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近年来中国社会收入不平等呈现加剧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衡量不平等的国际通行指标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高位0.491下降到了2015年的0.462，然后又开始呈现攀升趋势，2022年达到了0.469。基尼系数0.4通常被视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还有民间机构认为，考虑到高收入人群收入隐形化，实际基尼系数要更高。衡量不平等的动态指标——收入流动性，则显示从2018年以后收入结构日趋固化，意味着打破收入不平等的局面是个巨大的挑战。

哪些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如果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当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除其自身禀赋和努力，教育、税收、社会保障等等，种种社会政策因素都将影响他的收入高低以及与其他人的收入差距。识别出这些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并就此制定政策，是践行“共同富裕”愿景的必需。

与普遍感知不同，研究人员发现，在中国，靠财政的倾向性支出来拉平社会不平等，作用并不大，且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呈现越来越弱的趋势。相比之下，教育成了导致中国收入不平等且代际固化的关键因素。

在劳动力市场机制运行全阶段的不平等的累积中，“教育的代际固化起基础性作用；其次是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各自造成不平等的累积，且两者的作用在此消彼长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房莉杰等在近期发表的一篇综述性研究中写到。

因此，通过对教育平等赋能，使得劳动力在进入市场之前能够站在尽量平等的起跑线上，是未来减少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房莉杰等把劳动力市场机制运行分为三个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劳动力市场运行中和劳动力市场分配后，相对应的社会政策分别包括，教育和培训；劳动就业和市场法治保护，以及社会保障等给付性制度。

财政支出效率低，未来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

财政支出通过发放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这种社会给付效果既可能是累进的，即通过再分配拉平收入不平等；但也可能是累退的，即公共支出更多流向了中高收入群体，起到了负向收入再分配作用。

根据这篇研究综述，从数据直观上来看，我国的社会支出与不平等程度之间有较大的相关性，意味着社会支出的确发挥了促进公平的效果。不过如果放在全球范围看，我国的财政支出量上虽可观，效率却有很大提升空间。

从支出水平来看，中国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OECD成员国的中位置，高于绝大部分新型工业化国家。但从效率来看，中国要落后于大部分OECD成员国。见图2。在趋势线下方代表以更少的社会支出实现了更高的社会平等，也就是说社会支出效率更高；反之效率更低。

房莉杰等认为，中国的社会支出效率较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口众多、社会异质性强，尤其又处于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因此缩短同等幅度的不平等需要付出更多成本。

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速趋缓，我国社会支出的增长趋势开始放缓，相应基尼系数也出现了小幅反弹迹象。因此，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财政支出来降低不平等的空间已经变得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一方面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另一方面降低初次分配的不平等。

教育是导致劳动者“能力不平等”的关键

如何降低初次分配的不平等？从进入市场前，劳动力已经在能力上面临着不平等局面，而且这很大程度上是结构化的问题，比如，教育带来的不平等。

研究显示，教育不平等从义务教育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这一阶段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方面。农村户籍家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难获得高质量学校教育，而能否进入重点学校又决定了下一阶段能否接受更好的教育。

早期阶段的教育优势会步步累积，到高等教育阶段，再到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阶段的不平等也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质量的不平等上。从户籍因素来看，城镇学生更有可能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比如进入 “211” “985” 高校的机会，尽管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张总体上提高了教育的流动性，但从代际视野看，这种流动性效应已经因为机会的不平等而逐渐下降。近年来热议的“寒门难出贵子”即是例证。

背后原因在哪？作者强调，社会不平等程度与教育市场化水平的增强，而不是教育扩招，强化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质量上的教育不平等。“换言之，公立资源的重点学校和市场资源的课外补习班，两者都更容易被优势阶层获得，从而造成了教育不平等的累积叠加。”

作为保障教育公平的重大举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教育“减负”，尤其是 2021 年“双减”政策—— 减少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表面上的确弱化了教育市场化的影响；然而研究结果显示，从实践效果看，此类政策反而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子焜、雷晓燕，以及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沈艳在去年发布的研究中就发现，十年“减负”导致贫穷家庭的孩子升学率更低、投入更低；富裕家庭的孩子则正好相反，投入增加、升学率增加。

这也说明，社会政策，不一定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甚至有可能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

教育的代际固化也是导致“机会不平等”的关键

上文提到，财政在劳动力市场机制的第三阶段——分配阶段，很难发挥重要作用；而在第一阶段，教育在确保“能力平等”方面还有很长路要走。那么，在劳动力市场的第二阶段——就业阶段，哪些因素又导致了“机会不平等”的累积？

影响就业阶段“机会不平等”的因素包括户籍、性别、教育、行业垄断等等。文章指出，户籍和性别依旧是造成机会不平等的显著因素，但21世纪以来，它们的影响力都在降低，尤其是户籍。一个明显特点是，在低收入群体中，城镇户籍对收入影响较大；但在高收入群体中，户籍异质性影响相对较小。

“这些积极的现象都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作者写到。

因此，从实证文献研究来看，要想促进就业阶段的机会平等，应该要做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有意思的是，针对就业市场的劳动保护措施，其作用机制恰好是限制市场的作用。

与此同时，教育的代际固化影响越来越大，成为21世纪以来影响机会不平等的最关键因素。

一方面，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就业阶段的机会不平等；然而另一方面，市场的发展，又会放大教育的不平等问题。因为理想状态下的就业“机会平等”意味着以教育水平为主要指标的人力资本必然应该在劳动力市场分配中起主要作用；但如果教育代际固化，那么在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在“起跑线”上就已经是不平等了，所以机会越平等，代际收入和阶层就会越固化。

如何打破这一循环？作者认为，教育资源的投入，应该从“教育机会的普及，转向高质量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分配”，这将是未来打破教育代际固化、实现教育平等的重点。

 

（参考资料：《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三个阶段与累积的不平等——基于社会政策的视角》，房莉杰 樊丹迪。文章图表均来自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