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徐鲁青
年龄超过45岁的人，如果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去哪里打工呢？日结工是为数不多的选择。因为目前大部分工厂的工作，年龄要求是40岁以下。在现在的就业形势下，日结工的状况如何？过去几个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走访了全国的四个日结工市场，从郑州、杭州下沙、深圳龙华到北京的马驹桥。他遇到了丧失信心的工人、82岁的体力劳动者、为孩子还房贷的父母。以下是正午与他的对话。
正午：在各个日结工市场，你遇到了哪些人，他们有怎样的背景和经历？
张成刚：日结工市场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外企失业的人、跑货拉拉的司机，还有从东北下岗的工人……有被包工头拖欠工资的，一边要钱，一边过来打日结工。我还见到一个唐氏综合征患者，他说自己什么都懂，只是语言表达稍微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但没什么人招他。他们最后都流落到了日结工市场。
目前大部分工厂里的工作，要求年龄是40岁以下。年龄超过45岁的人，如果没有什么相关技能，要赚钱，只能选择做日结工。可以说，日结工作是零工就业的最后一站，除了这个选择，还能挣钱的地方就很少了。
正午：日结工的工作强度有多大？一般工作节奏是怎样的？
张成刚：日结工市场主要招的是加工制造业、物流业、建筑业，还有一些杂工。保安算是比较清闲、大家都愿意去做的工作，因为体力消耗不大。不太愿意去的工作，是那些耗时太长的。有一次，一份要求14个小时工时的日结招人，价格给得很高——一般日结工一天工资是220，那天的工价到了350元——但就是没人去。
日结工如果14个小时，那是超过身体极限的，大部分工作都是12个小时。真实情况里，10个小时左右就到了体力的极限了，人们会偶尔磨蹭一下，开工时也会有一些准备的时间，我们叫“摩擦性的时间”，就像我们上班开个电脑，洗洗茶杯的时间。
除了体力，工作成本也要考虑，比如距离远不远、有没有人接送。没人接送的话，就意味着要自己打车，交通费就要花掉二三十块，收入自然就下来了。但总的来说，现在大家没什么选择，所有岗位都会去抢一抢。
日结市场有几个招工的高峰期，一是早晨，从早上开始做全天的工作，另一个是晚上，做夜班工作。我们调查的四个市场里，郑州是规模较大的大龄农民工市场，从凌晨3点开始，就有找活的工人陆陆续续聚集在这里，早晨四五点会经历当天的第一次人流高峰。早晨7点，仍然有上千人聚集在现场。北京的马驹桥，我觉得应该也有上千人，杭州的下沙稍微少一些，可能有个一百多人。
正午：日结工的工资什么样？
张成刚：调研时，有人告诉我们，“从2003年到2015年，工资从1000多涨到了5、6千，但是同样进厂打螺丝的活，到现在还是5、6千，这么多年都没有涨”。日结工的工资，涨幅最快的时期应该是2003年中国加入WTO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缺工，工资一直往上涨。后来经济在转型和升级，比如很多自动化设备替代了劳动者，还有产业链的一些环节转移到了其他工价更便宜的地方，所以工资涨幅开始减缓。
如今建筑行业不好，加之整体消费需求下降，物流业要的人也变了。人们原本预期，双11期间的工价能像前年一样到300元/天，结果只有平均220元/天左右，价格涨不上去。
正午：在日结工市场，似乎中老年人挺多的？
张成刚：郑州的日结工市场就聚集了很多大龄劳动者，大部分来找活的人都在五六十岁以上。他们从郑州周边市县过来，以家庭为单位，老两口一起在市场边租一个每月四五百元的房子。男的是找需要体力的零工，女的一般找家政、服务员之类的岗位。
这里7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例大概在20%-30%之间。调查中，我见到年龄最大的是一个82岁的老大爷。零工市场早高峰结束之后，很多人就在原地待着，没什么事干。在郑州，有一位做公益的“郑州八哥”会给大家提供免费的午饭，82岁的老大爷就一直等饭，从大概11点钟左右，吃到下午两点多钟。其实，这里即使是60多的人，看上去也比一般的人要苍老，因为一直在干体力劳动。70多岁的人找活会比较困难，比如建筑工地就不允许年龄超过60岁的人进入，需要刷身份证、刷脸验证。年纪大的人一般都是接杂活，比如装修，或者扛一些重物。雇主挑人的时候，偏向于看起来身强力壮的，所以，大龄劳动者会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些、年轻一些，比如去把头发染黑。
许多人打工主要是为了生存，存养老钱是很难的。日结工一个月挣的钱，多则六七千，少则三四千。一般来说，租房、吃饭等刚性支出就占据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除此之外，还有子女教育、医疗……据我们在杭州下沙的调研，那里日结工的人均存款大概是三四千块左右。
正午：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出来做日结工，他们的子女大概是怎样的境况？
张成刚：很多大龄农民工，希望通过打工来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有些人甚至还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需要为子女还贷。
在访谈案例里我们还发现“工资倒挂”的现象：爸妈大概50多岁的，还能干得动体力活，就会去一线城市做体力工作。孩子则在县城老家做偏白领或服务类的工作，挣得比爸妈少。为什么子女不出来呢？很多情况是他们需要照看孩子，即使出来工作，也不太可能跨省就业，所以就选择在周边县城打工，可以随时回家。
人们讨论比较多的留守儿童，一般是祖辈的年龄更大，比如超过60岁，对他们来说跨省就业不太现实，所以，是老人带孩子，而年轻父母则跨省就业，是挣钱的主力。
随着人口整体老龄化，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在增加，如今已经达到了40岁。另一方面，农民工跨县或者跨市流动的比例也在下降，省内的流动数量在增加。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人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在本地就业。
很多人以为，种地是农民的一个收入来源，但其实种地是不挣钱的。河南比较明显，人多地狭，每个人家里的地最多就是一个口粮，能吃饱肚子，但仍然需要现金流。河南60岁以上农民每月会发105元补助，但不够他的生活，他还得出来打工，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综合考虑，出来打工是最好的选择。
这些灵活就业者，你感觉已经很底层了，但我们计算了一下，他们的收入在现有的劳动者当中排倒数10%-20%的样子，也就是说，还有10%的人还不如他们的收入高。
正午：在调研过程中，打工者愿意讲述他们的境遇吗？
张成刚：我们在几个地方调研时，都遇到过一些阻力，比如暴力反抗，朝我们扔石头、扔酒瓶。现在很多人拍抖音，是在消费日结工的境况，说他们都是好吃懒做的，不好好工作，所以，有些打工者看到人来了就很反感，以为我们又在用精英视角审视他们。有个工人开始很激动，拿着砖头威胁说，要是敢发出去，他就打过来。后来他发现，我们不是那种拍抖音消费他们的，而是在问真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积极，想参与进来，站在边上不时插嘴。其实，他们都是很有倾诉欲望的。
正午：调研中你感触最深的是哪些问题？
张成刚：调研里我感受到，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岗位不够，大家又找不到其他生活来源，生活就会陷入困顿。2023年，零工市场的整体需求都出现了萎缩，四座城市的日结劳动者都反映，零工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比2019年差很多，甚至比不上疫情期间。
我们在11月调研的时候，包括郑州、北京马驹桥，很多人已提前返回老家，在往年，人们通常在春节前才会走。另外，有人可能会住在桥洞，或者周边公园。北方天气寒冷，这种情况坚持不了太久，每年都会有冻死人的事情发生。
日结工里，的确是有一群干一天休几天的“躺平式”劳动者，我们叫做 “丧失信心的工人”，指的是长期找不到工作而放弃积极求职的个体，他们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有一部分人压根就不找工作了，这其实是劳动力市场运转不好的一个现象。但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不符合失业的定义——虽然没有工作、但仍然积极寻找工作并且立即可上岗的状态——所以，他们常常不被包括在失业统计数据中。就算退出人很多，失业率不一定会往上升，甚至反而是下降的。我们发现，从今年开始，放弃找工作的人变得越来越多，甚至在疫情期间都没有那么明显。
深圳龙华劳动力市场的务工者，一度被人们称为 “大神”，都是好吃懒做的典型。但我相信，这是劳动者的理性选择，他们算得很清楚，什么时候该休息了，什么时候快没钱了，该去工作了。每个人刚进入社会的时候，肯定希望能过得好，也付出过努力，但后来经历过一个“丧失信心”的过程。他发现，所有的努力并不能带来他想要的生活，最后就放弃了自我努力。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应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力量支持，让他能够走出困境。
——完——
作者徐鲁青，界面新闻记者。
题图：2022年6月，武汉，农民工们聚在一起等活。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