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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元门票仅值60元,山寨乐团“背刺”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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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元门票仅值60元,山寨乐团“背刺”中产

中文名故意错译、挂羊头卖狗肉,是 “水团”的惯用伎俩。

图片来源:Unsplash-Kael Bloom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陶淘

编辑|李薇

头顶“皇家”“爱乐”头衔的乐团,并不总能与高端乐团画上等号。

2023年12月30日,武汉爱乐乐团就名称被湖北长江爱乐乐团冒用一事,在其公众号发表了澄清声明:

大麦网发布的2023年12月31日在珞珈山剧院演出2024武汉新年交响音乐会与武汉爱乐乐团无关,武汉爱乐乐团2024新年音乐会于2023年12月31日在武汉琴台音乐厅演出,且仅在琴台音乐厅官方网站售票。大麦网售票信息中的演出乐团标注为“湖北长江爱乐乐团”,但使用了武汉爱乐乐团的简介,此为虚假信息。

武汉爱乐乐团官微信息。

无独有偶,临近元旦假期,12月22日,河北石家庄大剧院,“比利时皇家爱乐乐团”在此上演新年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高喊“退票”,引起了轩然大波。事后,石家庄大剧院以演员“身体抱恙”为由全额退款。

如上所提及,中文名故意错译、挂羊头卖狗肉,是不少“水团”的惯用伎俩。

“一些欧洲国家的业余演奏者或者学生,可能想要来中国旅游,会找到一些来华巡演乐团的招工信息,就可以边旅游边挣钱。”在某交响乐团工作了长达20余年的乐手李珏表示。

从外部因素来讲,“水团”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也有很多。“普通观众对乐团资质鉴别力的不足,是被‘割韭菜’的原因之一。”李珏补充道。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剧院经营模式与经营指标的一些特性,也掣肘着与剧院合作的乐团、歌舞团的质量。

青年演出策划孙彤透露:“为了实现剧场的营收目标,国内剧院都会在一定时期内对演出数量有一定的考核要求,与‘水团’的合作客观上能减轻剧院经营的压力。国内大量剧场与乐团的合作方式是场租式,乐团票房不会影响剧场收入,因此,剧场难以直接把控乐团的质量。”

“水团”的存在,还因票务平台在演出基本资质方面没能起到基本的把关作用。就前述武汉爱乐乐团以虚假简介售卖演出票一事,大麦武汉官方微博并未在此事件发生后,做出任何解释。《中国企业家》就此联系大麦有关负责人,对方未予回复。

尽管“水团”持续生存至今,但业内人士对未来剧场与乐团的发展,仍旧抱持着乐观的态度。

“如今的剧场在周末时段经常会开展音乐欣赏课程,提升民众的音乐鉴赏力,通过惠民教育的方式,能尽可能为观众避坑‘水团’。”孙彤介绍。

而在李珏看来,市场本身也可以做到良币驱劣币:“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水团’的鉴别其实存在专业难度,不仅在于翻译问题,还有对demo(样片)的鉴赏力。但是,口碑的发酵可以让巡演的‘水团’逐渐失去市场,这会是最好的淘汰方式。”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2024年元旦,徐莉咬咬牙为一家三口买了三张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的门票,每张门票价格高达880元。她满心欢喜地以为满足了女儿想看名乐团的心愿,哪知自己上了冒名的当。

经徐莉查询,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的外文全称为“Deutsches Symphonie- Orchester Berlin”,是德国著名的交响乐团,而徐莉购买的“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的宣传海报上乐团的外文名称并没有“Symphonie(交响乐)”这个单词。

得知自己被骗后,徐莉先申请了大麦退票,大麦以“票品为有价观演凭证,非普通商品,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等特征”为由,不予退款。此后,徐莉又拨打了12315,投诉无门。

徐莉的遭遇,只是诸多中产被山寨乐团欺骗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小红书上搜索#水团#,可见相关话题82.8万次浏览量。

相较于前几年,今年元旦,国际“水团”尤为肆虐,与国内历经了几年演出低谷,尤其是海外演出静默期有关——观众对国外乐团的消费需求爆发式增长,但假日市场供给又无法满足消费需求。

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元旦假期,北京市共有153个剧场举办营业性演出共计268台807场,吸引观众逾21.6万人次,票房收入约5353.8万元。同比2023年分别增长166.3%、263.7%、442.8%。

但在小红书上的避坑“水团”笔记中,有不少业内人士提到,海外知名剧、乐团的全球巡演,通常不会集中在圣诞—元旦周期,该周期一般为欧美顶级乐团的假期,或者部分乐团会在本国高水准音乐厅演奏。

再往前追溯,“水团”在国内生根发芽,是因为国内经济水平发展、观众对精神追求增长,但对演出团体是否为知名乐团,以及乐团的演奏水准如何还欠缺甄别力。

海外“水团”收割中产,不专属于中国。上世纪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当时的日本人对舒伯特15首《弦乐四重奏》的需求,和对迪奥的需求同样强烈,但日本国民对音乐的鉴赏力还不足,为“水团”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到了本世纪初,中国的音乐产业发展,进入了类似的轨迹。据《2022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自2013年至2019年,我国音乐类演出票房收入从43.6亿元增长到了73.79亿元。其中,2016年至2019年期间,演出票房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5%。2021年,音乐类演出市场的票房已恢复到47亿元。

小资青年比例持续增长,美育教育在国内中产家庭中也愈发被重视。听音乐会,也就成了更多中产陶冶情操的方式,但乐理普及却尚未达成,加之部分观众对“外国的月亮更圆” 的偏见,又为海外“水团”的入侵形成了条件。

《新周刊》援引音乐评论人徐尧的观点:“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就有演出商在做‘水团’的生意,他们利用了中国观众对外国乐团的向往,认为只要是外国来的就好。就这样,一大堆冒名顶替,乱改名字和简历的国外乐团就跑到中国圈钱。”

线下剧场的生存压力

除了观众甄别力不足之外,线下音乐产业的监管与经营现状,也与“水团”仍能生存于裂隙之中有关。

乐团资质审核方面存在的难度,主要在于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还存在欠缺。李珏表示,任何一场演出在表演前,都会在当地办理齐备的手续:“乐团名字、演职人员资历、身份信息、演出demo,都在其中。然而,对于审核人员来说,不仅要厘清乐团的基本信息,还包括乐团原名的翻译问题,以及demo的内容质量问题。”

“对于剧院来说,出于生存需要,全年得要完成一定场次的演出任务,也客观上导致与剧院合作的乐团的内容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剧场与观众的诉求不完全一致。”孙彤表示。

“尤其对二三线城市来说,知名乐团、歌舞剧团的合作费用很高,‘水团’就成为了不少剧场提升业绩的方式。”李珏也告诉《中国企业家》。

此外,剧场与乐团的合作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乐团演出较低的准入门槛。

李珏介绍,目前,剧场与乐团的合作模式主要有三种:场租模式,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剧场只向乐团收取场租费用;打包合作模式,剧场做好策划、组织工作,支付给乐团一笔固定的演出费之后,剩下的票房收入全归剧场所有;剧场、乐团票房分成。

“对于第一种合作模式来说,剧场方面不承担票房风险,因此也不会过多介入乐团的内容审核。在元旦、春节等假期,场租费高时,乐团合作更是多多益善。第二种模式之下,由于剧院承担了全部营收风险,并且负责策划,剧院在外宣上,也有可能打擦边。第三种模式也不排除存在剧院、乐团共同做夸大宣传。”李珏透露。

“而剧院自主策划演艺的品牌,为了维护品牌的持久影响力,演出的质量相对上乘。”孙彤介绍。

据了解,同样承受KPI压力的还有各大票务平台。据某票务平台的工作人员透露,每年票务平台也会下达上线演出场次的有关指标,“临近年底,尤其是冲KPI的时候,‘水团’就可能被用作冲年底业绩”。

除了常年背负的业绩压力,自2023年以来,高悬于剧院与平台的业绩压力,在特殊时期过后也进一步增长。

如何让“水团”退出市场

尽管“水团”在国内蔓延的因素很广,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水团”在市场中的生存空间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被压缩。

首先,在李珏看来,在观众有意识地提升“水团”的鉴别力后,市场有着很强的良币驱劣币的能力。

李珏给出了几种简单的避坑“水团”方式:“利用搜索引擎查询乐团的外文原名,而不只搜索中文名称;搜索指挥简历;查明乐团的独奏与独唱,是否是著名音乐家,比如郎朗、王羽佳。”

另据音乐周报,消费者在筛选乐团时,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挑选海外名团竞相到访中国的高峰期听音乐会。比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北京国际音乐节等。

第二,如果要选新年档期,需认清新年音乐会品牌,最好是深度捆绑的名剧场音乐会。比如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新年音乐会、广州交响乐团和星海音乐厅·广州新年音乐会等。

第三,在二三线城市,消费者消费前需要关注下单的音乐会是否在该乐团公布的乐季内。音乐季指的是职业乐团年度演出计划,一般按照跨年的时间进行与策划。

事实上,随着社交媒体在口碑发酵与“水团”避坑教学方面的力度不断增长,“水团”的生存空间已经在大规模被压缩。

独立乐评人“格格说GGTalk”在小红书上提到:“水团卖不出去,只好发起团购甩卖了!北展某圣诞节音乐会团购,1200元的票只需60元,400元的票竟然低至20元!”这显然是音乐行业从业者、资深乐迷共同教育了市场的成果。

独立乐评人“格格说GGTalk”的笔记。

与此同时,剧团、剧院也一直在着力提升普通观众对古典乐的鉴赏力。据孙彤介绍,不少剧院在周末会做一些惠民演出,包括名家导赏,在演出间隙会对演出内容进行导读。

当然,除了观众本身,若要让“水团”退出市场,音乐产业其他机构的管理人员也责无旁贷。

“乐团策划的专业度也亟需提升。目前,我们剧院在周末会做一些相关培训,增强管理人员对艺术门类和乐理知识的了解,提升他们的专业度。”孙彤透露。

作为演出策划,孙彤称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演出把关人。“我在与一家演出团体合作之前,会查询它背后公司的演出资质,其成立时间、代表作品,是否处于失信名单之中,是否运营过成功的案例。”孙彤介绍。这些对于对公司经营有所了解的观众,也可以作为有关参考。

除此之外,在孙彤看来,对于全国的演出场所来说,或许还需要更多政策方面的支持,从而让线下演出彻底恢复几年前的元气:“‘水团’客观上确实是快速变现的一种方式,当经营压力减轻,质量也会跟着提升。”

文中孙彤、李珏为化名

参考资料:

《别上当了,很多古典乐团都是来华圈钱的“水团”》,新周刊

《“水团”归来,观众该如何擦亮双眼?| 争鸣》,音乐周报

值班编辑|王怡洁

审校|张格格

制作|董斌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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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元门票仅值60元,山寨乐团“背刺”中产

中文名故意错译、挂羊头卖狗肉,是 “水团”的惯用伎俩。

图片来源:Unsplash-Kael Bloom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陶淘

编辑|李薇

头顶“皇家”“爱乐”头衔的乐团,并不总能与高端乐团画上等号。

2023年12月30日,武汉爱乐乐团就名称被湖北长江爱乐乐团冒用一事,在其公众号发表了澄清声明:

大麦网发布的2023年12月31日在珞珈山剧院演出2024武汉新年交响音乐会与武汉爱乐乐团无关,武汉爱乐乐团2024新年音乐会于2023年12月31日在武汉琴台音乐厅演出,且仅在琴台音乐厅官方网站售票。大麦网售票信息中的演出乐团标注为“湖北长江爱乐乐团”,但使用了武汉爱乐乐团的简介,此为虚假信息。

武汉爱乐乐团官微信息。

无独有偶,临近元旦假期,12月22日,河北石家庄大剧院,“比利时皇家爱乐乐团”在此上演新年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高喊“退票”,引起了轩然大波。事后,石家庄大剧院以演员“身体抱恙”为由全额退款。

如上所提及,中文名故意错译、挂羊头卖狗肉,是不少“水团”的惯用伎俩。

“一些欧洲国家的业余演奏者或者学生,可能想要来中国旅游,会找到一些来华巡演乐团的招工信息,就可以边旅游边挣钱。”在某交响乐团工作了长达20余年的乐手李珏表示。

从外部因素来讲,“水团”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也有很多。“普通观众对乐团资质鉴别力的不足,是被‘割韭菜’的原因之一。”李珏补充道。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剧院经营模式与经营指标的一些特性,也掣肘着与剧院合作的乐团、歌舞团的质量。

青年演出策划孙彤透露:“为了实现剧场的营收目标,国内剧院都会在一定时期内对演出数量有一定的考核要求,与‘水团’的合作客观上能减轻剧院经营的压力。国内大量剧场与乐团的合作方式是场租式,乐团票房不会影响剧场收入,因此,剧场难以直接把控乐团的质量。”

“水团”的存在,还因票务平台在演出基本资质方面没能起到基本的把关作用。就前述武汉爱乐乐团以虚假简介售卖演出票一事,大麦武汉官方微博并未在此事件发生后,做出任何解释。《中国企业家》就此联系大麦有关负责人,对方未予回复。

尽管“水团”持续生存至今,但业内人士对未来剧场与乐团的发展,仍旧抱持着乐观的态度。

“如今的剧场在周末时段经常会开展音乐欣赏课程,提升民众的音乐鉴赏力,通过惠民教育的方式,能尽可能为观众避坑‘水团’。”孙彤介绍。

而在李珏看来,市场本身也可以做到良币驱劣币:“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水团’的鉴别其实存在专业难度,不仅在于翻译问题,还有对demo(样片)的鉴赏力。但是,口碑的发酵可以让巡演的‘水团’逐渐失去市场,这会是最好的淘汰方式。”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2024年元旦,徐莉咬咬牙为一家三口买了三张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的门票,每张门票价格高达880元。她满心欢喜地以为满足了女儿想看名乐团的心愿,哪知自己上了冒名的当。

经徐莉查询,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的外文全称为“Deutsches Symphonie- Orchester Berlin”,是德国著名的交响乐团,而徐莉购买的“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的宣传海报上乐团的外文名称并没有“Symphonie(交响乐)”这个单词。

得知自己被骗后,徐莉先申请了大麦退票,大麦以“票品为有价观演凭证,非普通商品,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等特征”为由,不予退款。此后,徐莉又拨打了12315,投诉无门。

徐莉的遭遇,只是诸多中产被山寨乐团欺骗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小红书上搜索#水团#,可见相关话题82.8万次浏览量。

相较于前几年,今年元旦,国际“水团”尤为肆虐,与国内历经了几年演出低谷,尤其是海外演出静默期有关——观众对国外乐团的消费需求爆发式增长,但假日市场供给又无法满足消费需求。

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元旦假期,北京市共有153个剧场举办营业性演出共计268台807场,吸引观众逾21.6万人次,票房收入约5353.8万元。同比2023年分别增长166.3%、263.7%、442.8%。

但在小红书上的避坑“水团”笔记中,有不少业内人士提到,海外知名剧、乐团的全球巡演,通常不会集中在圣诞—元旦周期,该周期一般为欧美顶级乐团的假期,或者部分乐团会在本国高水准音乐厅演奏。

再往前追溯,“水团”在国内生根发芽,是因为国内经济水平发展、观众对精神追求增长,但对演出团体是否为知名乐团,以及乐团的演奏水准如何还欠缺甄别力。

海外“水团”收割中产,不专属于中国。上世纪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当时的日本人对舒伯特15首《弦乐四重奏》的需求,和对迪奥的需求同样强烈,但日本国民对音乐的鉴赏力还不足,为“水团”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到了本世纪初,中国的音乐产业发展,进入了类似的轨迹。据《2022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自2013年至2019年,我国音乐类演出票房收入从43.6亿元增长到了73.79亿元。其中,2016年至2019年期间,演出票房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5%。2021年,音乐类演出市场的票房已恢复到47亿元。

小资青年比例持续增长,美育教育在国内中产家庭中也愈发被重视。听音乐会,也就成了更多中产陶冶情操的方式,但乐理普及却尚未达成,加之部分观众对“外国的月亮更圆” 的偏见,又为海外“水团”的入侵形成了条件。

《新周刊》援引音乐评论人徐尧的观点:“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就有演出商在做‘水团’的生意,他们利用了中国观众对外国乐团的向往,认为只要是外国来的就好。就这样,一大堆冒名顶替,乱改名字和简历的国外乐团就跑到中国圈钱。”

线下剧场的生存压力

除了观众甄别力不足之外,线下音乐产业的监管与经营现状,也与“水团”仍能生存于裂隙之中有关。

乐团资质审核方面存在的难度,主要在于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还存在欠缺。李珏表示,任何一场演出在表演前,都会在当地办理齐备的手续:“乐团名字、演职人员资历、身份信息、演出demo,都在其中。然而,对于审核人员来说,不仅要厘清乐团的基本信息,还包括乐团原名的翻译问题,以及demo的内容质量问题。”

“对于剧院来说,出于生存需要,全年得要完成一定场次的演出任务,也客观上导致与剧院合作的乐团的内容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剧场与观众的诉求不完全一致。”孙彤表示。

“尤其对二三线城市来说,知名乐团、歌舞剧团的合作费用很高,‘水团’就成为了不少剧场提升业绩的方式。”李珏也告诉《中国企业家》。

此外,剧场与乐团的合作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乐团演出较低的准入门槛。

李珏介绍,目前,剧场与乐团的合作模式主要有三种:场租模式,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剧场只向乐团收取场租费用;打包合作模式,剧场做好策划、组织工作,支付给乐团一笔固定的演出费之后,剩下的票房收入全归剧场所有;剧场、乐团票房分成。

“对于第一种合作模式来说,剧场方面不承担票房风险,因此也不会过多介入乐团的内容审核。在元旦、春节等假期,场租费高时,乐团合作更是多多益善。第二种模式之下,由于剧院承担了全部营收风险,并且负责策划,剧院在外宣上,也有可能打擦边。第三种模式也不排除存在剧院、乐团共同做夸大宣传。”李珏透露。

“而剧院自主策划演艺的品牌,为了维护品牌的持久影响力,演出的质量相对上乘。”孙彤介绍。

据了解,同样承受KPI压力的还有各大票务平台。据某票务平台的工作人员透露,每年票务平台也会下达上线演出场次的有关指标,“临近年底,尤其是冲KPI的时候,‘水团’就可能被用作冲年底业绩”。

除了常年背负的业绩压力,自2023年以来,高悬于剧院与平台的业绩压力,在特殊时期过后也进一步增长。

如何让“水团”退出市场

尽管“水团”在国内蔓延的因素很广,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水团”在市场中的生存空间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被压缩。

首先,在李珏看来,在观众有意识地提升“水团”的鉴别力后,市场有着很强的良币驱劣币的能力。

李珏给出了几种简单的避坑“水团”方式:“利用搜索引擎查询乐团的外文原名,而不只搜索中文名称;搜索指挥简历;查明乐团的独奏与独唱,是否是著名音乐家,比如郎朗、王羽佳。”

另据音乐周报,消费者在筛选乐团时,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挑选海外名团竞相到访中国的高峰期听音乐会。比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北京国际音乐节等。

第二,如果要选新年档期,需认清新年音乐会品牌,最好是深度捆绑的名剧场音乐会。比如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新年音乐会、广州交响乐团和星海音乐厅·广州新年音乐会等。

第三,在二三线城市,消费者消费前需要关注下单的音乐会是否在该乐团公布的乐季内。音乐季指的是职业乐团年度演出计划,一般按照跨年的时间进行与策划。

事实上,随着社交媒体在口碑发酵与“水团”避坑教学方面的力度不断增长,“水团”的生存空间已经在大规模被压缩。

独立乐评人“格格说GGTalk”在小红书上提到:“水团卖不出去,只好发起团购甩卖了!北展某圣诞节音乐会团购,1200元的票只需60元,400元的票竟然低至20元!”这显然是音乐行业从业者、资深乐迷共同教育了市场的成果。

独立乐评人“格格说GGTalk”的笔记。

与此同时,剧团、剧院也一直在着力提升普通观众对古典乐的鉴赏力。据孙彤介绍,不少剧院在周末会做一些惠民演出,包括名家导赏,在演出间隙会对演出内容进行导读。

当然,除了观众本身,若要让“水团”退出市场,音乐产业其他机构的管理人员也责无旁贷。

“乐团策划的专业度也亟需提升。目前,我们剧院在周末会做一些相关培训,增强管理人员对艺术门类和乐理知识的了解,提升他们的专业度。”孙彤透露。

作为演出策划,孙彤称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演出把关人。“我在与一家演出团体合作之前,会查询它背后公司的演出资质,其成立时间、代表作品,是否处于失信名单之中,是否运营过成功的案例。”孙彤介绍。这些对于对公司经营有所了解的观众,也可以作为有关参考。

除此之外,在孙彤看来,对于全国的演出场所来说,或许还需要更多政策方面的支持,从而让线下演出彻底恢复几年前的元气:“‘水团’客观上确实是快速变现的一种方式,当经营压力减轻,质量也会跟着提升。”

文中孙彤、李珏为化名

参考资料:

《别上当了,很多古典乐团都是来华圈钱的“水团”》,新周刊

《“水团”归来,观众该如何擦亮双眼?| 争鸣》,音乐周报

值班编辑|王怡洁

审校|张格格

制作|董斌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