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末，作为今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开幕大戏，列夫·朵金导演的鸿篇巨制《兄弟姐妹》就要上演了。

在对导演列夫·朵金洋洋洒洒的赞誉中，除了海报上这句掷地有声的“当代俄罗斯戏剧的灵魂”，最让萌君感兴趣的是这样一句话：“列夫·朵金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最杰出的传承者”。这句话被放在了导演介绍的第一句，仿佛这是列夫·朵金最重要的身份标签。而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也许是最能使中国观众产生共鸣的身份。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名字对于目前中国的戏剧爱好者来说，可以称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这个名字如雷贯耳、甚至带点神性的光辉；可另一方面，除了知道“斯坦尼”这个名字，我们对他其实一无所知。这种不对称的错位，其实源于斯坦尼在中国戏剧史上的浮沉际遇。

观看《兄弟姐妹》前，除了了解剧情和导演生平作为助攻，萌君觉得，了解斯坦尼，了解中国戏剧人对俄罗斯的特殊情感，也不失为解读《兄弟姐妹》的一种方式。

打鬼子与斯坦尼学风并行的时代

斯坦尼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当然只停留于只言片语的介绍。大规模的翻译引进，要等到抗日战争。与卢沟桥事变同样发生于1937年的，是斯坦尼代表作《演员的自我修养》首次被翻译成中文。翻译是个团战：郑君里、章泯等人陆续翻译出不同章节，这些不同章节又被发表在《大公报》、《新华日报》、《新演剧》等不同报刊上。

△稍早的1935年，梅兰芳先生访问苏联，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多次会面。

之后，打鬼子和斯坦尼的流行，这两件并不相干的事情在中华大地上同时展开。斯坦尼本人的其他著作和一些介绍斯坦尼的著作相继被翻译出版，各种论文、研究紧随其后，国立剧校和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也开始将斯坦尼体系运用到教学中。这种学风的兴起，可谓是除了“打鬼子”之外另一次“国共合作”，且这种“合作”与共同抗战相比，又多了一份“不谋而合”。

说起来，中国话剧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群学生的好奇心与激情催动的实验。他们还没来得及搭好理论的架子，可能也还没意识到理论的重要，演剧的活动就已经全方位铺开了。可越到后来越发现理论不够用，瞄准国外、能“拿来”多少就拿多少也就成为了主要的解决方式。当时已经享誉世界的斯坦尼体系，自然而然成为了首选。于是，从1907年春柳社首演《茶花女》，到抗战时期斯坦尼体系的传播，中国话剧对理论的需求经历了一个30年左右的反射弧。

△春柳社《茶花女》剧照

跟着老大哥学演戏，准没错

斯坦尼真正进入中国话剧的神坛，是在建国后。那时，全社会、全行业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

唯老大哥马首是瞻的浪潮下，演戏当然不例外。

区分学习斯坦尼体系的深度和广度，1953年是个关键节点。1953年，围绕斯坦尼体系，全国戏剧界的大神们开了两次会，一次座谈会一次纪念会。这些大神包括田汉、洪深、老舍、焦菊隐、赵丹等等。两次会议的结论很明显：斯坦尼体系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要学，而且要大家一起学。

想学好就得有好老师。1954年到1957年间，中国先后聘请了七位苏联戏剧专家来华任教，主要阵地是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形式是训练班和进修班，共开设了导演干部训练班、表演干部训练班、表演师资进修班、舞台美术师资进修班四个班，一共大约一百八十人，学制两年。学员学成，再回到自己所在的单位做老师，斯坦尼体系也就用树状图的方式在全国话剧界铺开了。

学体系顺带也学剧目。在那一时期，中国话剧舞台上最常见的是苏联剧目和俄罗斯的传统剧目。比如《俄罗斯问题》、《带枪的人》、《美国人民的声音》、《莫斯科性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非这样生活不可》、《钦差大臣》、《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大雷雨》、《万尼亚舅舅》。这些剧目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大部分都很陌生。原因很简单：那个时代之后，这些剧目中的大部分，再也没有上演过。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带枪的人》

△河北省话剧院演出《曙光照耀着莫斯科》

相关的荣誉称号甚至也是从老大哥那里套来的。凭借《龙须沟》，老舍先生于1951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就是照搬苏联的做法。苏联有“功勋艺术家”和“人民艺术家”称号，“人民艺术家”等级更高，斯坦尼本人就是“人民艺术家”。

火着火着就不火了的斯坦尼

热火朝天学习斯坦尼的场面，终止于文革。文革期间，斯坦尼从云端沦为了被大肆批判的靶子。而但凡是支持拥护斯坦尼体系的“信徒”，都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彻底批判斯坦尼“体系”》

上海市文化系统“批判斯坦尼小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斯坦尼所提倡的“从自我出发”的表演方法被歪曲为“从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艺术需要出发”，斯坦尼所说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作为人的优点和缺点的种子”被误解为“剥削阶级既有道貌岸然的表面种子，又有男盗女娼的内在种子”，甚至苏联专家所倡导的“导演中心论”，也被认为是对党的政权的大不敬。

这些观点，在今天读来甚是荒唐，但在当年却是打倒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借口，和斯坦尼体系差点在中国销声匿迹的理由。

再后来，有了话剧的复苏，也有了更多的视角和方法。实验话剧渐成气候，舞台上各种玩法更是层出不穷。学院派渐渐有了贬义的意味，现实主义的斯坦尼仿佛走到了新思潮的对立面，成为一个古旧的、过时的代表，甚至是亟待一脚踢开的阻碍，国内戏剧界也开始了对斯坦尼体系的语焉不详，羞于探讨。

△《雷雨》剧照

说到这儿，萌君想到了《雷雨》的笑场事件。这其中其实也暗含了斯坦尼和这个时代的隔阂。为什么这个事件影响会这么大？是因为北京人艺这样一个殿堂级的所在，和笑场这种看似低端的行为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背后的事实是，北京人艺应该是全中国院团里保有斯坦尼传统最多的一个。

北京人艺自建院起，演员进入剧院学习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斯坦尼的《演员的道德观》。而现在人们所谓的“话剧腔”，也是引发笑场的主要导火索，就是斯坦尼体系和中国话剧实践结合的一种特殊产物。斯坦尼体系追求的“truthful”，在当年能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在今天却变成了不自觉的笑声。是斯坦尼真的过时了么？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诞辰150周年纪念邮票

斯坦尼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缜密复杂的演剧体系，是中苏历史的一个缩影，也是新时代里一个备受争议的焦点。斯坦尼本身不是神，高呼 “打倒斯坦尼”，和过分崇拜斯坦尼一样，这种非黑即白的盲目性并无区别。

说回《兄弟姐妹》。我们要去看这样一部杰作，到底是去看什么？

虽然在宣传中，列夫·朵金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贯彻屡被提及，但评论界一致给予《兄弟姐妹》的极高赞誉，绝不是被斯坦尼这样一个标签左右的。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的标签可以先入为主决定我们的审美。说到底，一切体系、方法、主义都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情感和思想的共鸣。

△《兄弟姐妹》剧照

列夫·朵金在采访中曾经说到：“人类的灵魂是互通的，戏剧就是人类的灵魂语言、精神语言”，“真正的戏剧，在我的理解上，是在达到表演、娱乐和思考的目的之外，还会完成它真正的使命，那就是激发人们的热情”。

诚如此言，俄罗斯与斯坦尼也好，德国与布莱希特也罢，我们观看、我们学习，都是为了我们感受。对于《兄弟姐妹》，在长达8个小时的剧场体验里，我们能感受这个史诗性故事下俄罗斯人民奔张的生命欲望，就足够了。

距离《兄弟姐妹》开演已不足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