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光辉

沉重的彩礼当中，送现金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车子、房子等，结婚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而言，都是一次切实的脱胎换骨，人民日报关于彩礼的调查只是说到了问题的存在，就问题为什么存在及怎么解决并没有直达病灶，如果问题能从经济发展了、反而彩礼下降了这样的现象中寻找到问题的根源，那么就可以归结为经济与国民素质相关性研究的课题了，但是反观一下过去彩礼的演变历史，我们很难建立起这样的相关性。理解为陋习，很显然是以偏概全了。

导致这样问题的存在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三个“存在”，第一个“存在”就是农村变相补贴城市，第二个“存在”是农民变相成为政府城镇化政策中的底层，第三个“存在”是政府倡导保护女性权益却又不愿意承担这部分负担的事实存在。关于这三个“存在”，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者都讳莫若深，如果承认了这三个“存在”，目前国家主导的城镇化进程以及国民劳动成果分配制度是否正确就可能引起新的质疑。

怎样理解“三个存在”？

我们将问题具体化，第一个存在，比如农村空心化现象，其背后是大量低廉劳动力向城市输出，再比如中国事实上支柱产业房地产经济泡沫，其背后是大量的农村土地性质变更及政府对于土地规划缺乏长期统筹的无序划拨，这两点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而言都是致命的伤害，是农村走向贫穷的根源，农村空心化使得农村生产经营缺乏人才支撑，农村土地性质受限及农民在土地上受益权的限制，使得金融杠杆作用在农村失效了，试想，现实中拿用于农耕的一亩田地能撬动多少流动资金？在缺乏人才及金融杠杆作用的农村谈经济发展，基本是空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们再假设一种场景。一个农村的男孩，经历了二十年苦读，流落于城市的茫茫人海中，迎接他的是什么？他的房子、车子凝聚了父辈们多少血汗，这座城市的繁华又有多少源自于他的父辈的付出。城市生活当中的高杠杆其实不只是简单的压垮新一代的城市新生力量，实际上这种杠杆带来的负面作用又再次从城市转嫁给了农村。

由于第一个“存在”的作用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第二个“存在”的事实。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对于农业而言，如果一个农民仅仅通过种植农作物而非经济作物，那他一年的收益几乎是零。近年来一个事实存在是进口的粮食比国内自产自销的粮食便宜，除了技术条件因素以外，国外对于农作物的大量补贴政策的存在实际上促成了这个结果。如果没有相关补贴存在情况下，过分放开粮食进口对于中国粮食安全基本上就是毁灭性打击。从各地政府倡导的农民种植大量经济作物的政策上看，实际上谋求的是“物以稀为贵”的发展策略，短期内可能收获颇丰，长期看缺乏统筹兼顾。我国的农业发展并不能够适应粮食安全的需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对于农业的支持力度还是太小，农民依然是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底层。

第三个“存在”最容易引起女权主义者或者是女性权益保障机构的误解。男女由于生理因素在社会分工中的不同作用，直接导致了男女在社会结构中的话语权不同。女权主义者或者女性权益保障结构过分的强调了女性在社会分工中应获得的权益，而忽视了社会分工有利我、利他的区别，企业的评判标准更多的在于“利他”部分的社会贡献值。如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女性权益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由政府来承担构建男女平等的成本而非企业。

这三个“存在”会导致怎么的后果呢？

第一个就是造成农村的空心化问题，进而带来贫穷问题，第二个就是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贫穷和女性缺少的情况下，女性选择配偶的话语权就增加了，彩礼及车子、房子等财富值其实只是天平的一端，是可以量化的部分，而在不可具体量化的感情相当的情况下，你很容易做出最利于自己的选择。在不同的背景下，对于贫穷的理解也不错，贫穷是相对的。其实，这才是沉重彩礼背后的逻辑，选择权与被选择权，在如今婚姻自由的法制环境下，对婚姻双方起到最大阻力的不是双方父母，而是背后隐藏着的经济逻辑。

靠口号倡导及理念宣贯能否改变现状？

针对过重彩礼现象，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主导成立了相关协会，号召民众降低标准，这会不会形成一股清流呢？很显然治标不治本。彩礼不过是婚姻双方选择过程中的一个评标标准而已，在男女比例失调，供需双方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筛选，这是不变的真理。

彩礼过重只是经济发展政策过程中一个具体现象级事件，通过这一冰山一角，稍作挖掘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在取得长期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是积弊已久，更深层次地讲，中国城镇化进程还需要优化和完善，如何正确的对于城市与农村的利益关系着几乎所有群体的利益，这个构建了所有人的财富值，意味着事实上的阶层和地位。而对于男女权益保障方面，尤其是女性权益保障方面，如何合理的将保护女性权益过程的成本分摊到整个社会中也是值得深思的，这个构成了社会群体中以最小单元家庭形式是否稳定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