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林子人
杨素秋是陕西科技大学的一名文学老师。几年前，她到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任副局长。在任的一年时间里，她办了一件大事：筹建碑林区图书馆。碑林区位于西安中心区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没有一家图书馆。杨素秋的任务艰巨，她需要在经费有限、只有一位馆长同事的帮助下，在6个月内建设一座3000平方米的临时过渡期图书馆。在区政府规划的大型文化综合体完成考古发掘和建设工作之前，这个临时图书馆将为碑林区的居民和游客提供借阅服务。
作为一位读书人，杨素秋心中有清晰的“理想图书馆”的样子，但现实却很骨感。这个过渡图书馆，位置很奇特，是在某商场的地下室。震惊之余，她决心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确保读者在这座图书馆看到的都是好书。她求助于各路朋友，为图书馆选出一万种图书。不料，费心尽力编出的这份书目触动了各方利益，一场“书目保卫战”拉开帷幕……
她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中。该书记录了她的种种“芝麻官见闻”、建设图书馆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也讲述了一群为书目提供建议的朋友的故事，以及阅读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图书馆建成之后，社会反响如何？一位用户给碑林区图书馆打了“五星好评”，并特别备注，“这是一个真的可以看书的地方，不是华而不实的出片党。”
以下是杨素秋的自述。
体制内的游戏规则
2020年春天，陕西省委组织部选拔第七批博士服务团到基层一线工作，我报名了。我去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而是好奇政府工作是怎么运作的。我最初想去的岗位是某偏远地区的副县长——如果去该县跑遍当地村庄，你对当下中国大地发生的事情会有特别深入的了解。不过，考虑到孩子的上学问题，后来我选择了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副局长。文旅局的很多工作直接跟老百姓接触，最近各地文旅局长都“花式整活”，宣传当地旅游。我挂职的时候就做过直播带货，我是个比较“人来疯”的人，没什么包袱，让我折腾、嗨起来都可以。
挂职的第一个月，我就体会到了体制内的一些游戏规则。我弟弟是一个公务员，他读我的书稿时，看到人事会面的环节，说特别准。比如有人跟你打招呼，如果事先不知道你的职务，他会是一种态度；如果知道你的职务，会是另一种态度，翻脸特别快。这现象不仅发生在体制里，你想想，我们与人初次见面，如果Ta拎着一个爱马仕，你会不会觉得Ta好有钱，对Ta的态度会不一样吧？所以，人人心里都有一点势利的苗头，因此要时刻警惕，不要用标签去判断人。
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有九个科室，我管四个：文化科、文化馆、旅游科、图书馆（规划中）。得知我要负责建一座图书馆，我觉得“这个挂职挂对了！”平时买书我觉得囊中羞涩，这下好了，可以买好多书，我特别高兴。但第一次去看工地，我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图书馆位于一个商场的地下室，原本被一些小吃摊、衣服饰品店占据，海报贴得乱七八糟，墙熏得黄黄的，天花板上吊下很多电线，地面高低不平，很有废墟感。我是2020年9月开始挂职的，半年后图书馆就必须开张，时间紧迫。开馆时我要保证图书馆里有一万种书（每种书3本副本）。原本的规定是开馆时就要有八万册，被我否决了，调整成第一年采购三万册，第二年经费下来再采购五万册，满足八万册的评估要求。
建馆的那段时间，我总在和商人讨价还价，甚至吵架。装修期间，物业漏水、隔壁饭馆漏油，都让人崩溃。你去协商，让人赔钱刷墙，问题倒总是可以解决，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但到“保卫书目”的时候我就没什么信心了。
2021年4月22日开馆，我从5月开始编新一年的采购书目，到8月初编完，当月月底我就要结束挂职了。就在要走之前，有个中间人传话过来，某人要求把我列的书目去掉40%。他后来干脆明说，“10%都不够我和他分的，40%才够。”
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无耻？每一座被塞了烂书的图书馆，无一例外都是某些人勾结拿回扣的结果。写书公布真相，是我谈判时最后的筹码。我找到中间人，告诉他我正在写书，会把这些事件如实写进去。只到这时，中间人才撤退不再干涉。
开馆前夕，我在《贞观》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此文既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碑林区图书馆开张了，也是想做一个实验：老百姓愿不愿意来读公务文章？我不喜欢端着官架子说，碑林区图书馆的开幕“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精品化”；我想用不惜“自黑”的方式告诉公众这座图书馆的情况：这个副局长不是“无所不能的”，她不擅长画画，画的墙面设计草图很丑；她没做过图书馆工作，就是赶鸭子上架。事实上，老百姓就喜欢你这样写东西。那个公众号平时的阅读量是2万多，那篇文章是6万多。
虽然这篇文章的反响很好，但政府内部有人不悦，有位领导批评我说，这个行为会“葬送你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搞笑的是，峰回路转，白天我刚道完歉，晚上就接到了央视记者张大鹏的电话，第二天早上就接受了采访。自从央视采访后，风向突转，我被当作了工作正面典型。
那些不为人知的选书人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力去办一个只会存在两三年的临时图书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随意糊弄”不是我的思维方式，这可能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爸爸对我的影响。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小县城，我们的房子只有20多平，我爸爸是一名物理老师，但他经常会临摹油画挂在灶台上，去旧书摊淘书。我们家的书最多的时候有5000多本，其中小人书有2000多本。《西游记》《岳飞传》之类小人书一套就有三五十本，我们没有钱买整套，我爸每次去旧书摊都会专门去找缺的书目。每年夏天他都会花几天时间整理那些书，重新包书皮。书摊得家里无处落脚，我和弟弟就坐在书堆中间废寝忘食地读。我爸从来没有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闭塞的环境中，就应该凑合过，他觉得生活应该是有诗意的。虽然他在我12岁时就去世了，但一个人童年时构筑的思维方式会影响你的一生。
开馆之初，因为只有三万本书，图书馆里很多书架还是空的。读者也不断提出反馈，想看武侠小说、摄影书等等。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就去请教了50多个朋友，让他们推荐书目。如果全让高校教师选书，那会不接地气。所以，我还请教了民宿主理人、设计师、老年人、餐饮从业者、盲人朋友，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参与。我希望能够平衡兴趣，让不同的生命参与进来。
书的后半段，我讲述了一些推荐了书目的朋友的故事。这部分其实比写官场的部分更难。如果说建图书馆是这本书的主线、树干，那么 “编书目”就是枝条，可以把推荐了书目的朋友们的故事连起来。我想写书籍如何进入他们的生活。
我最喜欢的一篇是《阅读树枝的女人》。这篇的主角王焓是我的老乡，我上大四的时候她上大一，因为我上学比较早，我们其实是同龄人。我的一个好朋友曾和她同班，拜托我照顾一下这位同乡。王焓初来大学，什么都不懂，我们俩就一起逛街、解决生活琐事困难，慢慢成了好朋友。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一个甜甜的、胆小的女生，我看着她一步步变成一个在树林里带领科研团队披荆斩棘的boss，真是一个典型的女科学家的成长。
王焓推荐了美国生物学家霍普·洁伦的《实验室女孩》。她们是同行，甚至有可能在“地球学年会”上擦肩而过，很奇妙。她觉得这本书给她帮助很大，在我看来，王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女孩”。
我还写了盲人读者杜斌的故事。近年来特别火的几个非虚构作品，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都是底层或弱势群体的故事，但还有一些人们“看不见”的群体的心声，很少有机会发表出来。
公共图书馆应该提供盲文阅读服务，这是一个硬性要求。当时盲文出版社给我们配的馆配书大都是乐器、按摩、推拿、中医相关，这是他们想象中盲人读者需要的读物。而杜斌却告诉我，其实盲人朋友跟其他人一样，也爱看小说、历史。他说，“听书，像是怀里被人塞了一堆东西。而摸书，是自己主动走进去，就像走进海里，感受海水一点一点地漫过脚面。”我帮他借了世界触觉地图，帮他买盲文书。他要的是《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三体》等。盲文出版物的种类还是很有限，因为盲人群体很小，爱阅读的也没那么多，一部分人甚至没学过盲文，杜斌是个特例。
我大概每隔一两个月会去杜斌的按摩店，他也在不断成长。他喜欢唱歌，有一天买了一个可以卷起来的软键盘，100多块，插上电可以发出声音，类似于电子琴。他把它放在桌子上，练习《一闪一闪亮晶晶》。他说钢琴太贵了，他买不起，但就是想学弹琴。我告诉他，我的小孩在弹琴，过几年如果学业太重，不弹了，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或干脆免费送给他。他特别开心，说“你可一定要记着这事啊”。
即便在艰难的条件下，他还是要让生活有一点浪漫的感觉。有的人把学琴当作一种身份标识，但有的人学琴完全是“无用之用”，希望给生活带来愉悦。这是不一样的。
杜斌很关注我的书，前几天他问我能不能送他一本。我说，“当然可以，但你没办法读啊。”他回答，“我找人每天给我念几页。”在扉页上，我不想写赠言，请他教我扎盲文，短时间我学不会，只能让他自己扎：“杜斌：雅正……”我带了印章来，在扉页上盖了章。他能看见一点红色，就把书凑在眼前说，“这个章很清楚，很好看，我太喜欢了。”
孩子们为什么不看书了？
和很多图书馆不同，碑林区图书馆把少儿图书的采购比例上调到了20%以上。这座图书馆位于市中心，我预料到很多父母来逛街时会把图书馆当作免费托管孩子的地方。
我已从图书馆离职，去年我曾拜托工作人员调出了图书借阅数据，我想了解现在读者都会借什么书。在排名前300的借阅书目中，260多本是少儿图书，大多是绘本、漫画等。这说明，这个区的成年人不太爱看书。而且我发现，10-16岁孩子的借阅率也很低。我自己一直陪自己的小孩读书，我知道10-16岁的孩子对科普类、历史类、衔接性、有趣味的书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馆补充了大量这样的书。但这些书就闲置在那里，没什么人借。
碑林区图书馆在大众点评上的评价很好，这说明大家是“识货”的，知道这里的书是好书。但你不可能通过建一座图书馆就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区的居民阅读习惯，这个过程非常缓慢。
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有些同学的家长就是卖菜、卖水果的。那些父母很辛苦，每天早上五点就要去进货。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顾得上孩子的阅读？我当时会让这些小朋友来我们家看书借书，他们特别开心。很多家长不是不爱孩子，也不是不想给孩子阅读，而是没有能力、时间和金钱。如果公共服务跟不上，就会拉大知识的差距，这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非常不公平。
我在大学的一些学生刷短视频刷得厉害，根本就不看书。他们说，现在阅读时总是分心，老想玩手机，书看不进去。我认为，这个根可以追溯到中学，现在中学生太累了。我儿子在上初中，我们家是不会让他做额外的卷子的，但他工作日每天都要学到晚上十点多钟，这太夸张了。上小学时他每天晚上都有自由阅读时间，上中学以后周一到周五是一页书都没时间读的。
另外，在碑林区图书馆调研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家长会阻止孩子读“闲书”，把他们借的书生生夺下来，还骂一顿。他们希望孩子去看“正经书”，比如作文书、名著。我在书里写了两位高中语文老师的故事，他们很在意阅读，会在课外活动时间和学生一起排话剧，但校长不一定喜欢这样的老师，而是更在意学生的成绩。家长问的问题也是怎样才能立即提高孩子的作文水平。如果用很功利的态度去对待阅读，其实是写不出好的作文的，但家长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功利地读书，意义何在？我想，一件事有趣，你就会做，你喜欢，就做它。这种“无用之用”，在古代、今天和未来，都是通吃的。康德讲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就是你的眼睛不要只看太近的地方。好书会改变你看待事物的方式，改变你与周围人相处的方式，甚至在人生中遇到重大抉择的时候，能帮助你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
我觉得，阅读帮助我更懂得爱，广义的爱。如果我不爱阅读，我可能是一个更差的母亲，一个更烂的老师。阅读让我不断反思自己，一个爱阅读的人一定是一个心态开放、更自信的人。
现在这座图书馆依然在那个地下室，再过一年会搬到新馆去，到时候读过我的书的读者如果去南大街探访，就找不到它啦。
——完——
林子人，界面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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