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发布的一部新书显示，查尔斯·达尔文或许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对女性充满敌对。这本书取材于这位进化科学之父及其女性友人的信件，它揭示了达尔文、其家人以及19世纪女性主义领军人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包括医学先锋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和社会改革家约瑟芬·巴特勒。

萨曼莎·埃文斯这本《达尔文与女性》（Darwin and Women）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达尔文通信研究”（the 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的最新作品。剑桥大学于1974年开始这一项目，预计在2022年完成，届时这名自然科学先驱与朋友的通信将在网上免费公布。

尽管达尔文发表的关于女性的理论支持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是“弱势性别”这一传统观点，但埃文斯指出，这些信件暗示了一种私下里更加微妙的观点：“当我看到他圈子里的女性以及他对待她们的方式，他居然还认为女性不够强大和聪明，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埃尔文书中的部分信件是首次向公众公开，所有这些书信都表明，不仅达尔文的妻女与当时主要的女权主义者有通信来往，达尔文自己有些朋友也是妇女参政主义者，他甚至很乐意与这些人进行学术交流。莉迪亚·贝克尔是倡导妇女参政的活动家及科学家，她的一封来信显示，达尔文曾与她就植物学展开了学术讨论。

尽管达尔文曾撰文称女性的大脑与“与动物大脑相近”，他的交友圈里却有一群在所谓“硬科学”领域（自然科学）表现远远优于男性的女性。其中就包括达尔文家族世交亨利家族的女儿菲莉帕·福塞特、米利森特·福西特，以及英国第一位受专业训练的女医生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的侄女。1890年，福塞特在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中击败了所有男性。

女性教育的呼吁者在这里尤为突出，尤其是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与格顿学院的创始人。在1867年的一封信中，达尔文的妻子艾玛写信给女儿亨丽埃塔，讲述了亨利·福塞特拜访他们位于肯特郊区的家一事，亨利·福塞特时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也是开放教育资源的倡导者。“他说如果他能多活20到30年，他坚信女性完全可以像男性一样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取得学位，”她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

达尔文宣称，女性智力上不如男性，从她们对待男性学者感到为难的学科的态度上，便可看出端倪，福塞特等一些女性对此不以为然。海伦娜·博纳姆·卡特是达尔文一家的朋友，也是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她特别喜欢几何学，提到这位讲师时，她写道：“他确实在我的论文上写了赞扬之词……我相信这只是因为他没想到，在他讲相关课程之前，竟有女生会有几何学概念，因为这和我做的事情并没有特别大的相关性。”

达尔文对女性的公开看法以及埃文斯在其交际圈的发现之间存在差异，就连埃文斯也承认自己都被弄糊涂了。她不仅把自己的发现形容为“非常古怪”，还补充道：“[在他的作品中]他非常相信维多利亚时代领域分离[不同性别之间]的概念，以及女性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如果她们能做些什么的话，她们肯定会史上留名。”

这些信件描绘了达尔文交友圈里杰出女性的生动形象，她们渴望参与学术交流和接受教育。1873年，亨丽埃塔从欧洲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中提到与女权主义改革家约瑟芬·巴特勒的会面，后者领导了反抗《传染病防治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的运动，并提到了她“丑陋之极的儿子”。这封信生动地描绘了作为女性的巴特勒“眼神中透着一股威严和迷人的气质……我非常能理解她是如何让男人为之倾倒的”。

亨丽埃塔还讲到了自己与激进女权主义者Caroline Ashurst Stansfeld分享香烟的事，埃文斯表示这是“非常大胆的做法”。“她在写这件事的时候非常冷静，条理清楚，信中完全没有贬损自己的意思……似乎她很乐意将这件事告诉父母，并且不认为会遭到他们的非难，”她补充道。

不管他自己私下有何经历，达尔文在公开场合坚持认为女性不如男性，且不可能与男性处于同等地位，他1882年写给科学家以及女权倡导者Caroline Kennard的信件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坚信女性虽然普遍在道德上要强于男性，但在智力上绝对处于弱势。并且从遗传定律上来说也很难说明……女性能在智力上与男性不相上下。”（三周之后，Kennard在给达尔文的另一封信中提出女性能够帮助“宣传人类社会中适者生存的法则”。）

既然达尔文自己认识这么多非凡的女性，他又如何平衡这些观点呢？埃文斯表示她也不确定，她怀疑达尔文像许多男人那样，回避了这一问题。埃文斯说：“他似乎不可思议地将自己认识的杰出女性当成了例外。”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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