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纪录片在国内的电影院是炮灰的代名词。虽然目前来看，受众依然很小，票房十分有限，但随着内地观众的不断成熟，优质纪录片在网络和院线中有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趋势。

近日的国内电影市场，虽有《长城》《罗曼蒂克消亡史》大片狙击，仍有两部比较小众的纪录片吸引了电影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目光：《我在故宫修文物》和《生门》。

《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6天，496万

《生门》：上映6天，79万

作为一种比较小众的电影类型，为数不多的国产纪录片，影片质量参差不齐、片目稀少，票房表现两极分化明显。

《飞鱼秀》：2014年10月23日上映，票房33.2万

《旋风九日》：2015年5月15日上映，票房1683万

《喜马拉雅天梯》：2015年10月16日上映，票房1153万

《舌尖上的新年》：2016年1月7日上映，票房193.5万

《我们诞生在中国》：2016年8月12日上映，票房6653.2万

《我们诞生在中国》和《舌尖上的新年》同样曾在网络上形成讨论热潮，然而市场境遇却有天壤之别。

《我们诞生在中国》创下了中国纪录片最高票房

在纷纷被吐槽“拼卡司阵容，五毛特效，剧情雷人”的当下国产电影市场，同为一弯清流的纪录片为何在市场上境遇差别如此之大？并非对任何纪录片的创作有何偏见，私以为，真正能使纪录片的“复兴时代”早日到来的不仅是创作一方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市场上的崛起。

自电影于记录短片《火车进站》《水浇园丁》起源之日起，纪录片本应就在市场份额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思考如何适应市场节奏，多几个爆款，才是令纪录片创作者拥有更好的资源和机会，对纪录片这一电影类型的在国内发展更有裨益的事。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对比，分析一下几部“境遇不同”的国产纪录片。

《生门》由曾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陈为军导演执导，从40个迎接新生命的家庭中选取了4个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基于产妇、病房的背景下，叙事野心又不仅限于歌颂母爱伟大或剖露出世艰难本身，既有医患关系的紧张对立，也有家庭成员在生命取舍之间的困难，亦有关于生男生女的执念。导演实际上是借由“生命出世”这一入口，如一把真实而凌厉的手术刀，划开产房前后的密事的同时，将社会不同层面的痼疾解剖开来，暴露在日光与人心之下。

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则由同名三集电视纪录片重新剪辑、制作而来。相比于前作对各种纪录片修复的知识干货的铺垫，电影版更强调人情冷暖以及人物本身的故事，注入了更为鲜明的生活气息。比如，去掉了旁白解说以及文物的具体修复过程，取而代之的，是在故宫上班的这群文物修复师打枣、骑车、喂猫、逗鸟、锁门、等徒弟下班的生活日常。

如果说《生门》是社会现实凛冽而真实的剖析，那么《我在故宫修文物》则借着“文物修复”这一冷僻文化题材的内核，披着年轻人喜欢的外衣，向年轻人秀了一次“萌”。

电视纪录片版《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爆发源自年轻一代聚集的B站。据B站董事长陈睿介绍，平台人群画像中，0到17岁的用户是B 站用户的绝对主流，接下来是18到24岁的用户，25岁以上的用户加起来不到10%。而在一些平台的用户数据分析中，“喜欢轻松有趣的事物”、“比较疏远艰深的说教”几乎成了对年轻用户一致的标签。也就是说，与父辈相比，年轻人更热衷轻松有趣的表现形式；即使是身处面临比较大的生活压力的北上广，他们也更乐意以一种“自嘲”的方式面对现实的艰辛，或转而寻找与他们感觉契合的娱乐产品来解压。

这也是《我在故宫修文物》制作过程中深谙年轻受众心理之处。身为传统文化题材，片方主动从“高高在上”的位置上退下，抛弃纯粹的“资料控”的姿态，除文物修复过程外，将浓墨重彩放在了几个修复师的生活日常和人生故事上。修复师无论男女老少，不仅入行原因、心路历程一目了然，各种生活上的小插曲也总是不期而至。

比如，在修复乾隆生母的衣柜时，看着满柜的雕花，师傅不由感叹了一句：“还是老祖宗能人多啊”。就当所有人以为他要接着抒情下去，像日常中父母一样发出一番富有反思的感慨时，老师傅突然话锋一转：“也搭上那会儿你要不给好好弄，皇上砍你头啊！现在院长不会砍咱们头。”可见，文物修复师作为一种不被大众所熟知的职业，在很多人眼中甚至对位于“神秘”、“高知”、“古板”，然而他们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则是无异于芸芸众人的平易亲近，也时不时喜欢卖萌开玩笑，全无一副专家学者的板正面孔。

很多人将《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火爆，归因于国学教育的重新流行、日剧传播带来的“工匠精神”引人瞩目，然而单单只有时代背景的推波助澜是完全不够的，从片中人物到文物修复过程的娓娓道来，这部作品就像《深夜食堂》里的小林薰，身携沧桑经历，却没有评头论足的“学究气”，只是以一种平易到尘土里的姿态将“一事，一生”的故事娓娓道来。

首先是在角色戏份和内容裁选上的取舍。钟表修复师王津在电影中的戏份有所增加，明显要多于书画组和百宝镶嵌组的几位师傅，而这是与他在B站弹幕上飞速聚集的人气、甚至被网友亲昵称为“故宫郑少秋”分不开的；与之相衬的，是一同在电视版称为“网红”的那只故宫深处的猫，它在片中的每次卖萌，总带来一片笑声。而就整体情节性而言，虽然少了一些线索性或知识性的铺垫，但有关师傅们的生活细节却被有意凸显出来。当然，这离不开作为出品方的B站，B站曾对电视版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哪些片段弹幕密集、被观看次数最多、哪几位修复师被谈论了最多次，都被列入电影版选择素材的重要参考。

近年来被视作”爆款“的国产纪录片，其观影群体中，无不闪现着浓烈的年轻色彩。

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20-29岁的观众占到了全部观众总数的半数以上；而青年白领及学生群体，也几乎达到全部人数的48%。

《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的前作，同样创造国产纪录片高票房的《喜马拉雅天梯》，最主流的观众依然是90后，有学生观众甚至留言说自己“逃课来看片”。

《我们诞生在中国》中的“萌宠路线”、真实的动物生活细节以及美丽风光；《喜马拉雅天梯》里包含的西藏风光、极限运动。这些都是深受众多年轻人热衷的元素。

综上所见，在国内电影观众“代际更迭”的过程中，国产纪录片于市场上的胜利，同样离不开年轻群体的大力追捧。笔者认为，类比于在类型和题材上日趋同质化的都市情感电影、动作电影，纪录片反而更具备“以小搏大”的爆款资质。这一方面得益于年轻观影群体的日趋“高知”化，以及观影层次、类型的分层；另一方面也归因于年轻人经常遭遇的海外尤其日韩文化的风行。而纪录片创作者所需做的，便是从传统的文教片的思路里脱离出来，“新瓶装旧酒”，以年轻人的方式，讲述那些或冷僻或久远的故事题材。

比如：

发源于海外，新近在年轻群体流行的理念、生活方式；

与年轻人生活气质相契合、相贴近的事物；

备受年轻人关注的焦点人物、事件。

2009年之前，韩国人也从不去影院看纪录片，然而，连电视台都不愿意播出的《牛铃之声》在政府的扶持下走进影院后，最终卖出了一亿多人民币。国产纪录片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照顾好年轻受众的喜好，在轻松有趣的基调中，让年轻人更主动地愿意聆听故事背后的文化深意，着实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