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是腊月二十三，照旧是母亲一人在厨房忙碌。这些年回家过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尽量帮母亲分担一些家务，比如打打下手切切菜，甚至有时候也帮着炒几个菜。这么多年都是母亲独自一人承担准备年夜饭，和炒瓜子、花生等工作，她身体能吃得消的时候，做起这些事来毫不费力。但随着年岁渐高，身体不济，母亲对于过年越来越有一种担心甚至害怕的复杂感受。这种细微的变化，也被我感知到了，于是对我而言，过年也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热闹与欢愉，而时而掺杂着一些隐忧，过年就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度过年关”。就此而言，我感觉自己与母亲形成了更为密切的情感共同体。

母亲在村小学帮师生烧饭做菜整整二十年，从我1994年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开始是一日一顿，后来变成一日两顿甚至三顿，随着寄宿和搭餐的学生越来越多，母亲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母亲既以此为生，同时也以此自豪，小学的老师和学生都一致认为母亲烧的饭菜好吃实惠。家里的饭菜就更不用说，这么些年都是母亲烧菜，年夜饭更是母亲大显身手的时刻。

她总是担心我们在外面吃不到好东西，所以过年的时候总是要准备满满一桌菜肴，母亲炖的老鸭汤特别可口，而芹菜炒牛肉、油豆腐炒猪肉以及冻鱼，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食物。每次回老家过年，母亲都要给我们准备一些腊鱼腊肉让我带到上海去，这些腊月腊肉不像湘西那种烟熏肉，而是在柴火上烘烤，之后晾干而成，每次吃的时候盛在碗里放一点猪油和豆豉特别香。所谓乡愁，其实也包含着对母亲烧的菜肴的味道的念想，以及环绕在母亲忙碌身影的那个日常生活世界的想念。

或许正是因为母亲的厨艺精湛，这么些年，她一直“合法地垄断”年夜饭的烹制权，尽管我们有时候建议让嫂子或者我爱人也参与其中。她一方面怜惜在外面打工的嫂子和在沪工作的爱人辛苦一年，将她们当作远道而来的客人招待，另一方面也不放心儿媳妇烧的饭菜之口味。但近些年来，我明显感觉到母亲准备年夜饭，以及春节期间到我家来拜年一批批客人的食物的吃力，而且这些年她常在年前就身体不适，比如乏力或感冒，克勤克俭的她身体内没能汲取足够的营养与能量，光凭一腔热情应对过年自然就力有未逮。

苏轼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过年的况味之深度体验，也只有当自己从一个“局内人”转变身份成一个“旁观者”之后，才有更深切的认知。这么多年的“过年”，只有两次是没有在湖南度过的。

一次是2008年的春节，当时还在读博士的我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访学，到了腊月经常往家里打电话。到了过年的前几日，我照例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很郑重地说要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心头一紧。父亲说母亲在那个中国人都印象极为深刻的冰雪灾害严重的冬春之际，有一天晚上从院子里拿东西回小学时摔了一跤将右手手腕摔成几乎粉碎性骨折了，肩膀也严重脱臼，在乡村医生那里耽搁了治疗，后来才转到县城医院治疗，但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右手几乎无法握紧成拳头，自然也基本上丧失了力量。父亲说之所以起初没告诉我，是因为担心我一人在国外忧心忡忡影响学业和身体。

我闻之大悲恸，让母亲接电话，母亲强打精神一直说慢慢就可以恢复，让我别担心，照顾好自己过好年。母亲都如此境地，居然操心的还是我一个人远涉重洋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如何过年！所谓血脉相连心息相通莫过于此吧。那一年的年夜饭，是在一个暴风雪之夜，应邀在一个当时在该校亚洲研究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山东籍朋友于展绥兄家包饺子，可以说在异国过了一个北方的年夜。吃完饺子，跟于兄家人和他的朋友们聊完天，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穿越校园回到圣约翰学院的住所时，已经是新的一年了。

去年过年，因为装修房子和爱人要在过年那几日值班，也就第一次留在上海过年。对于从未独自准备过年夜饭的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平素我和爱人给孩子做的都是最简单的几个菜，比如红萝卜炒肉、西红柿炒蛋、山药炖排骨等，同乡好友葛四友教授也在沪过年，他还特别赠送了一块羊排给我们过年。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烹制过“复杂的菜肴”，面对羊排有点手足无措。年夜饭依照中国人的习俗，总不应该是平素菜肴的简单复制吧？从未独自准备过年夜饭的我们为此有点发愁。所谓“吉人自有天相”，爱人偶然在小区里认识的一个平江同乡阿姨，是为了照顾刚生产的女儿与老伴从湖南来到上海的。她得知我们因故不能回湖南过年便热情相邀我们去她家一起过年，再三推托不过，也忧心于年夜饭的冷清，于是便去她女婿家度过了一个很热闹的大年夜，各种菜肴的食材都是从湖南捎过来的，煎炒、清炖、甜食等一应俱全，我们在大快朵颐中一扫之前对年夜饭的慌怯与焦虑。

上海是没有什么年味的，以前总觉得过年拖家带口加入春运人潮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如今阴差阳错可以不回家过年了，却在上海感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没有亲人互访，也没有什么朋友聚会（大多数朋友都回老家过年了，本地朋友也有他们自己的亲缘网络要去维系），小区外的餐馆基本上都歇业了。只能自己动手不至“饥寒交迫”。以前觉得回乡过年的那种“世俗的热闹”以及基于血缘关系的交往对个人的压抑，如今隔着一种遥远的距离张望，却变成了一种让人心有戚戚的慰藉。孤独的人真变成了“可耻的”了，这也真是一种奇异的生命体验。过于频繁的交往乏味而让人厌倦甚至憎恶，而极度缺乏的私人生活也让人感到冷寂空洞，在日常生活空间寻找到一个群己之间的平衡点是多么的艰难！

这次回家过年，父母跟我说舅舅们有一个提议：年夜饭一起吃，春节一起过。五个舅舅及其后人，以及两个姨父及其后人，以及我们家团聚在一起过年和度过初一这一天，这样既热闹，又省事。热闹是因为这些亲人聚集在一起至少有五、六十人左右，省事是几个相对年轻的舅舅和几个能干的表兄弟、弟媳承担烹饪工作，老人们坐享其成即可，而且这样一来就不用春节期间几个家庭轮流请客，徒然增加那些年纪偏大的舅舅舅妈的负担。至于费用最后算账之后以家庭为单位分摊。我和妹妹自然极为赞成这种既融合了传统家族聚会、又引入了现代理念的过年方式，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都觉得不应该再由母亲独自一人来准备年夜饭和春节期间招待客人的菜肴了，因为她身体吃不消了。

去年我在上海过年，母亲因为劳累体弱，春节期间因肺炎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数日苦不堪言，我们还记忆犹新，当时幸亏哥嫂和妹妹妹夫在老家照看，我远在上海也是很晚才得知消息忧虑不已。（这之后我们就要求母亲从后勤服务了二十年的村小学“退休”了）这些年父母对我总是“报喜不报忧”，他们总觉得我们在沪不易，房价高昂，生活费用极高，家务繁多，工作也忙碌，他们总觉得不能来沪帮我分忧而心怀不安，所以每次通电话总是只传递正能量，有什么不太好的消息也总是延迟通报。

我这次虽然在湖南过年，但按照与爱人达成的轮流过年的惯例，今年是在岳阳平江岳父岳母家过年，所以没能恭逢盛会，参与舅舅家的超级年会，从表弟发来的照片和视频可见热闹非凡，洗菜、切菜、炒菜、洗刷等人员各司其职，长者团聚一桌打字牌或搓麻将尽享乐趣，孩子们燃放烟花笑逐颜开，晚上甚至在五舅舅家新房外面架起了简易的卡拉OK装置，常年在外漂泊谋生的表兄姐、表弟妹以及在县城工作的表妹等洗去一年的风尘与劳顿，在湘南星光灿烂的夜色与摇曳的灯光之中引吭高歌，那些熟悉或陌生的歌词与旋律，仿若把我重新拉扯进那个既熟悉又渐渐有点陌生的故乡生活之中。

我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也在异乡谋取自己的生活，也有着跟他们一样的欢喜与哀愁，只是多了一点读书人的装饰而已，其实，在骨子里我有时也很迷恋那种热辣辣的生活气息，我也是从那个群山环绕的田野里摸爬滚打野蛮生长的，毕竟那才是沛然有力甚至带着一点野性的生命自由的表征。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本文由公号探索与争鸣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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