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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说出你的名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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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说出你的名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群像

界面新闻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勾勒中国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们的生存现状。

在金融圈中,首席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机构研究实力和品牌的标志之一。60余位首席经济学家,是3000多名研究人员之中的佼佼者。高度竞争,适者生存。

顶着首席经济学家的光环,他们必须用学者的头脑和商人的智慧,平均每天工作至少16个小时以上,习惯于长时间频繁的飞行、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致力于写出投资者更加信服的研究报告并获得声望,但他们也同时忍受着不为人知的心酸和质疑。

1 漫长首席路

那是北京冬天最冷的几天,最低温度接近零下十度。首都机场T3航站楼,33岁的陆骐从到达厅出来,快步上楼走进一家服装店,买了一件羊绒衫套在身上,抵挡寒风。他刚从南方的办公室飞过来,匆忙的出差,连回家取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陆骐在一家内资券商任首席宏观分析师。他是国内TOP4的名校经济学博士毕业,从业五年。从一般研究员升任首席宏观后,他每周平均飞到三个不同的城市出差。大半年没有周末,更没休过年假。

每天陆骐的闹钟定在早上六点,一睁眼,到深夜睡觉,这中间,都被会议、路演、拜访、修改报告、客户咨询电话、工作微信填满。每天都是这样,周而复始。

“用命在拼,也许哪一天我就挂掉了”,陆骐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身体并不好,平时也很少去健身房锻炼,“有那个时间还不如补觉”,他的勤奋指向非常明确,在最短时间内做到首席经济学家。已经有两家上市券商向他作出许诺,说给他留着这个职位,“但承诺也不可信”,要做出影响力才行。

业内平均来说,五年做到首席是较快的速度。“如果从业七八年还做不出来影响力,基本上就难再做出来。”陆骐看见他的一些师兄最后在研究员行业里默默无闻,这让他非常有紧迫感。他不得不用日夜的青春填满工作,去换取成功的可能。

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券商研究人员数量为3571人,同比增加239人。具有5年及以上从业经验的人数为1349人,占比37.78%。具有博士及以上学历人数为306人。

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国内券商全部加起来只有不到60个。

国内券商研究所较多,在职位设定上并没有形成统一。一般而言,研究宏观经济的工作职位有宏观研究员、首席宏观、首席经济学家。首席宏观为研究所设立,而首席经济学家为公司层面设立。首席经济学家代表公司发声,不仅要求其有扎实的研究能力,而且要求会和市场、媒体沟通。薪资也是普通研究员的数十倍。

33岁左右,正是胡祖六出任瑞士达沃斯论坛首席经济学家的年纪。也是邢自强出任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的年纪。

2 顶级投行首席的一天

距离北京2300公里以外的香港,清晨六点,杜若明走进位于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号环球贸易广场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他看见巨大玻璃窗后,海那边的群山缝隙处,淡红色朝霞开始泛出,驱散着天空的黑色。

杜若明刚完成一篇宏观经济报告。这天,跟随着全球各时区晨会的时间,他将向全球同事做报告讲解。北京时间早上七点,在亚洲区(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地)晨会上,他将向亚洲的销售讲解这份报告;下午两点,电话拨入伦敦,在欧洲的晨会向欧洲的销售讲解;晚上八点,美国的晨会上,再讲一遍。

随后销售把研究报告推向客户,客户如有问题,就会很快从全球各地发邮件、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约定俗成的规矩是,重要客户一到两小时内必须回复。

去年夏天,杜若明出任某顶级外资投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一职。外资行宏观经济研究团队规模远小于内地券商,通常顶级投行宏观研究也才两至三人,工作强度颇大。“比以前忙多了,工作很多”,在谈及出任首席的感受,他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一般而言,他的报告在以下时间点会发出:官方发布宏观经济数据、降息加息等重要政策变动、重大政策会议召开、债务房地产汇率等热点。

在这座118层的高档综合性大楼里,有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等全球顶级金融结构常驻。外资行服务全球客户,意味着早上六点出现在办公室,以及奔忙的节奏,是这些投行的经济学家们的常态。

3 研究冗余 残酷竞争

中国资本市场诞生26年,在它10岁时,出现了个别券商仿效外资行设立“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之后迅速在其他金融机构间流传和普及。

首席经济学家成为各机构的代言人和招牌。一个个经济学家的名字,在媒体的频频曝光中,越来越耳熟能详,同时变得更加有号召力。各行业研究也随之分别设立行业首席。从千万年薪,到几十万年薪巨大的差异背后,是他们的血腥江湖。

《中国证券业发展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拥有A股证券经纪资格的95家证券公司中,有87家设立了研究所。其中,有62家研究所开展对机构客户的产品推广及服务工作。且大部分研究所并未实现盈亏平衡。

这一数字非常惊人,海外一般只有不到20家,且是大型投行才设立研究部门,小投行一般都不做研究。87家研究所足以说明国内券商研究所过度饱和之状态。

2015年,95家经纪业务持牌证券公司,瓜分了2691亿元经纪业务收入“大蛋糕”。这意味着,仅凭经纪业务一项,平均到每家持牌券商,每年就能坐拥至少30亿元的收入。

但蛋糕的分配当然不会均衡,经纪业务排名第一和最后一位,此项收入差以千倍计算。“你多我就少,竞争残酷”。加之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其他业务需要,就构成证券公司不惜亏本(券商研究所未达到盈亏平衡),也要争相设立研究所的根本原因。

创造经纪业务佣金收入来源的机构客户、包括散户,就和券商研究所的服务,及经济学家、研究员的知名度直接相关。研究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直接是佣金分仓。

“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过几年这个市场慢慢成熟,很多小型券商可能就不再做研究,而是专注于投行某一块业务。毕竟海外只有大型投行才做研究。”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而海外很多是投行的平台成就研究员,但国内是名气大的研究员成就小券商研究所。

2017年2月,新疆抛出1.5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大动作。第二天上午,基金经理宋鸿的邮箱里,猛然多了上百封新疆固投的分析报告邮件,面对如此多同一主题的研报,他不可能一一去细看,最终,他看了看标题,挑了几个感兴趣的标题点开。

全市场来看,平均每天就有334篇研报产生。2015年,上述87家券商研究所总共发布研究报告121812篇,其中,深度报告12652篇,占研报总数比例为10.39%。

行业产能过剩,竞争白热化成为部分研究员为增加名气,各出奇招的直接动力,新媒介传播手段的革新助长了行业的浮夸。

研究市场的供过于求也造成更恶劣的环境,基金经理只给几分钟让首席经济学家路演,并且态度不佳是常有的事。在这种生态环境下,买卖双方,如果谁被市场认可度更高,名气更大,谁就相对强势,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在刚出任首席时,去买方路演,陆骐总觉得有些吃力,过程不太顺利。基金经理对于卖方新来的首席,耐心并不太够。陆骐遇到过有些年纪不大的基金经理,动辄炫耀手里操盘着多少亿的资金,对他讲的内容不屑一顾。对陆琪来说,自尊心受到打击是常有的事。

章俊在外资行中,接触客户则相对礼貌和更有耐性。在海外路演中,也有碰到基金经理其实不想听了,表现得有点漫不经心,但对方一定会让他讲完,再把他礼貌的送出去。

对行业的这种现状,章俊有更成熟的理解:买方也有业绩压力,时间也很宝贵。另外,国内大量的券商研究所,有的买方一天接待十几批卖方分析师,氛围造就这样。

“这是行业生态的问题,考虑到国内研究业务的竞争相对于海外更为激烈,如果过于低调,在这个市场上就很难受到关注,因此相对高调来争取市场话语权就成为部分分析师的一种策略”,章俊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章俊既在外资投行如摩根士丹利、瑞信服务过海外买方客户,也在合资券商如瑞银证券服务过国内买方。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得他会去对比和思考经济学家这份工作,在内外资投行中的异同。

他的体会是,外资和内资投行最大的区别在于客户群体的不同,由此带来他们研究方向,及工作取向就有很大不同。

国内的买方本身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就很了解,因此需要经济学家提供的是更细致和深入研究。但很多投资中国市场的海外基金投资经理,都是同时看整个亚洲及新兴市场,中国只是他们投资组合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中国的了解和跟踪并不是特别深入,对他们讲很短期或者太细节的内容他们就不是太感兴趣。他们就更需要经济学家提供方向性的判断和背后的逻辑。

此外,考虑到海外基金的投资和决策流程,海外机构一旦投了,持仓时间更长,很少频繁换仓。也就需要经济学家除了关注短期经济波动外,也要看到未来二到三年时间甚至更长时间跨度内的经济走势。因此相对于国内投行,外资行对中长期趋势研究也更为重视。

4 博出位 财经网红

一些人在用研究能力证明自己,另一些人却走起了捷径。

伴随着年复一年的新财富评比,国内券商研究员名和利的相关程度之高,也累积达到极致。

近两年来,这些首席经济学家中风头最盛者非任泽平莫属。其对2015年牛熊市的准确前瞻,使他在2015年底的新财富评比上获得多个第一名的奖项。

2016年6月,任泽平高调跳槽至方正证券任首席经济学家。用“红极一时”来形容他当时的状态并不为过,所到路演的城市,客户争相与其合影。想见他的人得排队等候,各种活动邀约不断,一般的会他都不再去参加。

遗憾的是,任泽平的“红”并未持续太久。2016年新财富评比,任泽平团队所获选票较上年大为减少,总名次也由2015年宏观经济研究的第一名,下滑至第三名。

与此同时,方正证券研究所中还出现了因半卧在沙发上,身着奇装异服来播报研报而一夜爆红的网红“兔子妹妹”。在行业交流晚宴中,这位刚毕业的女分析师穿汉服的诡异形象,成为方正证券屡屡推出的招牌。

一方面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增加曝光率、扩大名气,提升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所在机构想被市场关注到。由此,一些机构也就放任、并且乐见旗下分析师的高调荒唐行径。

这势必就影响了名气与符合监管合规要求之间的天秤。

在加入方正证券的第二个月,任泽平就因为研报不规范,被证监会点名通报。证监会对其标题为“变天了”、“干,空间20%”、“休养生息,我在春天等你”等文章进行点名,称“标题具有明显的夸大、诱导性,与报告内容的逻辑关联性不强”。

方正研究所的现象并不是孤例。A股周遭围绕着太多这样因利而起的“狠狠作秀”,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也留意到这种现象及背后的推动因素。

在两周前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大会上,刘士余分析称,在新媒体环境下,点击率、曝光度等决定了金融机构中经济学家的地位,由此,券商经济学家的言论也越来越博出位,“全世界也没见像我们这样个别券商经济学家这么胡说八道”,“这种分析师将来就得有一些措施去监管”,刘士余警告称。

2016年被称为网红原年,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这一年也名气大涨,拥有大量粉丝,成为媒体财经节目争相邀请的嘉宾。对于别人称其为网红经济学家,杨德龙最初内心有些抵触。

但现在他不再排斥。“‘网红’由贬义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即指广为人知的一些人,‘网红’这个名字是否正面,关键在于你的言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杨德龙对界面新闻记者称。

与外资行、内地券商的大都经济学博士毕业,一直从事宏观研究的首席不同,杨德龙的首席经济学家之路成长于买方的基金公司。

2009年TOP2高校的金融系研究生毕业后,他加入南方基金研究部,做汽车制造行业研究。两年后,从行业研究员,晋升为策略分析师,开始接触宏观经济研究。2016年3月,他从南方基金跳槽到前海开源基金,出任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大量接受媒体采访,对热点及时点评,杨德龙认为,应该去把握好监管的度、社会道德的度、及公众接受程度的度。“最终还要是以判断和逻辑取胜,而不能靠制造噱头、做出格的事情来吸引眼球。”他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5 Once An Economist,Always An Economist.

上世纪末,位于华盛顿的IMF总部办公大楼里,3000多名员工在此工作。其中,有2000名经济学家,几乎都是名校博士毕业。IMF由此被称为同一个屋檐下经济学家最多的地方。

现任重阳投资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的王庆,当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1999年,王庆博士毕业后进入IMF华盛顿总部,做了六年的经济学家。

194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同时成立,总部均设在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半个世纪后,IMF成为向全球各大投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输出首席经济学家最多的机构。而WB的性质是扶贫机构,其中经济学家不是主流,故加入商业机构的人很少,谢国忠是特例。

这和IMF的工作性质有很大关系。在经济金融危机中需要救助时,被救助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权实际就让渡给了IMF。IMF的经济学家就需要从该国决策层的高度,直接帮助制定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般而言,小国家就一至二名经济学家负责,大国家可能由至少五名经济学家负责。相当于从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应该是对高校培养出来博士的经济学理论,进入实践最好的训练方式。

在中国,从IMF出来最早的是胡祖六。后面陆续有林寿康、丁玮、哈继铭、彭文生、马俊、蒋国荣、王庆、何东、汪涛、黄海洲、梁红、孔庆影、谢丹阳、姚余栋、崔历、丁爽、张智威、沈建光、杨婕、王胜祖、缪延亮、郭凯、孙涛、曾立等人。

现在谈起那段经历,王庆都有满满的自豪感。“经济学博士毕业,感兴趣实践经济领域研究,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只能选做唯一一份工作的话,我会选择IMF。如果最多只能选做两份工作的话,第二份工作我会选在摩根士丹利做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我后来有机会在中金公司做投行,现在在重阳投资做资产管理则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他表示。

2007年,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将王庆招入摩根士丹利,出任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的前任,是谢国忠。

每天十五六个小时在工作,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出差,平均每个月至少有一次跨洲的国际长途航班,王庆在很拼的工作状态下,迅速打开局面,得到市场认可。2010年、2011年,他带领的摩根士丹利经济研究团队连续两年被《机构投资者》杂志评选为亚洲区第一名。

中国对经济学家的推崇力度似乎也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同一个投行,比如高盛在全球各地的首席经济学家,如欧洲、美国等,在当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远不如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经济和金融市场高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市场参与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有强烈的需求去高度关注在发展中不时出现的新问题。

经济学家是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圈子。其中,每个人或多或少能在千万缕的线索中搭上关系。

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大致可看成经历了几代的更迭,各有不同特点。第一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内外资行在中国初设首席经济学家一职,如高盛的胡祖六,和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等;

第二代为2000年以后,如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王庆,高盛的梁红、以及中金公司的哈继铭等。前两代人在加入商业金融机构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前,大都有在IMF或世界银行等国际政策制定机构,从事经济研究多年的经历。

第三代则毕业直接进入投行,鲜少有IMF的工作经验。这批人多由第一代经济学家的助理成长起来。如摩根士丹利的现任首席邢自强以前是哈继铭的助理,美银美林的现任首席乔红以前是梁红的助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的首席章俊曾是王庆的助理等。

在王庆看来,经济本身是一些现象,有各种人去研究。包括高校的教授、政府的智囊、投行的经济学家、基金经理等。看同一个经济学问题,这些人的角度、逻辑、分析方法、甚至语言体系都不尽相同。

高校经济学者是从理论上研究;政策制定则是关注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市场机构经济学家则更关注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投资机会和风险。“这里面没有优劣之分。但都要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做,不可能每个角度都能去考虑到。”王庆表示。

作为市场机构的经济学家,影响力固然重要,但如果总是言之无物,时间长了也就没有价值了。把问题分析透彻,把逻辑讲清楚非常重要,而不必然是把市场的方向和节奏判断准确,后者更多是投资者要做的工作。具有穿透力的判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需要长期的训练,积累,实践。

“Once An Economist,Always An Economist.”在结束采访时,王庆的这句话给界面新闻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对他来说,经济学家已经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也是一直相伴随的生活状态。

(应受访者要求,陆骐、杜若明、宋鸿为化名)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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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说出你的名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群像

界面新闻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勾勒中国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们的生存现状。

在金融圈中,首席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机构研究实力和品牌的标志之一。60余位首席经济学家,是3000多名研究人员之中的佼佼者。高度竞争,适者生存。

顶着首席经济学家的光环,他们必须用学者的头脑和商人的智慧,平均每天工作至少16个小时以上,习惯于长时间频繁的飞行、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致力于写出投资者更加信服的研究报告并获得声望,但他们也同时忍受着不为人知的心酸和质疑。

1 漫长首席路

那是北京冬天最冷的几天,最低温度接近零下十度。首都机场T3航站楼,33岁的陆骐从到达厅出来,快步上楼走进一家服装店,买了一件羊绒衫套在身上,抵挡寒风。他刚从南方的办公室飞过来,匆忙的出差,连回家取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陆骐在一家内资券商任首席宏观分析师。他是国内TOP4的名校经济学博士毕业,从业五年。从一般研究员升任首席宏观后,他每周平均飞到三个不同的城市出差。大半年没有周末,更没休过年假。

每天陆骐的闹钟定在早上六点,一睁眼,到深夜睡觉,这中间,都被会议、路演、拜访、修改报告、客户咨询电话、工作微信填满。每天都是这样,周而复始。

“用命在拼,也许哪一天我就挂掉了”,陆骐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身体并不好,平时也很少去健身房锻炼,“有那个时间还不如补觉”,他的勤奋指向非常明确,在最短时间内做到首席经济学家。已经有两家上市券商向他作出许诺,说给他留着这个职位,“但承诺也不可信”,要做出影响力才行。

业内平均来说,五年做到首席是较快的速度。“如果从业七八年还做不出来影响力,基本上就难再做出来。”陆骐看见他的一些师兄最后在研究员行业里默默无闻,这让他非常有紧迫感。他不得不用日夜的青春填满工作,去换取成功的可能。

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券商研究人员数量为3571人,同比增加239人。具有5年及以上从业经验的人数为1349人,占比37.78%。具有博士及以上学历人数为306人。

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国内券商全部加起来只有不到60个。

国内券商研究所较多,在职位设定上并没有形成统一。一般而言,研究宏观经济的工作职位有宏观研究员、首席宏观、首席经济学家。首席宏观为研究所设立,而首席经济学家为公司层面设立。首席经济学家代表公司发声,不仅要求其有扎实的研究能力,而且要求会和市场、媒体沟通。薪资也是普通研究员的数十倍。

33岁左右,正是胡祖六出任瑞士达沃斯论坛首席经济学家的年纪。也是邢自强出任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的年纪。

2 顶级投行首席的一天

距离北京2300公里以外的香港,清晨六点,杜若明走进位于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号环球贸易广场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他看见巨大玻璃窗后,海那边的群山缝隙处,淡红色朝霞开始泛出,驱散着天空的黑色。

杜若明刚完成一篇宏观经济报告。这天,跟随着全球各时区晨会的时间,他将向全球同事做报告讲解。北京时间早上七点,在亚洲区(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地)晨会上,他将向亚洲的销售讲解这份报告;下午两点,电话拨入伦敦,在欧洲的晨会向欧洲的销售讲解;晚上八点,美国的晨会上,再讲一遍。

随后销售把研究报告推向客户,客户如有问题,就会很快从全球各地发邮件、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约定俗成的规矩是,重要客户一到两小时内必须回复。

去年夏天,杜若明出任某顶级外资投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一职。外资行宏观经济研究团队规模远小于内地券商,通常顶级投行宏观研究也才两至三人,工作强度颇大。“比以前忙多了,工作很多”,在谈及出任首席的感受,他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一般而言,他的报告在以下时间点会发出:官方发布宏观经济数据、降息加息等重要政策变动、重大政策会议召开、债务房地产汇率等热点。

在这座118层的高档综合性大楼里,有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等全球顶级金融结构常驻。外资行服务全球客户,意味着早上六点出现在办公室,以及奔忙的节奏,是这些投行的经济学家们的常态。

3 研究冗余 残酷竞争

中国资本市场诞生26年,在它10岁时,出现了个别券商仿效外资行设立“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之后迅速在其他金融机构间流传和普及。

首席经济学家成为各机构的代言人和招牌。一个个经济学家的名字,在媒体的频频曝光中,越来越耳熟能详,同时变得更加有号召力。各行业研究也随之分别设立行业首席。从千万年薪,到几十万年薪巨大的差异背后,是他们的血腥江湖。

《中国证券业发展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拥有A股证券经纪资格的95家证券公司中,有87家设立了研究所。其中,有62家研究所开展对机构客户的产品推广及服务工作。且大部分研究所并未实现盈亏平衡。

这一数字非常惊人,海外一般只有不到20家,且是大型投行才设立研究部门,小投行一般都不做研究。87家研究所足以说明国内券商研究所过度饱和之状态。

2015年,95家经纪业务持牌证券公司,瓜分了2691亿元经纪业务收入“大蛋糕”。这意味着,仅凭经纪业务一项,平均到每家持牌券商,每年就能坐拥至少30亿元的收入。

但蛋糕的分配当然不会均衡,经纪业务排名第一和最后一位,此项收入差以千倍计算。“你多我就少,竞争残酷”。加之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其他业务需要,就构成证券公司不惜亏本(券商研究所未达到盈亏平衡),也要争相设立研究所的根本原因。

创造经纪业务佣金收入来源的机构客户、包括散户,就和券商研究所的服务,及经济学家、研究员的知名度直接相关。研究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直接是佣金分仓。

“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过几年这个市场慢慢成熟,很多小型券商可能就不再做研究,而是专注于投行某一块业务。毕竟海外只有大型投行才做研究。”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而海外很多是投行的平台成就研究员,但国内是名气大的研究员成就小券商研究所。

2017年2月,新疆抛出1.5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大动作。第二天上午,基金经理宋鸿的邮箱里,猛然多了上百封新疆固投的分析报告邮件,面对如此多同一主题的研报,他不可能一一去细看,最终,他看了看标题,挑了几个感兴趣的标题点开。

全市场来看,平均每天就有334篇研报产生。2015年,上述87家券商研究所总共发布研究报告121812篇,其中,深度报告12652篇,占研报总数比例为10.39%。

行业产能过剩,竞争白热化成为部分研究员为增加名气,各出奇招的直接动力,新媒介传播手段的革新助长了行业的浮夸。

研究市场的供过于求也造成更恶劣的环境,基金经理只给几分钟让首席经济学家路演,并且态度不佳是常有的事。在这种生态环境下,买卖双方,如果谁被市场认可度更高,名气更大,谁就相对强势,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在刚出任首席时,去买方路演,陆骐总觉得有些吃力,过程不太顺利。基金经理对于卖方新来的首席,耐心并不太够。陆骐遇到过有些年纪不大的基金经理,动辄炫耀手里操盘着多少亿的资金,对他讲的内容不屑一顾。对陆琪来说,自尊心受到打击是常有的事。

章俊在外资行中,接触客户则相对礼貌和更有耐性。在海外路演中,也有碰到基金经理其实不想听了,表现得有点漫不经心,但对方一定会让他讲完,再把他礼貌的送出去。

对行业的这种现状,章俊有更成熟的理解:买方也有业绩压力,时间也很宝贵。另外,国内大量的券商研究所,有的买方一天接待十几批卖方分析师,氛围造就这样。

“这是行业生态的问题,考虑到国内研究业务的竞争相对于海外更为激烈,如果过于低调,在这个市场上就很难受到关注,因此相对高调来争取市场话语权就成为部分分析师的一种策略”,章俊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章俊既在外资投行如摩根士丹利、瑞信服务过海外买方客户,也在合资券商如瑞银证券服务过国内买方。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得他会去对比和思考经济学家这份工作,在内外资投行中的异同。

他的体会是,外资和内资投行最大的区别在于客户群体的不同,由此带来他们研究方向,及工作取向就有很大不同。

国内的买方本身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就很了解,因此需要经济学家提供的是更细致和深入研究。但很多投资中国市场的海外基金投资经理,都是同时看整个亚洲及新兴市场,中国只是他们投资组合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中国的了解和跟踪并不是特别深入,对他们讲很短期或者太细节的内容他们就不是太感兴趣。他们就更需要经济学家提供方向性的判断和背后的逻辑。

此外,考虑到海外基金的投资和决策流程,海外机构一旦投了,持仓时间更长,很少频繁换仓。也就需要经济学家除了关注短期经济波动外,也要看到未来二到三年时间甚至更长时间跨度内的经济走势。因此相对于国内投行,外资行对中长期趋势研究也更为重视。

4 博出位 财经网红

一些人在用研究能力证明自己,另一些人却走起了捷径。

伴随着年复一年的新财富评比,国内券商研究员名和利的相关程度之高,也累积达到极致。

近两年来,这些首席经济学家中风头最盛者非任泽平莫属。其对2015年牛熊市的准确前瞻,使他在2015年底的新财富评比上获得多个第一名的奖项。

2016年6月,任泽平高调跳槽至方正证券任首席经济学家。用“红极一时”来形容他当时的状态并不为过,所到路演的城市,客户争相与其合影。想见他的人得排队等候,各种活动邀约不断,一般的会他都不再去参加。

遗憾的是,任泽平的“红”并未持续太久。2016年新财富评比,任泽平团队所获选票较上年大为减少,总名次也由2015年宏观经济研究的第一名,下滑至第三名。

与此同时,方正证券研究所中还出现了因半卧在沙发上,身着奇装异服来播报研报而一夜爆红的网红“兔子妹妹”。在行业交流晚宴中,这位刚毕业的女分析师穿汉服的诡异形象,成为方正证券屡屡推出的招牌。

一方面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增加曝光率、扩大名气,提升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所在机构想被市场关注到。由此,一些机构也就放任、并且乐见旗下分析师的高调荒唐行径。

这势必就影响了名气与符合监管合规要求之间的天秤。

在加入方正证券的第二个月,任泽平就因为研报不规范,被证监会点名通报。证监会对其标题为“变天了”、“干,空间20%”、“休养生息,我在春天等你”等文章进行点名,称“标题具有明显的夸大、诱导性,与报告内容的逻辑关联性不强”。

方正研究所的现象并不是孤例。A股周遭围绕着太多这样因利而起的“狠狠作秀”,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也留意到这种现象及背后的推动因素。

在两周前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大会上,刘士余分析称,在新媒体环境下,点击率、曝光度等决定了金融机构中经济学家的地位,由此,券商经济学家的言论也越来越博出位,“全世界也没见像我们这样个别券商经济学家这么胡说八道”,“这种分析师将来就得有一些措施去监管”,刘士余警告称。

2016年被称为网红原年,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这一年也名气大涨,拥有大量粉丝,成为媒体财经节目争相邀请的嘉宾。对于别人称其为网红经济学家,杨德龙最初内心有些抵触。

但现在他不再排斥。“‘网红’由贬义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即指广为人知的一些人,‘网红’这个名字是否正面,关键在于你的言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杨德龙对界面新闻记者称。

与外资行、内地券商的大都经济学博士毕业,一直从事宏观研究的首席不同,杨德龙的首席经济学家之路成长于买方的基金公司。

2009年TOP2高校的金融系研究生毕业后,他加入南方基金研究部,做汽车制造行业研究。两年后,从行业研究员,晋升为策略分析师,开始接触宏观经济研究。2016年3月,他从南方基金跳槽到前海开源基金,出任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大量接受媒体采访,对热点及时点评,杨德龙认为,应该去把握好监管的度、社会道德的度、及公众接受程度的度。“最终还要是以判断和逻辑取胜,而不能靠制造噱头、做出格的事情来吸引眼球。”他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5 Once An Economist,Always An Economist.

上世纪末,位于华盛顿的IMF总部办公大楼里,3000多名员工在此工作。其中,有2000名经济学家,几乎都是名校博士毕业。IMF由此被称为同一个屋檐下经济学家最多的地方。

现任重阳投资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的王庆,当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1999年,王庆博士毕业后进入IMF华盛顿总部,做了六年的经济学家。

194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同时成立,总部均设在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半个世纪后,IMF成为向全球各大投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输出首席经济学家最多的机构。而WB的性质是扶贫机构,其中经济学家不是主流,故加入商业机构的人很少,谢国忠是特例。

这和IMF的工作性质有很大关系。在经济金融危机中需要救助时,被救助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权实际就让渡给了IMF。IMF的经济学家就需要从该国决策层的高度,直接帮助制定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般而言,小国家就一至二名经济学家负责,大国家可能由至少五名经济学家负责。相当于从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应该是对高校培养出来博士的经济学理论,进入实践最好的训练方式。

在中国,从IMF出来最早的是胡祖六。后面陆续有林寿康、丁玮、哈继铭、彭文生、马俊、蒋国荣、王庆、何东、汪涛、黄海洲、梁红、孔庆影、谢丹阳、姚余栋、崔历、丁爽、张智威、沈建光、杨婕、王胜祖、缪延亮、郭凯、孙涛、曾立等人。

现在谈起那段经历,王庆都有满满的自豪感。“经济学博士毕业,感兴趣实践经济领域研究,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只能选做唯一一份工作的话,我会选择IMF。如果最多只能选做两份工作的话,第二份工作我会选在摩根士丹利做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我后来有机会在中金公司做投行,现在在重阳投资做资产管理则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他表示。

2007年,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将王庆招入摩根士丹利,出任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的前任,是谢国忠。

每天十五六个小时在工作,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出差,平均每个月至少有一次跨洲的国际长途航班,王庆在很拼的工作状态下,迅速打开局面,得到市场认可。2010年、2011年,他带领的摩根士丹利经济研究团队连续两年被《机构投资者》杂志评选为亚洲区第一名。

中国对经济学家的推崇力度似乎也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同一个投行,比如高盛在全球各地的首席经济学家,如欧洲、美国等,在当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远不如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经济和金融市场高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市场参与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有强烈的需求去高度关注在发展中不时出现的新问题。

经济学家是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圈子。其中,每个人或多或少能在千万缕的线索中搭上关系。

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大致可看成经历了几代的更迭,各有不同特点。第一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内外资行在中国初设首席经济学家一职,如高盛的胡祖六,和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等;

第二代为2000年以后,如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王庆,高盛的梁红、以及中金公司的哈继铭等。前两代人在加入商业金融机构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前,大都有在IMF或世界银行等国际政策制定机构,从事经济研究多年的经历。

第三代则毕业直接进入投行,鲜少有IMF的工作经验。这批人多由第一代经济学家的助理成长起来。如摩根士丹利的现任首席邢自强以前是哈继铭的助理,美银美林的现任首席乔红以前是梁红的助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的首席章俊曾是王庆的助理等。

在王庆看来,经济本身是一些现象,有各种人去研究。包括高校的教授、政府的智囊、投行的经济学家、基金经理等。看同一个经济学问题,这些人的角度、逻辑、分析方法、甚至语言体系都不尽相同。

高校经济学者是从理论上研究;政策制定则是关注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市场机构经济学家则更关注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投资机会和风险。“这里面没有优劣之分。但都要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做,不可能每个角度都能去考虑到。”王庆表示。

作为市场机构的经济学家,影响力固然重要,但如果总是言之无物,时间长了也就没有价值了。把问题分析透彻,把逻辑讲清楚非常重要,而不必然是把市场的方向和节奏判断准确,后者更多是投资者要做的工作。具有穿透力的判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需要长期的训练,积累,实践。

“Once An Economist,Always An Economist.”在结束采访时,王庆的这句话给界面新闻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对他来说,经济学家已经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也是一直相伴随的生活状态。

(应受访者要求,陆骐、杜若明、宋鸿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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