。基要派主张“圣经绝对无误”,反对一切自由主义神学,反对后者对《圣经》的批判。

[13] 译者注:国内常有一种将“保守价值”等同为“宗教价值”的误解。具体说,美国的保守主义分为经济和文化两类,经济保守主义的核心是小政府,低税收和自由贸易。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严格遵循宗教教义,反对一切形式的自由化。宗教信仰并不必然和某种文化或政治立场捆绑,美国的基督教中有保守派也有进步派。“保守主义”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更迭发生变化,不应将其视作恒定不变的价值或信条。

[14]译者注:鲍顿和埃姆斯为《基列家书》的两个主要人物,均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村镇,是虔诚的基督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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