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奥斯卡,好无聊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奥斯卡,好无聊

颁奖礼正在失去它的意义。

文|毒眸

第96届奥斯卡结束了,没有惊喜,没有爆冷,没有意外,一切都是人们早就预想到的样子。

《奥本海默》无疑是颁奖礼上最大的赢家,13提7中,其中包揽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最佳男配四项重要大奖,几乎横扫了奥斯卡所有重要奖项。而去年刮起“芭比海默”票房风暴的另一个主角《芭比》,只摘得一个不痛不痒的最佳原创歌曲奖,除此之外,颗粒无收。

(《奥本海默》(图源:豆瓣)

另外,艾玛·斯通再次成为奥斯卡影后,35岁两封影后让她成为全场焦点;《音乐大师》《花月杀手》《过往人生》惨淡陪跑,没有一个奖项入账;《留校联盟》《美国小说》《坠落的审判》分别拿了最佳女配、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原创剧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和《哥斯拉-1.0》成为全场唯二算得上意外的意外,分别打败《蜘蛛侠:纵横宇宙》和《AI创世者》拿下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视觉效果。

(艾玛·斯通(图源:微博)

之所以说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是因为奥斯卡之前的各大颁奖礼,早已“剧透”了一切。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评论家选择奖、美国各工会奖四大风向标已经帮奥斯卡把标准答案写好,获奖名单几乎没有出入。

这种平淡与无趣意味着好莱坞正在重回保守与谨慎,面对去年的新思潮冲击和产业危机,奥斯卡选择小心地退回到安全区,按照既定的学院派风格挑选适合的作品予以嘉奖。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前不久第74届柏林电影节刚刚落下帷幕,政治因素裹挟着金熊奖正在狂奔,场外话题掩过了作品本身。

如今的世界级奖项好像正在驶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保守,一条激进。然而,无论是哪种都意味着,颁奖礼对于电影本身的讨论正在慢慢减弱。正确成为了质量的前提,安全变成了奖项的基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创作力的缺乏让一切雪上加霜。

奥斯卡重回保守

早在今年奥斯卡提名的时候,争议就开始了。

《奥本海默》得到13项提名,其中有不少重量级大奖,但是《芭比》的8项提名中,只有最佳影片和最佳男配两个重量级大奖,电影的核心人物格蕾塔·葛韦格和玛格特·罗比并没有提名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创剧本奖也变成了最佳改编剧本奖。

提名一出,引起外界大范围的热议愤慨,一部讲述女性觉醒意识的电影,女性创作者却没有得到提名,这也形成了一种影片内容与现实之间的互文。男主演瑞恩·高斯林公开表示抗议,“没有芭比就没有肯,没有格雷塔·葛韦格和玛格特·罗比就没有《芭比》,她们是这部创造了历史、为全球观众所庆祝的电影最大的原因。”

(《芭比》(图源:豆瓣)

这种不满让好莱坞长期以来的“表面正确”浮出水面,好莱坞对于女性作品的支持与认可并没有如想象中进步,反而正在进入倒退阶段。根据南加州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2023年票房前100的电影只有30%由女性主演或联合主演,这是十年来最低比例,较2022年下降了44%。在原本严峻的创作环境下,女性创作者的境遇一如《芭比》再次走到边缘。

在喧嚷的外界评论中,《好莱坞报道》分析了整个事件背后行业危机——在简单的性别角度之外,无意识偏见仍旧持续干扰着观众们去关注白人以外的作品,多元化议题也被掩盖了。比如,《过往人生》的主演格蕾塔·李同样没有获得提名,有网友讽刺道,“《瞬息全宇宙》横扫各大奖项之后,学院派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亚裔任务’已经完成了?”

(《过往人生》(图源:微博)

但明明就在前几年,奥斯卡还在展现自己锐意进取的一面。《寄生虫》成为第一部奥斯卡非英语片最佳影片,《健听女孩》成为奥斯卡第一部流媒体电影,杨紫琼成为奥斯卡史上首位亚裔影后。和更早期的《月光男孩》《水形物语》《绿皮书》对比,这些表现都让外界意识到它在开拓自己的刻板界限。只不过从今年的表现来看,一直强调多元化的奥斯卡实际并不如大众想象的那般进步,学院派仍旧恪守自己的评选规则。

《坠落的审判》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作为唯一入围最佳导演的女性导演,并没有在奥斯卡得到一如在戛纳的认可;《花月杀手》女主莉莉·格莱斯顿作为唯一入围最佳女主的少数群体,并没有破历史地成为奥斯卡史上第一位美国原住民影后。

(《坠落的审判》《花月杀手》(图源:豆瓣)

这种偏见并不只是单纯体现在性别或种族议题上,也是对电影类型的固有偏见。在玛格特·罗比的一次对谈里,她也清楚预见一切。她曾提到喜剧更难拿奖,而奥斯卡对于喜剧片的偏见早已成为业内共识。从2012年的《伴娘》开始,外界就在抨击学院派对于喜剧的接纳太过固执,《大西洋月刊》曾评论道,只有伍迪·艾伦式知识分子文化讽刺喜剧,或者有些古怪喜剧元素的电影可以被接受,“这种偏见遗漏了许多制作精良、令人震撼的电影。”

十多年过去了,奥斯卡仍旧没有放下偏见,《Variety》评价道,“学院从来没有特别强烈的幽默感,通常更喜欢像《奥本海默》这样的‘严肃’电影,而不是像《芭比》这样的喜剧。”对于《芭比》,奥斯卡唯一能接受的或许只是瑞恩·高斯林在舞台上唱跳着《I‘m Just Ken》。

(瑞恩·高斯林(图源:微博)

标准的奥斯卡

《今日美国》评价今年奥斯卡:“90%的典礼内容可以发生在任何一年的任何颁奖典礼:温和的笑话、预期的获胜者、沉闷的演讲……”

奥斯卡的颁奖套路愈发明确之后,观众已经渐渐丧失了对它的兴趣,如今的奥斯卡已经连续几年收视垫底,不及巅峰期5500万观看人数的一半。然而,框套在既定标准答案之下的奖项揭晓环节,让颁奖礼失去了最基本的悬念,一切显得更加索然无味。

作为奥斯卡“前哨站”的四大颁奖礼,其获奖名单与今年的奥斯卡最终名单相差无几。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十项大奖的对比更为明显,重合率高达70%-90%。尤其是英国电影学院奖,有20个奖项与奥斯卡完全重合,而在去年仅有7项相同。

“前哨站”准确性的提升近一步减弱了奥斯卡带给观众的新鲜感,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好莱坞口味的趋同,让整个颁奖礼失去了题材多元化可能。

《奥本海默》斩获数奖并非没有道理,毕竟它既具备票房,又具备文化影响力。作为好莱坞将商业性和作者性平衡的最好的一位导演,诺兰对于《奥本海默》的打磨是值得认可的。他本人也在各个场合表示,《奥本海默》是自己的巅峰之作。

但即便如此,《奥本海默》的类型也显露了评奖维度上的局限性,“白人男性历史人物传记片”向来是学院派最爱的题材类型,《万物理论》《至暗时刻》《国王的演讲》的成功早已说明了一切,而恰在此时的诺兰奉献了一部符合学院派喜好的作品,这与之前的《敦刻尔克》或《盗梦空间》相比,更缺失了一定的创新性。

(《万物理论》《至暗时刻》《国王的演讲》(图源:豆瓣)

这种创新性在今年的提名作品里更是少之又少,《留校联盟》《音乐大师》《美国小说》这类典型的保守作品是今年最佳影片的竞争者,10部提名影片并没有展现出一种相互竞争的角逐感,《奥本海默》的实至名归里少了些更有信服力的竞争对手。

(《留校联盟》《音乐大师》《美国小说》(图源:豆瓣)

颁奖礼上,约翰·塞纳“裸体”登场,为的是致敬1974年的裸奔者——一个五十年前的玩笑。与其把一个不值一提的现场事故当成今年的致敬重点,奥斯卡倒不如致敬下三十年前的自己,《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之间激烈竞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大年”时至今日仍被反复怀念。

当奖项失去评选意义

前不久落下帷幕的柏林电影节,也经历了不少争议。场外各种时事政治事件,轮番成为电影节真正的主角。各种事件将柏林电影节推到了风口浪尖,电影本身的关注度不及以往。

欧洲三大电影节近些年大多都遇到了相似的境况,场外各种游行发言,让电影节更多成为一个大型政治秀。

作为承载着一定意识形态的电影,其不可避免是政见表达的主要渠道,尤其在目前充斥着各种思想冲突、战事冲突的环境下,作品都有着更多的表达欲望。然而,当电影节对政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于电影本身的考量,选拔而出的作品信服力普遍在大大下降。近几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在《小丑》《寄生虫》之后,并没有拿出被广泛认可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有意识形态争议。

(《小丑》《寄生虫》(图源:豆瓣)

外界环境的动荡不可避免让电影等艺术形式被裹挟前进,各种态度之下的激进表达,其本质都是想要寻求安全,同样,对资本方来说,也在努力权衡寻求一种安全,而对他们而言的安全则是“保守地正确”。

好莱坞创作者们都意识到了这种保守带来的创作危机。前不久,《沙丘》系列的导演维伦纽瓦接受《IndieWire》采访时聊到,“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保守的时代,创造力受到限制,一切都跟华尔街有关,拯救电影的应该是自由和冒险。”

2023年的好莱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行业危机——在无法创造出当下的电影时,就只能选择反复咀嚼过去的素材。据《广播时报》报道,自1993年以来,续集和翻拍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在过去25年里增加了700%。

在内因外因的共谋之下,好莱坞的创作力在大幅下跌,观众兴趣大幅下降。2023年超过10亿美元的作品仅有两部,在疫情前,这一数字基本维持在5部以上。

如今的各种颁奖礼都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号称平衡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奥斯卡也无法做到平衡。奖的性质被弱化,只留下赏的庆祝。

(《奥本海默》(图源:微博)

今年的奥斯卡,83岁的阿尔·帕西诺为最佳影片颁奖时,没有开调节气氛的玩笑,没有挨个说出10个提名的影片,而是直接念出了《奥本海默》的名字。一种反套路的形式,像在表达一种疲惫:这场好莱坞的大型年会,如此无聊无趣,既然如此,那快开始你们的庆祝吧。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奥斯卡,好无聊

颁奖礼正在失去它的意义。

文|毒眸

第96届奥斯卡结束了,没有惊喜,没有爆冷,没有意外,一切都是人们早就预想到的样子。

《奥本海默》无疑是颁奖礼上最大的赢家,13提7中,其中包揽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最佳男配四项重要大奖,几乎横扫了奥斯卡所有重要奖项。而去年刮起“芭比海默”票房风暴的另一个主角《芭比》,只摘得一个不痛不痒的最佳原创歌曲奖,除此之外,颗粒无收。

(《奥本海默》(图源:豆瓣)

另外,艾玛·斯通再次成为奥斯卡影后,35岁两封影后让她成为全场焦点;《音乐大师》《花月杀手》《过往人生》惨淡陪跑,没有一个奖项入账;《留校联盟》《美国小说》《坠落的审判》分别拿了最佳女配、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原创剧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和《哥斯拉-1.0》成为全场唯二算得上意外的意外,分别打败《蜘蛛侠:纵横宇宙》和《AI创世者》拿下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视觉效果。

(艾玛·斯通(图源:微博)

之所以说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是因为奥斯卡之前的各大颁奖礼,早已“剧透”了一切。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评论家选择奖、美国各工会奖四大风向标已经帮奥斯卡把标准答案写好,获奖名单几乎没有出入。

这种平淡与无趣意味着好莱坞正在重回保守与谨慎,面对去年的新思潮冲击和产业危机,奥斯卡选择小心地退回到安全区,按照既定的学院派风格挑选适合的作品予以嘉奖。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前不久第74届柏林电影节刚刚落下帷幕,政治因素裹挟着金熊奖正在狂奔,场外话题掩过了作品本身。

如今的世界级奖项好像正在驶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保守,一条激进。然而,无论是哪种都意味着,颁奖礼对于电影本身的讨论正在慢慢减弱。正确成为了质量的前提,安全变成了奖项的基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创作力的缺乏让一切雪上加霜。

奥斯卡重回保守

早在今年奥斯卡提名的时候,争议就开始了。

《奥本海默》得到13项提名,其中有不少重量级大奖,但是《芭比》的8项提名中,只有最佳影片和最佳男配两个重量级大奖,电影的核心人物格蕾塔·葛韦格和玛格特·罗比并没有提名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创剧本奖也变成了最佳改编剧本奖。

提名一出,引起外界大范围的热议愤慨,一部讲述女性觉醒意识的电影,女性创作者却没有得到提名,这也形成了一种影片内容与现实之间的互文。男主演瑞恩·高斯林公开表示抗议,“没有芭比就没有肯,没有格雷塔·葛韦格和玛格特·罗比就没有《芭比》,她们是这部创造了历史、为全球观众所庆祝的电影最大的原因。”

(《芭比》(图源:豆瓣)

这种不满让好莱坞长期以来的“表面正确”浮出水面,好莱坞对于女性作品的支持与认可并没有如想象中进步,反而正在进入倒退阶段。根据南加州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2023年票房前100的电影只有30%由女性主演或联合主演,这是十年来最低比例,较2022年下降了44%。在原本严峻的创作环境下,女性创作者的境遇一如《芭比》再次走到边缘。

在喧嚷的外界评论中,《好莱坞报道》分析了整个事件背后行业危机——在简单的性别角度之外,无意识偏见仍旧持续干扰着观众们去关注白人以外的作品,多元化议题也被掩盖了。比如,《过往人生》的主演格蕾塔·李同样没有获得提名,有网友讽刺道,“《瞬息全宇宙》横扫各大奖项之后,学院派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亚裔任务’已经完成了?”

(《过往人生》(图源:微博)

但明明就在前几年,奥斯卡还在展现自己锐意进取的一面。《寄生虫》成为第一部奥斯卡非英语片最佳影片,《健听女孩》成为奥斯卡第一部流媒体电影,杨紫琼成为奥斯卡史上首位亚裔影后。和更早期的《月光男孩》《水形物语》《绿皮书》对比,这些表现都让外界意识到它在开拓自己的刻板界限。只不过从今年的表现来看,一直强调多元化的奥斯卡实际并不如大众想象的那般进步,学院派仍旧恪守自己的评选规则。

《坠落的审判》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作为唯一入围最佳导演的女性导演,并没有在奥斯卡得到一如在戛纳的认可;《花月杀手》女主莉莉·格莱斯顿作为唯一入围最佳女主的少数群体,并没有破历史地成为奥斯卡史上第一位美国原住民影后。

(《坠落的审判》《花月杀手》(图源:豆瓣)

这种偏见并不只是单纯体现在性别或种族议题上,也是对电影类型的固有偏见。在玛格特·罗比的一次对谈里,她也清楚预见一切。她曾提到喜剧更难拿奖,而奥斯卡对于喜剧片的偏见早已成为业内共识。从2012年的《伴娘》开始,外界就在抨击学院派对于喜剧的接纳太过固执,《大西洋月刊》曾评论道,只有伍迪·艾伦式知识分子文化讽刺喜剧,或者有些古怪喜剧元素的电影可以被接受,“这种偏见遗漏了许多制作精良、令人震撼的电影。”

十多年过去了,奥斯卡仍旧没有放下偏见,《Variety》评价道,“学院从来没有特别强烈的幽默感,通常更喜欢像《奥本海默》这样的‘严肃’电影,而不是像《芭比》这样的喜剧。”对于《芭比》,奥斯卡唯一能接受的或许只是瑞恩·高斯林在舞台上唱跳着《I‘m Just Ken》。

(瑞恩·高斯林(图源:微博)

标准的奥斯卡

《今日美国》评价今年奥斯卡:“90%的典礼内容可以发生在任何一年的任何颁奖典礼:温和的笑话、预期的获胜者、沉闷的演讲……”

奥斯卡的颁奖套路愈发明确之后,观众已经渐渐丧失了对它的兴趣,如今的奥斯卡已经连续几年收视垫底,不及巅峰期5500万观看人数的一半。然而,框套在既定标准答案之下的奖项揭晓环节,让颁奖礼失去了最基本的悬念,一切显得更加索然无味。

作为奥斯卡“前哨站”的四大颁奖礼,其获奖名单与今年的奥斯卡最终名单相差无几。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十项大奖的对比更为明显,重合率高达70%-90%。尤其是英国电影学院奖,有20个奖项与奥斯卡完全重合,而在去年仅有7项相同。

“前哨站”准确性的提升近一步减弱了奥斯卡带给观众的新鲜感,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好莱坞口味的趋同,让整个颁奖礼失去了题材多元化可能。

《奥本海默》斩获数奖并非没有道理,毕竟它既具备票房,又具备文化影响力。作为好莱坞将商业性和作者性平衡的最好的一位导演,诺兰对于《奥本海默》的打磨是值得认可的。他本人也在各个场合表示,《奥本海默》是自己的巅峰之作。

但即便如此,《奥本海默》的类型也显露了评奖维度上的局限性,“白人男性历史人物传记片”向来是学院派最爱的题材类型,《万物理论》《至暗时刻》《国王的演讲》的成功早已说明了一切,而恰在此时的诺兰奉献了一部符合学院派喜好的作品,这与之前的《敦刻尔克》或《盗梦空间》相比,更缺失了一定的创新性。

(《万物理论》《至暗时刻》《国王的演讲》(图源:豆瓣)

这种创新性在今年的提名作品里更是少之又少,《留校联盟》《音乐大师》《美国小说》这类典型的保守作品是今年最佳影片的竞争者,10部提名影片并没有展现出一种相互竞争的角逐感,《奥本海默》的实至名归里少了些更有信服力的竞争对手。

(《留校联盟》《音乐大师》《美国小说》(图源:豆瓣)

颁奖礼上,约翰·塞纳“裸体”登场,为的是致敬1974年的裸奔者——一个五十年前的玩笑。与其把一个不值一提的现场事故当成今年的致敬重点,奥斯卡倒不如致敬下三十年前的自己,《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之间激烈竞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大年”时至今日仍被反复怀念。

当奖项失去评选意义

前不久落下帷幕的柏林电影节,也经历了不少争议。场外各种时事政治事件,轮番成为电影节真正的主角。各种事件将柏林电影节推到了风口浪尖,电影本身的关注度不及以往。

欧洲三大电影节近些年大多都遇到了相似的境况,场外各种游行发言,让电影节更多成为一个大型政治秀。

作为承载着一定意识形态的电影,其不可避免是政见表达的主要渠道,尤其在目前充斥着各种思想冲突、战事冲突的环境下,作品都有着更多的表达欲望。然而,当电影节对政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于电影本身的考量,选拔而出的作品信服力普遍在大大下降。近几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在《小丑》《寄生虫》之后,并没有拿出被广泛认可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有意识形态争议。

(《小丑》《寄生虫》(图源:豆瓣)

外界环境的动荡不可避免让电影等艺术形式被裹挟前进,各种态度之下的激进表达,其本质都是想要寻求安全,同样,对资本方来说,也在努力权衡寻求一种安全,而对他们而言的安全则是“保守地正确”。

好莱坞创作者们都意识到了这种保守带来的创作危机。前不久,《沙丘》系列的导演维伦纽瓦接受《IndieWire》采访时聊到,“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保守的时代,创造力受到限制,一切都跟华尔街有关,拯救电影的应该是自由和冒险。”

2023年的好莱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行业危机——在无法创造出当下的电影时,就只能选择反复咀嚼过去的素材。据《广播时报》报道,自1993年以来,续集和翻拍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在过去25年里增加了700%。

在内因外因的共谋之下,好莱坞的创作力在大幅下跌,观众兴趣大幅下降。2023年超过10亿美元的作品仅有两部,在疫情前,这一数字基本维持在5部以上。

如今的各种颁奖礼都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号称平衡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奥斯卡也无法做到平衡。奖的性质被弱化,只留下赏的庆祝。

(《奥本海默》(图源:微博)

今年的奥斯卡,83岁的阿尔·帕西诺为最佳影片颁奖时,没有开调节气氛的玩笑,没有挨个说出10个提名的影片,而是直接念出了《奥本海默》的名字。一种反套路的形式,像在表达一种疲惫:这场好莱坞的大型年会,如此无聊无趣,既然如此,那快开始你们的庆祝吧。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