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第一期思想界，我们关注豆瓣评分风波和媒介新年展望。
人民日报App转载的一篇文章点名批评豆瓣、猫眼，称不负责任的恶评伤害了中国电影产业一事，在电影观众中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互联网一时掀起一场“保卫豆瓣”的运动，大批影迷自发到豆瓣给贺岁档的几部大片打“一星”，使得它们的豆瓣评分不升反降。在电影产业遭遇寒冬的2016，“豆瓣事件”似乎是所有失望、矛盾、积怨在岁末的总爆发，然而责怪观众，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最下策。
2016年，很多陪伴我们多年的纸媒选择了告别，从《京华时报》到《东方早报》，纸媒的转型似乎是大势所趋，辞旧总是带着伤感与不舍，迎新却也充满机遇和希望。而对于美国主流媒体而言，2016年是更为艰难的一年。对于总统大选的报道使媒体公信力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然而危机并没有随着2016的结束而远去，特朗普的美国会给媒体人带来更艰巨的责任和挑战。新年伊始，让我们听听媒体人对未来的展望。
《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豆瓣：伤害中国电影的，是恶评还是权力的干预？
12月28日，《人民日报》APP发文，点名批评豆瓣和猫眼，称其电影评分系统面临信用危机，“恶评伤害了中国电影产业”。在此之前，《中国电影报》发布了类似内容，此后CCTV6的《中国电影报道》也发布了论调相似的报道。三个报道不仅质疑了豆瓣上的大众评分，称评分可以轻易被黑客操纵，网友跟风打分，并且评分结果与第三方咨询机构的数据不符；而且批评了猫眼上的专业影评，称其背后有复杂的经济利益，个别大V、公众号为了博眼球、圈粉丝、流量变现等目的，发布恶意差评，破坏了中国电影生态，导致猫眼将“专业评论”功能下线。不到一天，事情就发生了反转，28日下午，人民日报评论部发表题为《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一文，并针对与人民日报口风的矛盾，表示“以此为准”；随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公众号“侠客岛”也发表《子产不毁豆瓣》的评论，算是为此事盖棺定论，官媒引发的一场风波来得快去得也快。
然而网络上批评讨论的声音却没有偃旗息鼓，熊阿姨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发表《保卫豆瓣评分，保卫我们的精神病角落》一文中写道，豆瓣创立的11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音乐早已衰落，图书不温不火，只有电影市场正在经历爆炸式的增长，作为国内唯一一个类似imdb的电影评分平台，豆瓣上亿用户的打分突然成了可以影响票房的重要指标，成了它最具商业价值的业务。
而2016年的中国电影票房可谓经历了滑铁卢，全年450亿的票房仅比去年的440亿增长了2%，距离预期的660亿相差甚远，12月的《长城》《摆渡人》和《铁道飞虎》这最后一套救市组合拳也没能挽救颓势。关心电影票房的不仅有影视公司，还有利益相关的管理者，面对惨淡的受益和完不成的业绩，唯一出气的办法，就是拿豆瓣这样的软柿子捏一捏。
而豆瓣之所以成为式微已久的“软柿子”，在消费主义和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中坐拥上亿用户却毫无变现能力，正是因为它的评分系统被算法死死钳制，没有被资本收编，这也正是豆瓣的核心价值所在。
影评人杨时旸在《豆瓣和影评人搞不跨中国电影，烂片才会》一文中指出官媒和大众对于影评是什么，以及影评和电影工业之间的关系可能都有所误解。影评不是电影工业的一部分，而是写作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它只需要表达写作者自我、真诚、独立的观点，而不需要也没有义务为电影工业，或者为一部电影的票房负责。很多人将评论视作“寄生”，作品视作“宿主”，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而在中国当下，影评人分为两种：独立的影评人，和接受甲方授意和钱财、以影评文章作为媒介为甲方服务的枪手。抛开软文枪手，影评人本身也普通影迷，只能代表自己的审美趣味，并且它的构成人群复杂，有媒体人、文化学者、电影研究者等等，因此它只是一个文化身份，而并不是一个经济身份、或者一个职业。
而2016年的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发生了变化，烂片不再能肆无忌惮地骗钱了。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精英在评论，大众在消费，两个群体泾渭分明地分割开来。而现在，广大的电影观众成熟了，专业领域内的口碑会很快在他们中间激起回响，进而被部分观众作为购票选择的参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捞钱困难的片方才会迁怒于影评人。
南开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熊培云和媒体人羽戈则认为，“保卫豆瓣”的背后其实是《人民日报》恐惧症在发作。熊培云在《“必须保卫豆瓣”与“〈人民日报〉恐惧症”》一文中指出，所有人都清楚，伤害中国电影的并不是所谓“恶评”，而是无所不在的让人拍不好电影的禁忌。然而为什么当《人民日报》刊出这样无稽的指控时，影响力依然如此巨大？
熊培云认为，这个社会还没有从《人民日报》恐惧症中走出来。而这一“恐惧症”背后有一条复杂的反应链：首先，普通读者对《人民日报》有着双重印象：它不好看，但代表国家意志；其次，当《人民日报》对豆瓣提出了批评，读者从心理上会认为是《人民日报》代表国家批评豆瓣；第三，普通读者会由此产生恐慌，《人民日报》的权威性再次得到确认，并且演化为一个公共事件，本质是国家与社会之争；最后，相关政府官员也会产生恐慌，把《人民日报》的批评当作对其职责的敦促，于是开始介入事件，事态由此进一步升级。因此，在作者看来，是读者的恐惧而非文章的内容放大了《人民日报》的影响力，这才是对时局最大的反讽。
羽戈则认为，此次的“豆瓣事件”反映了公众的一种政治心理，即擅长从会议报告、领导讲话、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官媒的只言片语、字里行间，发掘当权者的微言大义。这一面导致了官媒的神圣化和权力的神秘化，另一面造成了公众的恐惧。而恐惧的前提，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迷信，公众不仅是恐惧的结果，还是恐惧的源头，换言之，恐惧症的生成，不仅需要权力施压，还需要公众想象，后者所发挥的力量，未必弱于前者，相较于压迫的恐惧，想象的恐惧更能摧残人心。而正是在泛政治化的国度，即便是以远离政治为生存策略的豆瓣，也难以逃脱政治的干涉。
公众号“微思客”的撰稿人重木则反驳了熊培云和羽戈的观点，认为由于《人民日报》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的特殊角色，我们很难将它当做是一份普通报纸。《人民日报》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一直承载着发布党和政府的一些重要指示、政策、意志的关键作用，它的内容和传播会牵动后续的一系列改革，影响深远。而一直被定位为党媒、官媒的《人民日报》在如今高度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场域中，也在努力争夺渐渐从手中流失的话语权。正是由于这种暧昧杂糅的身份，让我们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说话，是党和政府的意志在发声，还是只是一篇日常评论？
因此，所谓的“《人民日报》恐惧症”其实是对于它模糊身份下的权力的警惕和不安。我们恐惧的对象，是暧昧不清、模棱两可的权力、法律和规则，及其造成的那种任何立场随时可能被否认的可能。
报纸，再见：纸媒的转型与特朗普治下的“第四权力”
当人们都在忙着告别2016年的时候，许多媒体在告别整个“纸媒时代”。12月28日，上海报业集团宣布，上海国资以6.1亿战略投资入股澎湃新闻，同时，《东方早报》于2017年1月1日起休刊。11月13日，《京华时报》通过其官方微博宣布，由于“新媒体的冲击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京华时报》纸质版将于2017年1月1日起休刊，同时保留和发展新媒体业务。2016年国内宣布停刊的纸媒还有《国际先驱导报》《伊周Femina》《新视线》《芭莎艺术》等等，而在国外，也有英国《独立报》这样的老牌纸媒选择告别。
而在美国，主流媒体也经历了十分艰难的2016年，对于总统大选的报道，暴露了业内的许多问题：媒体被精英把持，与底层失去联系，过度卷入政党政治，假消息满天飞等等，这也使得公众对媒体的信任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而面对新任总统对媒体的打压，刚刚开始的2017年依然挑战重重。
新年伊始，让我们听听媒体人的自白。
《上海书评》采访了英国老牌文学刊物《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主编斯蒂格·阿贝尔（Stig Abell），谈了谈新媒体时代严肃刊物的机遇和复兴。
阿贝尔指出，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技术变革，这种变革将速度和便捷置于深度和专业性之上，使得叫卖式吸引点击的标题党横行。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传统严肃媒体构成了一种“逆流文化”，当人们开始拒绝为可轻松复制的大众市场内容付费时，他们会转向定制的、有深度有思想的长文章。
而谈到对社交媒体的看法是，阿贝尔说，社交媒体是一种联系人群和分享思想的巨大中介，它的贡献应该得到认可，但是技术入侵具有长期的影响，会分散我们思考的注意力，冲击我们的集体感，二十年后我们才能认识到技术的真正危害。
曾在《太阳报》任职的阿贝尔认为，比起主导公众情绪，小报更多地只是反映公众情绪而已。在英国有很多人非常强烈地感到他们的最佳利益在欧盟之外，在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是类似人群，他们拒绝全球化、都市专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现代潮流，在许多方面，小报代表了这种世界观。但阿贝尔也表示，报纸的影响力一直都被夸大了，但不断宣布它们的衰亡也有点过头了。
纽约时报的撰稿人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在《特朗普时代对媒体失败的反思》一文中指出，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三大广播公司在他们的晚间新闻节目中一共用3小时40分钟来做独立报道，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仅36分钟，而对于贫困、气候变化和毒品问题的独立报道，干脆消失在了晚间新闻中。
在对总统大选的报道中，媒体的失败不仅在于让特朗普获得了平台、掌握了话语权，还在于媒体工作者的背景不够多元，他们中鲜有工人阶级出身者或新教徒，这也使得他们对特朗普支持者的报道流于肤浅或者居高临下，没有抓住这股将特朗普推向胜利的底层的愤怒和绝望。
在新的一年，克里斯托弗呼吁所有媒体工作者专注于实质性的内容，而非追捧名人，因为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监督作用变得空前重要，对于媒体行业的新年展望就是，要做尽职的看门狗，不做温顺的宠物狗。
《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詹妮弗·鲁宾（Jennifer Rubin）在《2017年媒介展望》一文中对新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提出了几点展望：
鲁宾指出，在“后真相”时代，“假新闻”从一种故意捏造的故事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接着又变成了左翼和右翼用来指责他们不喜欢的报道的借口。她希望读者能够分辨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主流新闻机构的报道虽然也会出错，也会有偏颇或者盲点，但是他们至少努力核实事实、恪守新闻准则、及时纠正错误。读者还需要分辨评论员、专栏作者和新闻记者的区别，记者只负责报道事实，而评论员则需要提供世界观。
同时她也告诫媒体，不要试图去揣测政治家的行为和意图，因为政治和其他一切人类行为一样，都比我们想象的更难预测。相对于预测，媒体应该专注于解释和分析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媒体也不要试图去说服选民，媒体的工作是追寻和呈现真相与真相存在的社会语境，至于选民会根据媒体提供的信息作出怎样的选择，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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