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对未来的预期越悲观，人们越不想生育。这一个体的直觉体验得到了大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在上个月（2024年3月）发布的研究论文中，分别来自荷兰蒂尔堡大学和意大利博科尼大学的两位学者，Katya Ivanova和Nicoletta Balbo，利用荷兰社会科学纵向互联网研究（LISS）的数据，以处于生育年龄的个体作为重点受访者，基于他们对未来一代六个不同领域的自我报告负面评估，测算他们在给定年份成为父母的概率。研究结果证实，对未来预期的悲观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为理解生育决策的复杂性和制定生育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传统经济学家倾向于从经济成本和收益角度来解释人口生育率问题。早在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ary Becker就提出一个质量和数量权衡的经济模型，强调当生育的成本大于收益，人们就会选择不生或少生，反之亦成立。这些观点为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低迷提供了经济药方，如提供生育和育儿补贴、延长产假和生育假、税收减免等等，但效果总体有限。这部分是因为，生育率低迷并非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近年来，很多社会领域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来自意大利的几位学者曾以新冠疫情作为自然实验，发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知可能会推迟人们生育计划。另外也有学者研究，对气候的担忧、经济大衰退的负面影响等，都是促使一些人选择不成为父母的重要因素。

Katya Ivanova和Nicoletta Balbo则是首次证实，在做出生育率决策时，社会悲观情绪是与人们当下财务状况等经济因素同等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他们发现，当人们预期未来一代跟当下一代差不多时，根据他们的模型计算出的生育概率是0.09；但当他们认为未来“要比现在好得多”时，这一概率增加到0.15；而当对未来的预期“比现在差得多”，这个概率会降到0.06。研究者仔细控制了年龄、伴侣地位、受教育水平等变量，确保最终观测到的效应仅仅是因为对未来的社会预期导致的。

考虑到荷兰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较小，且在社会福利和政治稳定性表现较好，作者指出，研究若扩展到整个欧洲地区，社会悲观情绪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为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结果呈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虽然社会悲观情绪对男性和女性一年内成为父母的概率都有负面影响，但这种关系在统计上仅对女性显著。这或许意味着，女性更加关注未来一代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育儿责任，以及女性在做出生育决策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该研究所提的“社会悲观情绪”指的不仅仅是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而是一个全面多维的概念，涵盖就业稳定性、购买房子的可能性、环境与健康、社会流动性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等等。社会悲观情绪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经济衰退、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公、环境问题，都可能导致人们对未来持有悲观态度。

作者在研究中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视角——科技的发展。引用英国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的话，论文里提到，“现代性”意味着风险丛生的社会，快速的科技发展伴随着与风险相关的焦虑情绪的激增，而这些不受地域影响，比如核电厂泄露事件。放在当下，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被抛弃被替代的恐慌，或许也是影响未来预期的一个因素。

除了直接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和福祉，这些因素也通过影响社会氛围和文化价值观，间接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叙事的力量”可能会通过一代人的生育决策而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即越来越多人因为对未来悲观而不想生育会导致人口越来越少，而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的减少可能会带来消费低迷、创新不足、社会凝聚力等问题，让未来一代面临的社会从悲观预期变成现实。

因此，在制定生育政策时，仅靠经济激励恐怕远远不够。相比之下，在经济激励和社会支持的基础上，如何通过塑造积极的社会预期和未来叙事，以及如何在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方面做出努力来提升人们的生育欲望，对全世界，尤其是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中国，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