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无聊的时候都是怎么熬过来的？跟古代人差不多吧，如果没有手机的话。不过现在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手机把无聊变成了一个有内容的东西。就好像人们终于实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那种无聊。以前只有斯蒂芬·霍金一个人光动动手指头就能充当万事通，这才是先知啊，现在人们也都纷纷做到了，地铁里茫然四顾，没人抬头，也都没死，只有手指不住地动着，像一大片虫子在语冰。
也许我们本来就是无聊的。后来才有了手机。
我也在地铁上看手机，但真没啥可看的，看两下就没了，还不如听音乐。音乐来得容易，量大，队列拥挤，随意换歌，我也不大挑，碰到谁是谁。迪兹·吉莱斯皮香蕉一样的小号，换成李志的热河烧烤，换成山崎ハコ的雨后空山，换Little Richard的公牛嚎骚，换头脑警察的世界夫人，伊朗木卡姆，印度嘴奏，南德山乐，犹太克莱兹默，有一度听伤了Goran Bregovic，波斯尼亚摇滚大王，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取的只是他的很少一部分，源头更浩荡！
源头就是没什么人去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个源头，这事也不用提了，反正都一样，因此我们得回家过年。那也是一件挺无聊的事，所以我又仿佛看见大家纷纷掏出了手机。
在所有的艺术里，只有音乐是天成的，诗在半空要用词语去够，美术在地上要见得万物，小说戏剧在人之间做着梦，电影在时间里花着钱。
乐感自人初生就灌入耳中，但音乐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而且上帝很残酷，直到中世纪以后才允许人类发明记谱法，之前就只好口口相传，以至于许多音乐都丢失了。不过它们也并没有走远。一首歌被唱出来之前它在哪里？唱过之后又去了何处？答案是在空中。音乐家只不过是按照空中可能存在的某种声音把它捕捉到和模仿出来而已。音乐出神童，它与哲学走的是反路，哲学要靠胡须和皱纹说话的，音乐只要天赐的直觉。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其实都预存了超量的音乐，就看你听不听得到了。所谓创作，最早就是个音乐术语。
地铁加上音乐有点像一部永远拍不完的电影，音乐同时间和人群一道流动起来，一句句歌声不被察觉地映在某一张脸上，追踪，相会，节奏在动来动去的身体之间切入，全都恰如其分。地铁里的时间是双向的，交叉的，相错的，相忘的，每一个人都仿佛是起源，是思维，他们的一生缩成一秒掠过，与你互为世界，又带着各自的神离去，背景里有音乐，嚓，嚓，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打着拍子。
让我想想没有手机的时候是怎么找到那些音乐的。那一家家店、一条条街道，在脑海里斜插横移，乱石穿空，感觉像玄奘归来后想起了在印度取经的那些事儿。
……对面看手机的人也好像马上就会抬起头来说，悟空，别臭屁了。
相遇小清单，记忆不分先后：
2001年，与鲍勃·迪伦在通县新华大街电子大市场。
迪伦不是我喜欢的歌手，不过那首翻唱“You Belong To Me”颇为不赖。他自己写的旋律不算好听。但因为好奇，也买过一些精选集，每首听几小节，就放弃了。倒是挺欣赏他的小嗓儿，捏来捏去的唱一些美好旋律时会解了它们的腻。
1996年，与列侬在中关村。
那时中关村有音像城，最里边一家打口店东西比较多，店家老问你要找哪类音乐，暗黑，金属，哥特，冲浪，电子，民谣？我固然无知，也不想告诉他，我要找的不是这些。我讨厌目录学。我喜欢随机，自己动手，我又不瞎。不过也是为了掩饰无知。浩如烟海的打口带，让你也想如数家珍，啪啪啪报上名来，店小二也好露一手，哦那乐队啊，叭啦叭啦叭啦，有点像时尚界细数名牌，到现在我也数不上几个来。知识一多就像学院派，不可不防。那次也没什么奇特收获，买的是列侬一盒普通的带子，拆开塞进随身听，我都忘了那时用的是什么样的录音机了，肯定是个妙不可言的大家伙，第二首歌是“左轮手枪”，刚一听就差点晕倒在马路牙子上，我断定恒河沙数百千亿劫以来这首歌一定与我同在，完全熟悉，严丝合缝，不要脸地说，就跟我写的一样。至于第一首“想像”，太著名了，反而觉得像宣传品。
1994年，与披头士相遇在大海，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海。
是渤海，秦皇岛。从火车站直通下来，有一条不甚宽广但极长也无人经过的大街，感觉上它一直可以通到海边了，但这是被修正过的记忆，不一定准确。那天下着茫茫小雨，跟魏武帝来的时候有点像，他观完沧海回到河南，可能也会记忆出差，所以在他的诗里，沧海是无比美好的。我觉得一般了，普普通通，不过在路边一家中等规模的新华书店里，我和朋友发现了摇滚乐，这就有点阿里巴巴了，那时的新华书店还没有沦落到卖毛线的地步，阿里巴巴也只不过是个真正的山洞，而我和朋友就钻进了这个洞里，发现里边摆的都是真正的书，和一排排的摇滚乐磁带，瞬间暴富的感觉袭上心头，在那个年代，我们两个小城青年情不自禁地在各种店员的注视下分头嗷嗷直叫，听起来像在受鞭刑，还伴着我Ｘ我Ｘ的配音，也确实是被打到了，因为不停地在架子上发现各种伟大的乐队，新华书店啊，你能想像吗？而且，有一套披头士的“Anthology1”（选集）是原版引进，五十块两盒，当时一个月才挣三百块啊，但两盒磁带ＡＢ双面一共70首歌，太诱人了，我和那个朋友还在空空的书店里流着哈喇子cei丁壳，因为只有一套。我赢。出来的时候，我们变成了穷光蛋。
印象最深的是第21首歌，麦卡特尼唱的Besame Mucho（再次吻我），开始不知道是一首墨西哥曲子，还以为他们自己写的，怎么可以写这么好。披头士的配器是琳琅的，翻译一下就是叮零咣啷的，特别能破拉丁的缱绻与绵柔。
2003年，在后海丢了伦纳德·科恩。
与科恩相交久，觉得他也不无毛病。后来人捧他太过。他生而无忧，才华出众，没什么可叛逆的，年轻时赶上潮流，越老还越甜美。别人拿他刷沧桑，他自己是一部笑忘录。
科恩的歌声有刻度感，是他最有力的乐器。他像孔雀，掉过来好看。帅的时候，像达斯汀·霍夫曼与阿尔帕西诺的摘要。最喜欢他的那首“死舞世界尽头”，一次在后海吃饭，正好带着ＣＤ，请店员在他们音响上放着听，大醉后忘一干净，就此找不到了。
最喜欢的专辑还是《未来》。科恩所有的奔跑感都放在这里了。在其他地方，他的歌都是有对象的。这张专辑就像在沙漠，死亡谷，墨西哥的大耳朵植物中间跑到热汗淋漓，决眦欲裂，身后是一道长长的尘土不落。
2008年—2011年，与17 Hippies/Stan Getz/Duke Ellington在西大望路。
那时写过一篇文章，写做饭，一边做一边听什么音乐，那时就听的这些，还有贝多芬。饭做得了，有人敲门，一开门，贝多芬大脸铁青，斯坦·盖茨小眼镜乱晃，威灵顿公爵把那条好腿抖着，还有17个嬉皮抱着大铜管跟在后头，更逗的是还有康德老先生，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听说我在读他的书也跑来要聊聊，进来还问，要换鞋么？文章写到这儿就交稿了因为接下来没法编了。
17嬉皮是南部德国山区民乐队的变形记，马戏团风格，超级嗨皮，你以为德国人闷吗他们那是装的。南德接近斯拉夫地区，很多调调互相习染。在民间音乐上建筑现代手法是欧洲传统，不止从巴托克开始。随风潜入夜，在摇滚乐的严肃期过后，其中的流行元素化整为零，与各路民族音乐展开擒拿，犹太，吉普赛，希腊民谣，葡萄牙法朵，北非，中东，小亚细亚，中亚，音乐似乎又沿着古代传播的路线重新来过，其中有大批美妙至极的音乐还在半路边走边唱，然不包括凤凰传奇二人转一类。
爵士乐的乐趣是可拆解性，有时听听贝司在哪里，鼓什么时候停的，弹钢琴的要往哪带他们，听的是心思。爵士乐自由，但也有一个场，只能在这个场里打转，但迷人的是即使打转它也学的是蜜蜂的飞法，从不直接到达而是如诉衷肠般的多余，放开主题而以多余取胜。
2002年，与汤姆·维茨和琼·贝茨在望花路。
汤姆·维茨的故事太多，被讲得不好玩了。反正都是些标签。他的烟嗓比不上科恩喉音重，但是乐型厉害，曲式多样，词更像诗：地狱在上 天堂在下/所有的树都消失/对那些地下的灵魂啊/雨的声音如此动人/而树叶一年年的埋葬/没有人知道 我已经离开（No One Knows I'm Gone）。
那年在望花路编杂志，美院尚不在此地，每天回通县要坐遥远的公共车，听的就是这两位仙人。在黑暗的灯火摇晃的长途上，琼·贝茨那首“钻石与锈”能把人直接唱哭了。而老汤姆像个反动派一样总在你耳边否定着所有的音乐经验，为地球的夜晚打烊。
1992年，与达明一派在十字坡电影院。
达明一派的歌里一派火锅汽。刘以达是飘的，黄耀明不动，刘以达像个六边形的左小祖咒，黄耀明是自己的镜像少年。当然刘以达写的都是靡靡之音，又是编曲高手，歌词点到即止，青春迷幻，俗能生巧，倒像王家卫风的某种提前暖场，你听得出那表达，断不肯只是忧桑寂寞露冷衾寒，信乎火锅汽散后自会化妙语为真珠，不知妙语真珠却只在境中，原来他唱的是人去楼空。
今天的十字坡电影院，并没有改成包子店，而是一家真正的卡拉ＯＫ。我20岁那年一天骑着自行车，从航天桥听着达明一派一直骑到东直门外，满城大黄风，吃了一嘴土，终于停在这家杀机四伏的电影院门口，买票看了一部香港片，它的名字叫“风云再起”。说起来都是古代的事了，电影院里人不多，我进去时已经黑掉，我旁边是一个女孩，是的这就要讲到艳遇了：丰色走猴，禺是一种猴，相爱而居，相赴而死，我专门查的，明朝知乎李时珍说它们管自己叫“果然”。他咋啥都知道。果然，我就像个猴，心猿意马地感到了身边女孩的脑电波，种种荷尔蒙的气味如雷贯耳，因为不能把鼻子凑过去闻人家所以只好用耳朵闻。当然当然，这事无果，因为很快就发现人家旁边还有朋友，这全得怪达明一派，花色香皆看化偏偏却差太远，师傅，关了火锅吧。
2014年，与维瓦尔第在大连。
“Ｇ大调双曼陀铃协奏曲”，至爱，圣马丁乐团的版本最好。在和朋友开车沿东北边境去往海拉尔的路上，第一个上午，云层奇丽，大连出现了，维瓦尔第的两支曼陀铃交奏如箭，一道道射向淡如蜃楼的海港。那次旅行我没走完，在黑水靺鞨的故地中途下车去了长春。在东北，听维瓦尔第吃杀猪菜，非寻常配置也，家里一定来且了。
维瓦尔第最好听的不是“四季”。那时候的作曲家往往喜欢为一种乐器专门写曲子，其它乐器帮着它玩，是为协奏曲。我在电驴还能用的时代下了这个无损版本，谁来了放给谁听，还拉着人家双手告诉他们一定要认真听，这是光一样的音乐，要爱上它，但是没用，当时喜欢并不能真的拥有，因为每个人的感知系统就像彼此的病一样无法交换，你之珍宝人之墩布。
2002年，与Beck在北医三院。
Beck是这种歌手，玩奇怪路线的，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是。这就对了。我买的是他最著名的那张专辑，封面有一捆稻草飞过跨栏。晚上，在北医三院，记得有一个操场，我和女友无处可去，一人一只耳机听着贝克，我们那时总是无处可去，原因都消失了，场景也叠在一起很难确认，只留下印象，有时在街心花园，有时在一个酒吧，有时是很晚才打烊的马兰拉面。贝克纯度十足的歌声，在这些地方移形换影地唱起，像个流浪艺人。
2015年，与李志在百子湾。
李志有首歌叫“热河”，里边有一句词是“天亮时有人在伤感”，我每次都听成“天亮时有人在烧烤”。后来我觉得可能烧烤更好，更凄凉，伤感太直接和肯定了。而烧烤，可能性更多，唱歌这种事，不必说得那么清楚。
喜欢李志因为不累。他也是俗能生巧。他就像个群众，揭了艺术的贴膜，露出肉来，爱情是现实狗娘也是现实，不装仙儿，不万能，不开店，一点也不莫西子诗。百子湾各种烧烤店最适合与烟火升起和熄灭的声音。
2004年，和化学兄弟在青海湖。
那年从共和去青海湖，中巴上认识了藏族青年索南仁青，贵南县人。他是青海湖歌舞队的舞蹈员。我们喝了一路啤酒，先是我请，后来他请，他说，你不要住旅游点，太贵，住我宿舍。他跑到别人宿舍打了一晚上麻将。藏族兄弟的麻将桌上剑拔弩张，说的什么我也不懂，只听得咄来咄去，像大辩法。第二天带我去他们队里看跳舞，会跳舞的民族就是不一样，抬腿就来，藏族人跳的那种切分音式的舞，一踏一踏的，身体突然改变节拍，让你只能想到一个成语那就叫情不自禁。
仁青还对我说，我们藏族姑娘好看吧，别走了，在这儿找一个。
藏族姑娘确实好看。舞蹈队嘛。
我在拉金山里遇到一个藏族姑娘。漫漫小雨雪，她赶着羊，短鞭长袍，猩红色的头巾半遮着脸，只露出闪亮的眼睛，腰带威武，插一柄牛角小刀。我们隔着车窗对视片刻，我想我的一部分已经下车跟着她走了。现在我们一定在某个地方生着小火茶炊酥饮安然度日。
告别时，我给仁青留了当时的电话，和一张化学兄弟的唱片。他从怀中变魔术一般掏出哈达挂在我脖子上拥抱我。一年后，我电话变了，他来北京演出，找不到我，打到家里我又不在，这个直性子的藏族兄弟从此就再没联系过。谁看见了他麻烦告诉我一声，谢了。
2016年，与山崎ハコ在望京。
山崎ハコ是我今年最近一次发掘到的歌手。在望京，一切都变得有些迅速和无聊，一到傍晚，所有人都想飞快地离开这个地方，每天早晨，又有那么多人不得不回到这儿来。在空荡荡茫茫高楼如危船的望京，山崎的歌声执拗，清扫不了雾霾但是可以驱除沮丧，仿佛音乐是一种药，能治所有人的病。其实音乐最初的确是药，后来才成了一种病，现在它只是为了治好它自己。
不及备述，隐去的还有八分之七。也没有动人故事可卖，只是一个近乎一无所知的人，念着拼音一样的英文，慢慢积起的这些音乐。
有些人只是不去找。反正总有俄罗斯方块往下掉。听音乐成了消除游戏。妾以为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也只是在做自我教育。
网络使音乐的堆积变得太容易了。大多数音乐都成了库存，电子书和电影，都成了某种资料。被取消的是寻找的快乐，偶得的喜悦，我一直在找你，这样的心中大叫。
我们会渐渐降低对实体的灵敏度，随着自身变形的可能和需求越来越弱。人好像和手机一起成了一种同步工具。
不过我这里说的不是如何付诸努力，而是像个侦探一样，去闻到空中属于你的电流，相信有些东西始终是属于你的，只要去找，它们就会在该出现的地方等你。当然还有人。
也有一些会来得很迟。但它们也在等着你。你就是你的尤利西斯，下一站是塞壬女妖还是独眼巨人的山洞，不知道，你还有很长时间将漂泊在黑暗中，应该为此而激动，去遇到，经过，离开，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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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亦廷：生于72年。做过记者，同时也是忘记者。各种喜欢吉尔吉斯。
题图：胶板版画《有一天，我路过监狱》By袁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