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由民主主义似乎在大众普遍心灰意冷的强压之下变得支离破碎，一些强硬派的观点或有受到广泛接受的危险。在全球市场中，我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必须努力地工作，提高生产率。如今，福利国家变得太过庞大，于是我们就得削减福利；而移民越来越脱离控制，于是我们就得加固边界。

现在我们面临的选择似乎是要么接受这种新模式，如果不接受的话，那么像马林·勒庞（Marine Le Pen）和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这类人就有可能获得权力。中间地带被左派和右派拉扯，中间派也就因此崩塌了。同时，进步派回到了它的舒适区域，它忙着反对一切的同时又几乎给不出任何解决方案。远见在哪里？雄心在哪里？信念又在哪里？

然而，这幅惨淡的景象孕育了一位作者的一本书，其中充满着希望、乐观、和答案。鲁特格尔·布雷格曼是一位28岁的荷兰学者，他的新书《现实主义乌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在荷兰掀起了一场风暴，或许会重振全球的进步思想。他的解决措施十分简单，坚决反对目前的趋势：我们应该为所有人制定一个普遍性的基本收入，用于支付最低的生活费用——比如每年约12000英镑（约合人民币102454.8元）；每周的工作时间应缩减至15小时；国家边境应该开放，让移民能够迁移至任何他们所选择的地方。

或许你觉得这像是一种幻想的政策，但是布雷格曼聚集了大量的实证证据来为佐证自己的论点。然而更棒的是，这些证据并不是枯燥的统计分析——尽管他也不回避坚实的数据——而是一本充满气魄、智慧和想象力的书。这本书有着迷人的说服力，就算你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所读到的内容。

布雷格曼居住在荷兰最有进步派精神的城市乌特勒支，在这座城市里，骑自行车几乎是强制性的。驾驶汽车几乎是一项有罪的行为，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的无辜。他的房子就在美丽的运河边上，而这条运河穿过了这座精心设计的城市。

清瘦、面色白皙，留着一点小胡子，他看起来比28岁更年轻些。不过，在他所研究的课题上，他却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威性。布雷格曼新书的内容非常的成熟和智慧。他并没有单单地去攻击资本主义和后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相反，他在最开始的篇幅中就称赞了它们的成就。他为我们展现了过去几个世纪里，人均寿命、健康、财富、教育和自由方面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

讲到饱受攻击的全球化，布雷格曼却举出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全球化将7亿中国人带出了极度贫困的境地——这比共产主义的成就大得多。然而，20世纪60年的理想主义者只是在颂扬毛泽东理论，而无视其造成了多少的死亡和破坏；而对于国际市场为中国做出的贡献，没有人会看不清楚。我不禁发出疑惑，为什么有些怀着进步思想的人如此不情愿承认这一非同寻常的转变呢？

“我认为，”布雷格曼说，“左派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只知道自己反对的是什么。他们反对紧缩政策，反对恐同症，反对种族主义。我并不是说我不反对这些，但是我觉得你得去支持些东西。你得有一个清晰的远景，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布雷格曼就有一幅远景，而且是非常清晰的一幅。但是等一下，普遍福利、一周只工作15个小时、开放边境，他说的都是真的？怎么才能做到？

“我的观点不切实际、不合理，我们无法达成，这类言辞我已经听了三年了，”他说，通过书的序文做出了更全面的回答。“我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噢，你想要维持现状？然而现状很好吗？’”

在布雷格曼所在的荷兰，这种现状最近受到了相当的抨击，那位反对穆斯林移民和《古兰经》的满头白发的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逐渐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在这个欧洲曾经最宽容的国度里，辩论也变得越来越有毒性。然而同样糟糕的是，这些辩论也并没有对如何支付普遍性基本收入作出解释。“我们必须要承认的第一件事，”布雷格曼说，“就是贫穷其实是非常昂贵的。贫穷出现在很多国家之中，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是大多数都占到了GDP的3%，4%或者5%。如果要增加某个国家所有贫困人口的收入，那么会花费GDP的1%。”

或许是这样的吧，不过布雷格曼所说的是每年支付给每人12000英镑（约合人民币102454.8元）——无论富人还是穷人。这是一大笔钱，怎样才能做到呢？或许得向中产阶级征收较高的税额，这些税金会抵消掉他们得到的福利；然后对富人阶层征收更高的税额——这项政策已被证实并不成功，因为富人总是擅长保护他们的财产。

布雷格曼在这个观点上有些模糊不清。他说，就连像米尔顿·佛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会喜爱普遍性基本收入（UBI）这一观点，尽管他们更倾向于称之为负所得税（或逆所得税）。他还注意到，最接近于实施UBI政策的国家就是尼克松总统时期的美国。但当时民主党控制下的参议院认为尼克松总统无法为基本收入提供足够的资金，这项政策在最后一刻未能通过。

他承认，这个真正的普遍性体系将会在税收体系中掀起巨大的改革，而同时它还需要公众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他认为，开始实施这项政策必须有一个切入点，而最好的切入点就是重新定义“工作”。

“英国有一项民意调查，37%的英国工人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说这些话的不是清洁工人、保健工作者或者教师说的；我们说的是咨询人员、银行人员、会计和律师等。这一事实的涵义是很激进的。我们可以缩减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还能如现在一样富有，或许更富有！”

我说道，说某人说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并不意味着这些工作就没有价值。这些工作都可以成为无形网络工作的一部分，由网络让保持它们的良好运转。它们不能被直接切除掉。

“这就是我们如今能想出来的最好方法了吗？”他问道，被我平淡无奇的实用主义震惊了。“人们都说：‘我感觉自己被异化了，我的工作毫无用处’，而我们的唯一回答是‘不，不是的，你的工作真的很有用。你明白的，无形的手其实是最了解情况的。我们支付给你那么多钱，这份工作必须得很有用！’”

我在思考电影《It’s a Wonderful Life》，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关于银行人员的故事。他认为他的人生毫无价值，然而当他的投入被全部抽走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他对别人的影响究竟有多深。不论如何，我能理解他的观点。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这个社会——通过不平等的金钱支付——所重视的究竟是什么。

“历史教给我们最基本的课程，”布雷格曼说，“就是事情是会变化的。我们构建经济、工资系统的方式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不同的。”

布雷格曼是荷兰南部一个小镇上的新教传教士的儿子。他在大学里学习的是历史，而且曾考虑之后从事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工作，不过他发现那样的生活太与世隔绝了。后来，他开始从事记者的工作，但是他却意识到，记者是以一种十分扭曲的方式看待整个世界。记者关注的是各种特例——恐怖主义、腐败现象和危机——而不是日常的事物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因此，他又在Correspondent报社找到一份工作，这是一家新兴的报社，在这家报社里，他能够将新闻和更加学术的探究世界的方式结合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就得到了一个混合体，让人想起《纽约客》杂志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风格：很多奇闻轶事都以一系列调查和研究为基础，通过一种非常具有可读性的方式报道。

但是，布雷格曼的观点中还包含了另一层理想主义，那就是他坚信人的本质都是好的。而要想让变革能够更加具有深远意义，更加持久，只需要帮助人们进行理性分析，以及优良的治理方式。他多次指出，民主、男女平等、奴隶制废除——这些都曾被看做是乌托邦里才有的东西。

他赞许地引用了著名的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提法：“没有包括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瞥，因为这份地图遗落了一个人性始终向往的国度。而当人类抵达乌托邦时，他们会发现更好的国度，并向之航行。进步其实就是乌托邦的实现。”

但是，乌托邦也常常最后变成反乌托邦。布雷格曼就发觉了这种威胁，因此他在自己的评论中严厉斥责了共产主义实验，但同时也争辩说，巨大变革所带来的意外结果有时也会是好的。我提出他在书中说到，普遍性基本收入能让低收入群体有机会学习，然后他们就能够找到自己想去做的工作。我不禁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想要去当清洁工人。

他笑了笑。

“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基本收入不仅是收入的再分配，还是权力的再分配。因此，清洁工人将会有更多谈判能力。比如，大学里的清洁工人收入或许比教授还要高，我觉得这完全是件好事情。教授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因此他们不需要获得额外的报酬；清洁工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么，他们就将会为此而获得回报！”

我暗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或许不会赞同这一特别的信念。但是他的回答却战胜了质疑。“基本收入会给予人们最重要的自由：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究竟想要做什么的自由。”

我能想象元老们会质疑一位年轻人的智慧，因为他尚未经历过这个世界的复杂。但是，布雷格曼显然已经获得了一定成绩。乌特勒支和荷兰的其他几座城市支持他的主张，已经开始了针对基本收入的试验；芬兰已经开始实施这一政策，不过只针对失业人群；苏格兰的法夫和格拉斯哥都在制定计划，而瑞士也对此非常感兴趣。影子大臣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说“这一理念的时代或许已经到来”，法国社会党的总统竞选人阿蒙（Benoît Hamon）已经将这个观点收入了自己的宣言中。就连美国最具远见的科技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Elon Musk）都赞成他的观点。

马斯克也支持基本收入这一观点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先进的机器人科学和人工智能有可能会使得人们可做的工作越来越稀少——这也是每周工作时间缩短的一个原因。这样来说，布雷格曼想推广自己缩减工作时间的观点也不是那么困难了。历史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已经发展了有一段时间了。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去承认它的不可避免性。

然而，还有问题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布雷格曼并没有在书中予以解决。比如，某些专业知识往往在十分紧张的时间内进行集中学习和练习。谁想乘坐这样一辆飞机，飞行员实际操作飞行的时间十分有限？谁又想被实施这样一场手术，医生连手术台都没上过几次？

布雷格曼的回答则是指出，过度工作的飞行员和医生也很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缺乏工作经验就不存在潜在的威胁。在这里他说的有点模糊不清了，他说飞行员和医生一周之内将会被支付15小时的工作报酬，如果他们想要工作，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当我想找他确认一下这将会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却说我们需要重新将“工作”定义为“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

这对于我来说太过于乌托邦式了。不过，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我们所处的位置，毫无疑问，某种合理的原因也会引导我们去重新考虑如何定义工作，特别是那些报酬较高但却没有创造实在价值的工作。读这本《现实主义乌托邦》的时候，难免不去怀疑广告业高管、管理顾问、投机性外汇投资者工作的功效，甚至是怀疑特稿作家的功效。

或许布雷格曼最薄弱的争辩就是关于开放边境的——不是因为它在长期来看不可行，而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去检查这一观点的缺陷。这一观点有三大明显的问题：1）人口密度——如果几百万人都迁移至原本就十分狭窄的荷兰，这至少来说会制造很大程度的紧张和不安。2）文化冲突——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大规模移民会造成真正的同化困难，荷兰和许多欧洲的国家都还在激烈辩论这个问题。3）如果是贫困国家中的较富有群体更可能迁移，那么开放边境就相当于抢走了这部分贫困国家急需的中产阶级。

布雷格曼听取了所有的观点，然后说开放边境并不是一件明天就会发生的事。这是一种愿景，一个为之而奋斗的远方。他的所有论点都可以这样说。但关键的是，他已经指出了一个目的地，在陷入困境的时候，这些进步的思想就能够指引我们前进。而且，他的论点都有一些精心研究后发现的证据来支撑。

是的，他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但他却是贴近实际的乌托邦主义者。他明白前方仍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但首先最艰难的问题就是树立万事都是可以改变的这一信念。在这一点上，他已经作出了主要的贡献。仔细聆听鲁特格尔•布雷格曼的观点，他在塑造未来上有远大的前景。

（翻译：汪云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