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候能像当今时代这样，各种各样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民主的吸引力也从未如此深入。人们普遍接受了现代社会所允诺的平等权利和公民权，特别是那些被剥夺这些权利的人们。但是，随着白人至上主义者喜爱的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美国这个典型的多文化民主政体的总统，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道德宇宙的弧线”似乎并未终归正义。

通过指责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出生于外国，特朗普在政治上初露头角；通过污蔑墨西哥人是强奸犯、穆斯林是恐怖主义分子，特朗普逐渐掌控大权；以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厌女主义、排外主义而臭名昭著的布赖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斯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被任命为竞选团队的首席执行官，这为特朗普的成功竞选再添助力。特朗普和班农联手走入白宫，共享无限权力，为现代世界构建原则的崩溃画上圆满的句号，即1776年美国革命性的《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被赋予“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等“不可剥夺的权利”。

煽动仇恨使人们歧视移民者、少数族裔以及其他“异类”的行为逐渐成为主流——甚至发生在德国这个后纳粹时代政治和文化都建立在“再也不”概念之上的国家。分裂主义的时代毫无预期地降临了。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用堡垒将自己与他人分隔开来，只接受那些与自身外表相近、语言相似的人们。1993年，意大利北方联盟党（Northern League）的思想理论家奇安弗兰科·米格利奥（Gianfranco Miglio）曾建议，“文明”的欧洲应该提倡“野蛮”欧洲当时所拥有的民族主义，并将其作为“阻止穆斯林入侵的防线”，在当时，这个建议看起来荒诞可笑。但是如今，统治匈牙利和波兰的政客蛊惑人心，将本国称之为基督教欧洲的哨兵，并认为穆斯林难民和移民者已经威胁到了哨兵的生死存亡。英国的脱欧支持者在伦敦市长选举中模仿历史上托利党的策略，编造出外国人具有威胁性的谎言。以色列犹太人中的大部分人希望以色列驱逐阿拉伯公民。基尔特·威尔德斯要求大量驱逐穆斯林民众，而且此举可能会使他成为荷兰总理。

欧洲和美国的白人民族主义者非常崇拜普京，因为普京曾公开反对“所谓的宽容”，并且通过入侵车臣开创了自己的政权，要求组建“有机的”俄罗斯共同体。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之一的印度，印度人至上主义不休不停地排斥着少数族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鼓励对土耳其库尔德公民的攻击，来巩固民众对他的支持率。斯里兰卡的政治家曾通过侵犯泰米尔少数民族的利益而大放异彩，例如2009年泰米尔族曾遭受大屠杀，直到今天仍然由于歧视性政策而深受其害。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凭借对胡图族人的迫害而获得政治红利。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对宗教少数群体和种族少数群体的迫害使其遭受大范围的制裁。人们曾欢庆缅甸民主政体的开端，而如今缅甸似乎也出现了种族清洗的信号。

不久之前，《金融时报》的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还曾大力赞扬自由贸易和“市场的魔力”带来了全人类社会的同质化。正如路易·威登在婆罗洲开店，中国成为法国红酒的最大消费者之一……既然自由贸易和消费资本主义已经到来，法治、理性、个体自由以及对多样性的宽容还会远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今大部分国家——从美国到印度尼西亚——都在经历一场激进的部落化。蛊惑人心的政客们将排外主义与进步主义者关于高档的房屋、有效的医疗体系、优秀的学校等观点相融合，他们强调语言、宗教、种族、民族之间的差异，这不仅威胁到了自由贸易，也威胁到了世界主义者的梦想，即通过紧密的商业联系和电子通讯来构建世界统一体。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正在扭曲现代性的世俗和平等主义理想。

这种扭曲在美国这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度尤为严重。19世纪，美国废除奴隶制，中国、日本、爱尔兰、俄罗斯和德国的移民纷纷涌入，使得美国成为了沃特·惠特曼所说的“丰富的多国家合体”。自那时起，拥有不同政治信念的美国政治家和政论家都始终坚持致力于建设多种族的“山巅之城”，即致力于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并将此作为地球上所有人类的典范之国。随着世界上大量人口以及美国新移民都热烈地希望成为美国人，这些政治家的使命进一步加强了。

虽然美国的“熔炉”愿望与普京、玛丽娜·勒庞、奈杰尔·法拉奇所希望建立的有机共同体截然不同，然而美国却曾反复出现全部公民群体同质化的危险幻想。而这一次该幻想的出现，却威胁到了世界上所有角落的民主政体。

如今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认同和差异，是因为我们曾经历了痛苦而迷茫的全球化。那些希望从无穷无尽的技术统治和不透明的金融市场中“夺回控制权”的人们，希望通过形成全新的主权“人”，重建一个政治空间——这种政治行动能够通过认清人民的“敌人”从而最快完成。人们饱受市场的无情摧残，而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却一直是替罪羊——例如，19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剧烈的经济下滑之后，蛊惑人心的政客们将公众的怒火引向犹太人，“反犹主义”这个词应运而生。

对民族和种族“异类”的认定和妖魔化远远不是自由民主的偏差，也不仅仅是经济冲击所导致的异常状态。相反，这种不公正是民主的核心。在现代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这种不公正都一直存在，并与理性和进步的自由理想密不可分。

早在19世纪，非裔美籍思想家杜波依斯就曾分析过民主和自由主义内在的矛盾。在他看来，奴隶制强迫非洲人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继而融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将不同社会和不同历史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旧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之上建立新的经济不平等。这两种压迫对于创建繁荣的美国民主至关重要，而且使得被压迫者难以、甚至不可能实现自由和平等。1903年，杜波依斯说：“20世纪的问题，将是种族分界线的问题。”

在杜波依斯写下这句话时，在工业化的美国，黑人隔离使得废除奴隶制的红利遗失殆尽，在亚洲和非洲争夺殖民地和帝国的白人建立了新的种族等级制。之后，他总结道，美国南方废除奴隶制事实上使得北方的工业资本主义得以在全球扩张。美国白人和欧洲白人共同巩固了“一个全新的工业奴隶制”，“这个工业奴隶制由非洲和亚洲的黑种人、棕种人以及黄种人所组成”。杜波依斯担心，对于很多人来说，“肤色”和“头发”将会成为“剥夺现代文明机会和权利”的理由。

杜波依斯认为现代政治和经济的本质便是排斥，并对此十分担忧。20世纪似乎证明了，但同时又反驳了他的担心。在20世纪中，由于欧洲接连不断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反犹主义逐渐蔓延，并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犯罪。战争和饥荒导致无数人死亡，在此基础之上，无情的帝国主义者占据了亚洲和非洲。然而，去殖民化使得拥有平等主义理想的独立国家诞生了，随后是南非种族隔离制的废除。近年来，这些独立国家的全球化经济似乎超过了曾经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民权运动、成功的黑人政治家、体育运动员、流行明星、艺术家以及思想家表明，肤色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2008年，一位肯尼亚裔黑人当选美国总统，这似乎证明了肤色已不再是问题。

但是，对于在种族主义之后出现的民主心怀希望，却总是过于奢侈了。奥巴马在消除肤色影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却在被广为流传的照片中被画成猴子。对少数群体来说，杀害和虐待、大城市的住房歧视，以及许多非裔美国人和印第安美国人的穷困境遇，都在表明种族-民族隔离仍然存在。而且，反历史的部落主义以及建立不平等人类社会的政治诉求在美国从来都不缺少强有力的支持者。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极右组织民兵（Minutemen）、美国纳粹党、亚利安众国以及复兴的三K党，引导白人对民权和女性主义运动进行反击。1978年，白人民族主义组织“国家联盟（National Alliance）”的创立者威廉·皮尔斯写了一本题为《透纳日记（The Turner Diaries）》的小说。在这本小说中，美国被“黑不溜秋的犹太人”所统治，之后该政府被非裔美国人推翻。后来，非裔美国人通过政治正确的立法，夺取了白人的枪支，强奸了白人妇女。

旧种族秩序和性别角色的不稳定滋生了对政治产生愤怒的下层社会，近年来，白人民兵的兴起、对堕胎诊所的袭击以及随机枪击案都反映了这一点。1995年，蒂莫西·麦克维在俄克拉荷马城杀死了168位美国人，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孤立主义保守派的帕特里克·J.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所说的“美国灵魂之战”的早期预兆。麦克维反对女性主义和政治正确。在他看来，正是政治正确助长了非裔美国人的嚣张气焰。1992年，麦克维曾在一家小城镇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白人中产阶层和美国梦的灭亡。在这篇文章中，曾经参加过海湾战争的麦克维预言了我们如今的愤怒时代。

“种族主义的兴起？你最好相信这个事实，这就是美国失意之后的发泄途径吗？这是真正的失意吗？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呢？这个世界曾认为共产主义不是管理民众的完美体系，而如今民主似乎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没有人看到‘大’图景。”

在1992年，对于许多人来说，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大图景指的是“历史的终结”以及美国式民主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在这个后政治阶段，国家政治似乎仅仅是跨国市场和信息网络的附属品，这使得诸如布坎南等政治极端人物要求给予美国白人工人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布坎南要求经济保护主义，停止移民，对少数群体持强硬态度，他早已预料到了特朗普的排外民族主义。

然而，事实上，美国的建国者们最先体现了个体解放的现代意识形态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正如奥巴马在芝加哥的告别演讲中所说的，建国者们相信人人自由平等，并致力于进行激烈的政治试验。但是在奴隶们痛苦挣扎在弗吉尼亚的泥潭里，他们表明了真相：在美国这个移民、自由贸易者和帝国主义者紧密联系的国家，混合各种极端不平等的人会使得实现自由统一体的挑战难上加难——更别提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了。

从17世纪以来，欧洲的定居者、贸易者以及殖民者中认为非欧洲人野蛮、低等，对其进行贬低，甚至杀害。种族差别与新大陆的定居者和殖民者变得密不可分。然而，到18世纪末，被强行纳入现代世界经济的人对提倡所有人类平等自由的人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道德和政治困境。逃避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便是将真正的人类和非人类区分开来；将值得拥有自由和不值得拥有自由的人区分开来。所以，从自由民主等现代理想诞生的那一刻起，人类和非人类，理性和非理性，文明和野蛮的区分便成为这些理想的基础。密尔曾支持这些旧等级制，他在1859年曾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进行辩护，他写道：“与野蛮人打交道时，专制统治是一种合法的政府形式。”

尽管原则上反对奴隶制，但是许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简单地认为民主原则——自由、平等、宽容、自然权利、人类尊严——只适用于文明的白人。殖民化的、沦为奴隶以及原住民没有理性，而理性正是从宗教和传统中解放出来的人类个体所拥有的独特特点。如果大卫·休漠“倾向于认为黑人天然地便低白人一等”，孟德斯鸠也毫不怀疑黑人是“野蛮人”。伏尔泰与洛克一样，都在一家以奴隶贸易获利的公司中拥有股份。伏尔泰认为，黑人仅仅比“动物多一点点思想”。奥巴马曾在演讲中说道，反对种族歧视的非裔美国人要求实现“我们建国者所允诺的平等对待”。然而事实上，托马斯·杰斐逊自己就是一个奴隶主。他认为黑人“在身体和思想方面，都低白人一等”，并认为美国白人爱国者们必须消灭原住民——“无知的野蛮人”和“野兽”。

这种丧心病狂的反人性化似乎与在美国革命中制度化的人类理想截然不同。但是，正如瑞典作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在其经典研究《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中所指出的，“在生物秩序中地位低于白人，更接近于动物”的人们可能会“被排除在白人的社会和道德秩序之外”。毫不惊讶的是，强调种族之间的生物差别的伪科学——颅相学——在美国最受欢迎，白人利用这门伪科学，使得种族优越性的虚幻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

1776年，塞缪尔·约翰逊曾经尖锐地说：“为何我们听到对自由最大的呼唤声来自于黑人？”然而，美国反殖民主义者洛克的忠实追随者将自由与财产权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自由与平等民主联系在一起（麦克维很可能会援引洛克和杰斐逊的话）。奴隶缺乏自由这一明显事实的确使得杰斐逊及其同伴良心不安，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提倡种族隔离。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盖耶特（Nicholas Guyatt）在新书《将我们分开（Bind Us Apart）》中认为，“隔离，但却平等”——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将黑人隔离加入到法律当中，并提出了这一条臭名昭著的思想——是“美国的建国原则”。盖耶特在历史学家艾德姆·摩根（Edmund Morgan）开创性著作的基础之上，认为美国南方在内战前夕将隔离制度化，但是早在此之前，美国的建国者们就迷恋于种族隔离，欣赏这种“思想和政治上的妥协”。事实上，直到内战之前，美国领导者们一直有着将黑人驱逐到非洲的可怕（也无法实现的）的想法。

19世纪上半叶，安德鲁·杰克逊和杰克逊主义倡导对美国白人更为宽容和平等的秩序，但这种秩序却设法贬低西班牙裔、印第安人、努力自由的黑人和女性的地位。在美国奴隶解放以及内战结束之后，越来越充满活力的美国民主中出现了更多类似的矛盾。之后，种族隔离明确划分了美国那些值得拥有自由和平等的人群。在美国南方存在数十年的隔离学校、铁路汽车以及午餐桌推动了人们关于“种族分开仍然平等”的虚幻想法。黑人被剥夺公民权和被处以私刑的行为，都反映了到底哪个种族才是高高在上的。

1882年，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这部排外法案甚至鼓励了维也纳的反犹政客蛊惑人心。然而，这部法案毫无道理：1880年，中国移民仅占美国人口的0.002%。同时，在当时，曾经拥有大量工作和土地的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而造成大量失业。许多公民开始将他们的公民权当做是独有的特权，这种特权不应该被所有人，特别是种族低下的人所享有。

在动荡的19世纪末，针对非白人的种族歧视成为民主团结的一种形式。对于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联合白人“工薪奴隶”共同对抗亚洲移民和非裔美国人的途径，以此来治愈他们的尊严之伤。从爱尔兰新来的移民同样可以通过迫害非裔美国人而获得荣耀的白人身份——至少对一些人来说，肤色的分界线是可以商榷的。如果欧洲的反犹主义是愚蠢之人的社会主义，那么19世纪末美国的种族主义便是悲伤的落后者与进取的新来者之间的“民主”。

正如杜波依斯清楚看到的那样，许多进步主义者在种族歧视上串通一气。反托拉斯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发誓为全部美国人谋取政治平等、经济安全与社会机会。然而，他所说的这一切却不包括非白人在内。亨利·詹姆斯曾尖锐地指出：“国家意识的螺丝钉从来没有拧紧过”，而罗斯福希望“将其拧紧”。他希望海外的战争和征服能够促进国内的种族团结和民主。最初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非常崇敬他所说的“伟大的3K党”。3K党兴起于奴隶制废除之后，其目的是保护白人远离“无知黑人的投票”。

20世纪初期，人们大肆追捧“优生学”这门伪科学，这促进了1924年《移民法案》的出炉及其配额体系。该法案倾向于来自西北欧的新来者，不利于来自东南欧的种族低等人群（通常为犹太人），并排除了“奴隶移民”与亚洲移民的后代。美国为了自由而派遣种族隔离的军队参与二战期间，超过十万日本人被关入监狱。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革命最终结束了黑人的恐惧。但是保守派作家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所说的“无法融化的种族”——非裔美国人不断增加的政治影响力引起了反噬。我们如今仍能感受到这场反噬的回音。

1963年，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战争口号是“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都隔离”。民权运动使得种族怒火再也无法像当时那样呼声震天。然而，民权运动却无法阻止白人政治家使用狗哨政治，通过取悦某些群体来捞取政治资本。尼克松时期的副总统阿格纽·艾格纽曾用“沉默的大多数”吓唬强硬的黑人和多文化主义者，之后，里根对这一定义进行了改善。里根在支持自由主义左翼事业的幌子下（如提倡无肤色差别、公平竞争环境），攻击《平权法案》以及其他民权运动的成果，并以诸如“州权利”、“福利母亲”、“配额”以及“反向种族主义”等口号取得了白人工薪阶层投票者的支持。1988年，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黑人，曾强奸一名白人妇女，译者注）加入到老布什的总统竞选班底中，如果说此事体现了种族恐惧的力量一直存在，那么，2005年，小布什对飓风卡特里娜的应对工作表明，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永远都隔离”不仅仅是一句令人恶心的口号而已，而是切切实实的行动（飓风期间，黑人较多的新奥尔良受灾严重，政府救援工作迟缓，译者注）。特朗普则最终收获了许多美国人对奥巴马的自反性厌恶：正如Fox News的格林·贝克(Glenn Beck)所说的，“这个人（指奥巴马）对白人的仇恨根植于心中”。

对种族的不满从来不曾被完全压制，如今，这种不满又回到了我们的时代当中。最近，美国警察曾枪杀了几名未曾武装的非裔美国人，特朗普的顾问斯蒂夫·班农对此回应道：“如果那些被警察枪杀的人做了一些该死的事情呢？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是天生就具有侵略性和暴力性的。”

特朗普及其伙伴曾轻率地攻击少数群体（也曾无休止地指责中国），并重新开始了自纳粹过后曾一度中断的反犹主义。他们的卑鄙行为原本应该只存在于数个世纪之前。这些行为对世界上其他的复合社会和不平等社会造成了重要影响。美国曾坚信人类必定会朝着“更完美的统一”前进，这种前进不可逆转。长期以来，正是这种信念，在民主的高尚理想与充满结构暴力与不平等的残酷现实中间架起了桥梁。奥巴马曾一再强调，美国的特点“是前进的动力，这使得我们建国之初的信条扩大到拥抱全人类，而不是一部分人类”。

特朗普的上台显示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最强大的宗教——美国意识形态中最终的胜利者与失败者。许多自由派的美国白人非常困惑，为什么他们对美国包容性理想的热烈祈求以及对少数群体身份政治的不满会遭到“终止你的特权”这种愤怒的口号。但是，与许多希望和观点相反，美国的自由民主秩序只能包容那些拥有足够特权的人。与以往漫长的隔离时代相比，如今的排斥已经变得不再粗暴地以种族为标准；如今，性别、财产、教育以及经济机会、种族都会起到决定作用。

在漫长的经济危机期间，这种多方面的不平等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容忍。19世纪末，在第一阶段的全球化中，正如杜波依斯所写的那样，美国欧洲精英拥有了”这个世界从未预料到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和利润”，欧洲和美国曾出现民族-种族国家主义的浪潮。如今，这种不平等再一次推动了这股浪潮的高涨。如今，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中的许多人感到自己被排除在福利国家的福利和富人的财富之外。他们的怒火所指向的目标是冷淡疏离的技术统治，也是那些被认为剥削了纳税人所缴纳的税赋的人们。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和欧洲，政治机会主义分子试图通过将外国人、移民者以及难民魔鬼化，从而利用人们的恐惧。他们认为，这些人全都是依附在辛勤工作、却被忽视的阶层身上的寄生虫，应该被清理干净。

我们再次发现，分化的人类通过学习法理学家卡尔·施密特说的“如何使得危及自身同质性的陌生和不平等事物远离”，重新参与政治，重组自身。我们发现种族主义不仅仅是物质、偏见和傲慢的简单产物；尽管我们十分谨慎，并且下过“再也不”的决心，但种族主义依旧存在。因为它能增强社会团结，能够驱散人类的恐惧，衍生对未来的希望。人类要求平等、自由和尊严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而才会产生种族排斥。种族排斥的本质其实与自由主义和民主这种最高尚的理想紧密相连。

美国尤为如此。圭亚特曾说，美国“拥有分裂的历史伤口，但同样拥有种族分裂的本能。即便许多人曾发誓坚决抛弃种族主义，但种族主义仍会显现出来”。比尔·克林顿为了华尔街精英的利益，减少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但同时，他也比尼克松、里根和布什父子更甚，将非裔美国人大批监禁，使其贫困潦倒。特朗普内阁是至今为止最为富裕，也最为狂热的内阁。他们的言语和行动将会进一步表明，无情的举措是为了推动建立致力于人类自由的政治和经济。

那些反对这些举措的人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允诺的自由中所省略的部分一直被人所忽视。几代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和活动家曾经历杜波依斯所说的世界性的“工业奴隶”。他们曾反复指出，允诺全世界拥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同时在全世界实行等级制。那些权利只为少数人所有，其他人则被排除在外。某些政治家只允诺给予与自己相似的人以自由、平等和尊严，而与自己不同的人则不能享有这些权利，甘地会发现这些行为非常熟悉。

甘地也和马丁·路德·金一样，承认建立公民民主的重要性。公民民主是当代社会的多元性本质的一部分，而且与以下观点和价值观无法共存：承认不相称的目标、刺激个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相互性，而非竞争和敌意的民主。在充满不同种族、阶级、性别的多样性人群中创建统一性的艰难任务不单单只有美国建国者们遇到了。许多问题，诸如人类自由和平等的本质对他们来说似乎不言自明。而许多继任者也通过将被奴役的、被殖民化的、无依无靠的人们驱逐出视线（但正是他们的资源和劳动带来了生活的欢愉、自由与快乐），去除了美国程序中这些不言自明的矛盾。

如今，正如白人至上主义者准备占领奴隶们在华盛顿特区所建造的房屋，这些好战的人们“会努力控制住他们从俘虏那里所盗取的东西，而不反省自身，他们将会引发全世界的混乱，如果地球上的生物没有灭绝的话，还会带来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种族战争”。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真正的民主平等将会是空前巨大的挑战。但是至少不会再以曾经的虚幻为遮掩——这种虚幻就是为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提供更好的机会，使得道德宇宙的弧线终归正义。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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