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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今年起必须重振经济增长,重点解决七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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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今年起必须重振经济增长,重点解决七大问题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及其研究院团队针对房地产、地方债、民营经济等提出了建议。

2024年1月6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及其研究院团队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报告。图片来源: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

记者 王珍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及其研究院团队日前发布报告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巨大,当前需要重点解决大问题,包括房地产风险、地方债风险、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科技创新、消费疲软、城镇化潜力未完全释放以及国际环境管理。

报告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巨大,不容错判。从需求看,中国有两大潜在需求,一是,农村常住人口占比36%,另有18%的人口常住城镇,但未获得户口,城镇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存在较大空间;二是,9亿人口学历达到初中及以上,全国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中位数不足3000元,收入提高将带来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

从供给看,国民储蓄率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为化解历史坏账呆账和可持续的资本投资提供基础;科技创新潜力巨大,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全球第一,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理工科人才,普通本科及研究生毕业生中理工类占比达40%,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虽见顶,但人力资源总量仍在上升。

但是,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特别是“剔除2022年低基数影响”的2023年实际增长率约为4.5%(以2019年为基数,四年复合增速)。为实现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未来十几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4.59%,现在必须重振增长,重点解决七关键问题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于房地产。“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非常严峻。待售面积6.5亿平米处于历史高位,销售面积下降40%,相当于2009年销售水平;新开工面积下降超过50%,相当于2008年开工水平;按揭贷款余额(在2023年)三季度历史性出现负增长。”报告称。

报告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先立后破”,重点就是指向房地产领域,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房地产行业必须先稳住,绝不能演变为金融市场的恐慌和危机。”报告称。

报告建议,当务之急是解决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要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特别是解决头部优质民营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困难;其次是取消房价限降令。政府应当积极促进房地产市场出清,鼓励企业灵活调整价格去库存,建立房地产市场新均衡;最后是取消限购令。房地产市场调控应当转向充分满足居民住房有效需求,推动商品房市场回归市场化,同时大幅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第二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地方债。报告指出,在2008/09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地方政府被要求大力投资基建,地方债在当时对稳定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作用,并以较低的发债成本、人工成本换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基础设施。但是,负债结构和期限不合理的问题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

“2020年,地方政府财政盈余和地方国企利润之和只相当于地方债的1.9%左右,尚且不足支付债务利息,更无力还本。如果中央政府不进行干预,地方债将难以持续。”报告称。

对于解决地方债问题,报告提出三大建议。一是中央增发国债置换地方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1年,北美国家中央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为11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为12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72%,而中国仅为20%,因此我国中央政府有较大的举债空间。此外,增发国债有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根据以往数据,约12%的国债由境外投资者购买。

第二个建议是成立地方债资产管理公司(AMC),运用市场化方法对不良债务逐项化解,帮助地方政府轻装前进。

第三个建议是建立举债新机制。成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统一管理地方基建项目的规划、融资、建设与监督;从制度短板入手,构建多维度、长周期的地方官员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官员合理适度举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真正做到政企分开,避免国有企业继续成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

第三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民营经济。报告指出,当前民营经济信心与活力严重不足,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趋势仍在持续,对我国经济增速恢复至合理区间形成了极大拖累。造成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的浅层次原因是投资意愿下降,深层次原因则是在政策和制度约束下,过去几十年逐渐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担心财富被剥夺。

对此,报告认为,在理论上中央应有新提法,竭力避免社会各界将发展民营经济解读为“权宜之计”。在行动上,尽快办理几件实事,通过案例引导打破社会各界对于民营经济普遍抱有的负面预期。比如,加快条件已非常成熟且多年来期待上市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借鉴晋江、永康等地民营经济发展经验,每年举办民营企业家节,对民营经济进行正面宣传;每月举办民营企业家与政府领导的“吐槽大会”,解决实际问题;坚决取缔以赚取流量为目的、恶意攻击民营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自媒体。

第四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科技创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列为今年工作任务之首,强调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报告建议从四个方面加力,包括加大在绿色能源行业的中央政府投资;尽快推动形成碳排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算力统一大市场,突破算力瓶颈,实现人工智能的革命性跃迁;重振科技创新投资信心,尽快推动具有标志性的科技互联网企业在香港上市,吸引国际投资者加注中国科创市场。

第五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信心。报告指出,2023年以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持续下降,从1月的2.1%持续下降至10月和11月的-0.2%和-0.5%;CPI环比增速在10月和11月亦为负,且跌幅在加大。另外,2022年4月以来,衡量消费者景气程度的预期、满意、信心指数持续处于低于100的低位,说明居民消费意愿不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意把握和处理好‘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关系’。当前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存在‘温差’,1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87,远未恢复至2019年疫情之前超过120的水平。”报告称。

对此,报告建议中央政府推出消费补贴政策。“补贴消费比补贴收入更能直接拉动经济,成本低,提升的消费会带来财政收入,整体来看不增加财政负担。”报告称,具体措施包括在全国范围发放1万亿元消费券,设定门槛补贴一定比例的消费。

报告以2022年上海市政府发放的消费券为例称,每1元政府消费补贴可以带来4元以上的消费,这将会带来4万亿元的社会零售总额增长。在中国独有的税收制度下,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既刺激了消费,又没有显著增加中央财政负担。

第六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城镇化。报告认为,制约中国经济需求能力释放的重要原因是城镇化潜力没能释放,世界主要经济体城镇化率显著高于中国。对此,报告建议除超大型城市外,全面放开落户限制;超大型城市放宽积分落户标准;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最后一个问题是国际环境管理。报告表示,中国并不是国际环境的被动接受者,应当积极主动管理国际环境。2024年是“超级选举年”,对于美欧亚各国竞选人发出的敌视中国的噪音和涉华言论,中国应不予回应,避免在客观上为反华人士站台;理清各国国内政策决策者、舆论制造者和工商群体,增加与关键决策者和工商群体有效沟通;做大“国际统一战线”,高度重视国际上诸多沉默的“中等强国”,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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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今年起必须重振经济增长,重点解决七大问题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及其研究院团队针对房地产、地方债、民营经济等提出了建议。

2024年1月6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及其研究院团队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报告。图片来源: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

记者 王珍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及其研究院团队日前发布报告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巨大,当前需要重点解决大问题,包括房地产风险、地方债风险、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科技创新、消费疲软、城镇化潜力未完全释放以及国际环境管理。

报告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巨大,不容错判。从需求看,中国有两大潜在需求,一是,农村常住人口占比36%,另有18%的人口常住城镇,但未获得户口,城镇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存在较大空间;二是,9亿人口学历达到初中及以上,全国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中位数不足3000元,收入提高将带来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

从供给看,国民储蓄率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为化解历史坏账呆账和可持续的资本投资提供基础;科技创新潜力巨大,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全球第一,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理工科人才,普通本科及研究生毕业生中理工类占比达40%,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虽见顶,但人力资源总量仍在上升。

但是,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特别是“剔除2022年低基数影响”的2023年实际增长率约为4.5%(以2019年为基数,四年复合增速)。为实现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未来十几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4.59%,现在必须重振增长,重点解决七关键问题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于房地产。“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非常严峻。待售面积6.5亿平米处于历史高位,销售面积下降40%,相当于2009年销售水平;新开工面积下降超过50%,相当于2008年开工水平;按揭贷款余额(在2023年)三季度历史性出现负增长。”报告称。

报告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先立后破”,重点就是指向房地产领域,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房地产行业必须先稳住,绝不能演变为金融市场的恐慌和危机。”报告称。

报告建议,当务之急是解决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要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特别是解决头部优质民营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困难;其次是取消房价限降令。政府应当积极促进房地产市场出清,鼓励企业灵活调整价格去库存,建立房地产市场新均衡;最后是取消限购令。房地产市场调控应当转向充分满足居民住房有效需求,推动商品房市场回归市场化,同时大幅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第二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地方债。报告指出,在2008/09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地方政府被要求大力投资基建,地方债在当时对稳定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作用,并以较低的发债成本、人工成本换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基础设施。但是,负债结构和期限不合理的问题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

“2020年,地方政府财政盈余和地方国企利润之和只相当于地方债的1.9%左右,尚且不足支付债务利息,更无力还本。如果中央政府不进行干预,地方债将难以持续。”报告称。

对于解决地方债问题,报告提出三大建议。一是中央增发国债置换地方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1年,北美国家中央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为11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为12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72%,而中国仅为20%,因此我国中央政府有较大的举债空间。此外,增发国债有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根据以往数据,约12%的国债由境外投资者购买。

第二个建议是成立地方债资产管理公司(AMC),运用市场化方法对不良债务逐项化解,帮助地方政府轻装前进。

第三个建议是建立举债新机制。成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统一管理地方基建项目的规划、融资、建设与监督;从制度短板入手,构建多维度、长周期的地方官员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官员合理适度举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真正做到政企分开,避免国有企业继续成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

第三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民营经济。报告指出,当前民营经济信心与活力严重不足,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趋势仍在持续,对我国经济增速恢复至合理区间形成了极大拖累。造成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的浅层次原因是投资意愿下降,深层次原因则是在政策和制度约束下,过去几十年逐渐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担心财富被剥夺。

对此,报告认为,在理论上中央应有新提法,竭力避免社会各界将发展民营经济解读为“权宜之计”。在行动上,尽快办理几件实事,通过案例引导打破社会各界对于民营经济普遍抱有的负面预期。比如,加快条件已非常成熟且多年来期待上市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借鉴晋江、永康等地民营经济发展经验,每年举办民营企业家节,对民营经济进行正面宣传;每月举办民营企业家与政府领导的“吐槽大会”,解决实际问题;坚决取缔以赚取流量为目的、恶意攻击民营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自媒体。

第四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科技创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列为今年工作任务之首,强调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报告建议从四个方面加力,包括加大在绿色能源行业的中央政府投资;尽快推动形成碳排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算力统一大市场,突破算力瓶颈,实现人工智能的革命性跃迁;重振科技创新投资信心,尽快推动具有标志性的科技互联网企业在香港上市,吸引国际投资者加注中国科创市场。

第五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信心。报告指出,2023年以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持续下降,从1月的2.1%持续下降至10月和11月的-0.2%和-0.5%;CPI环比增速在10月和11月亦为负,且跌幅在加大。另外,2022年4月以来,衡量消费者景气程度的预期、满意、信心指数持续处于低于100的低位,说明居民消费意愿不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意把握和处理好‘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关系’。当前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存在‘温差’,1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87,远未恢复至2019年疫情之前超过120的水平。”报告称。

对此,报告建议中央政府推出消费补贴政策。“补贴消费比补贴收入更能直接拉动经济,成本低,提升的消费会带来财政收入,整体来看不增加财政负担。”报告称,具体措施包括在全国范围发放1万亿元消费券,设定门槛补贴一定比例的消费。

报告以2022年上海市政府发放的消费券为例称,每1元政府消费补贴可以带来4元以上的消费,这将会带来4万亿元的社会零售总额增长。在中国独有的税收制度下,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既刺激了消费,又没有显著增加中央财政负担。

第六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城镇化。报告认为,制约中国经济需求能力释放的重要原因是城镇化潜力没能释放,世界主要经济体城镇化率显著高于中国。对此,报告建议除超大型城市外,全面放开落户限制;超大型城市放宽积分落户标准;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最后一个问题是国际环境管理。报告表示,中国并不是国际环境的被动接受者,应当积极主动管理国际环境。2024年是“超级选举年”,对于美欧亚各国竞选人发出的敌视中国的噪音和涉华言论,中国应不予回应,避免在客观上为反华人士站台;理清各国国内政策决策者、舆论制造者和工商群体,增加与关键决策者和工商群体有效沟通;做大“国际统一战线”,高度重视国际上诸多沉默的“中等强国”,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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