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话剧为什么一直不火？

还被视为小众和高逼格的代名词？

虽然萌君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但还是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有的答案。前思后想，萌君只得出了一个结论：

话剧从一开始，

就小众，而且高逼格。

不信？我们来做个实验。

以下三张照片，请分别说出他们的名字。不要借助网络书籍，可以求助亲朋好友。

想好了么？那就往下拉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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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最简单，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萌君猜你是脱口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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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有点难度了，连蒙带唬的情况下，萌君估计一半人能猜出来。这是民国电影皇后胡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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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你肯定不知道，更大的可能性是你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尽管他当年被尊为 “话剧皇帝”、声震上海滩。他叫石挥。话剧舞台上的石挥牛到什么地步？曹禺先生本人坦诚，《雷雨》中的奴才鲁贵，“石挥演的，比我写的都好”。

同样是演员，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你对这三张照片里的人物的了解程度，大体就代表了这三种艺术形式在民国时期的火热水平。

京剧：

举国若狂的追捧

民国时期，什么最火？

那必须是京剧。

什么人粉丝最多、最疯狂？

妥妥的京剧演员。

如果你看过《霸王别姬》、《梅兰芳》、《大宅门》之类的影视作品，应该对京剧在民国时期的火爆程度大体有概念。那时候，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京剧横扫了社会的全部阶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这些繁荣的大城市遍地都是戏园。仅北京一地，演出京剧的就有第一舞台、文明茶园、广德楼、广和楼、燕喜堂、广兴园、广乐茶园、丹桂茶园、吉祥茶园、中华茶园、德泉茶园、天和茶园、庆升茶园等20多家戏园。

△民国时期茶园一瞥

观众里，有倾家荡产捧角的，有砸锅卖铁学戏的，有心甘情愿把工作辞了专职追星的。现在所谓的明星后援会，根本不新鲜，都是当年京剧圈玩剩下的。围绕梅兰芳先生，有一群超级粉丝、智囊团被称为“梅党”，国会议员、银行家、知名文人、画家、教授……林林总总都有。出钱出力还是小意思，写剧本、编唱腔、找房子，“梅党”样样都管。

△左图为“梅党”核心成员齐如山。右图电影《梅兰芳》中孙红雷饰演的邱如白，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

我们再从侧面举个例子吧。全民追捧的氛围下，京剧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行走的印钞机”。伶界大王谭鑫培的堂会戏份，在清末是纹银500两，比清政府一品大员的年俸还多出两到三倍。进入民国后，谭鑫培的身价也继续看涨。1912年谭第五次到上海唱堂会，一个月包银高达1万块，1915年再到上海演出10天，报酬为8000元，秒杀了当时所有的北洋政府部长和各大名校教授。

电影：

新派时尚的风靡

相较于京剧从咸丰年间就开始攻占娱乐市场，电影无疑在群众基础这个问题上失了先机。直到1903年，在北京的乐天茶园，才有了中国人第一次自己放映电影的事件。不过在“玩”这个领域，中国人一向学习能力超强。1905年，中国就有了第一部自己拍摄的电影《定军山》。初生的电影还要靠蹭热点才能换流量：《定军山》是京剧，主演就是上面提到的“印钞机”谭鑫培先生。

△谭鑫培，

在《定军山》中饰演黄忠

电影是时髦的代名词，意味着洋派、前卫、新式生活。由于受众和影响范围的不同，京剧的火热完全没有成为电影走红的阻碍，而电影则成为了京剧之外的最好补充。上海化身成为电影的绝对大本营。1925至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了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京、天津等城市虽也拍摄影片，但数量远远不及。

1930年之后，几乎每隔一个月上海就有一个影戏院诞生。有人这样形容30年代的上海：“飞机、电影、jazz、摩天楼、色情狂、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

△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

在贡献电影票房的队伍中，有钱有闲的上层阶段当然是主力军。紧随其后的就是新派知识分子：学校里的青年男女啦、作家学者啦，统统都是电影爱好者。张爱玲就是狂热影迷中的代表人物，据说曾有这样的事迹：十三四岁时，张爱玲和许多亲戚到杭州玩，看到当时上海报纸有关于电影《风》的广告，便一意孤行要回家去看。她一下火车就直奔电影院，还一连看了两场才作罢。

话剧：

不温不火的尴尬

话剧和电影一样，都是舶来品。从时间上看，这俩前后脚到。不过从一开始，话剧就显得有点尴尬：中国话剧史上的第一场正式演出，居然是在日本。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演出《茶花女》片段和《黑奴吁天录》，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话剧确实在中国活跃，但主导的都是戏剧爱好者和业余性的社团，演出地点也大多集中于学校、礼堂。所以，虽然说是“活跃”，但跟京剧和电影比起来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基本一直属于一小拨人的圈内自high。甚至直到1928年，“话剧”这个名字才明确确立下来。1933年，中国旅行剧团诞生，这是中国第一个营业性的职业话剧剧团。从这开始，话剧这种形式才真正进入普通市民的视野，带上了大众娱乐的性质。

△中国旅行剧团的初创阵容：

唐槐秋和妻子关静、女儿唐若青

意料之外，抗日战争成了话剧在中国广为传播的最大契机。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形形色色的救亡演出队和抗敌演出队涌现出来。他们深入部队、农村、工厂，以宣传抗日、动员群众为目的，演出的主要都是街头剧、独幕剧。而成规模的剧团演出，主要集中在临时首都重庆，从剧目的创编到演出的效果，自然也都是为抗战服务。虽然观众欢迎，反响也热烈，但这时的话剧，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宣传工具。

△抗战时期演遍全国的话剧：

《放下你的鞭子》

以上，挂一漏万地讲了京剧、电影、话剧在民国时期的不同处境，差异很明显。而现象之下，我们或许可以尝试探索一下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先来看看京剧为什么能坐上民国演出界的头一把交椅。

京剧能成为潮流，首先要感谢慈禧太后的示范性作用。慈禧太后酷爱京剧，经常宣召京剧演员入宫献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老佛爷都看了，皇亲国戚能不跟着看么。再往下，达官贵人、平民百姓一层接一层的跟风，京剧也就顺利在北京全面铺开，进而在全国全面铺开。这股旋风，就这样一直刮进了民国。而且，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京剧就已经形成。进入民国，正是京剧发展由成熟进入鼎盛的阶段，剧目丰富、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最黄金的时间段，收获最多的观众和最大限度的关注，顺理成章。

那话剧输在哪了？

很不幸，形式和内容，都输了。

先来说形式。话剧这种形式，两边不讨好。话剧和京剧都属于现场的舞台艺术。初生的、还处于稚嫩粗糙状态下的话剧，和人们早已熟悉、发展非常完备的京剧抢观众，当然抢不过。观众们早就习惯了京剧写意虚化的表演风格和台上台下互动交流的氛围，理所当然地认为演戏就应该这样。那么，追求绝对真实、强调和观众保持距离的话剧，融入中国观众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话剧在民国时期的“不火”，就是一直没有完成融入的进程。

但是，话剧拼不过京剧，为什么也拼不过电影呢？

对于中国观众，话剧和电影不都是新奇的洋玩意儿么？

问题也出在舞台艺术上。虽然话剧的表演形式是全新的，但它终究还是舞台艺术的一种。台上演戏，和一块什么都没有的幕布拿灯一照就有人影在上面动，你说哪个更新鲜？更不用说，那些会动的人影还有一大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话剧的劣势，就在于它的形式“半新不旧”，两边都沾边，等于两边都不靠，谁的光也蹭不上。

形式其实还在其次，主要的问题是内容。京剧和电影的火热，都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大都市兴起，娱乐消费在市民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而无论是京剧还是电影，都有极强的娱乐性，有的甚至流于媚俗恶俗。本质上，它们从一开始就以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为目的。

话剧不一样，话剧是战斗性的。那一小撮人最开始推广话剧，是为了启迪民智、是为了革命。谁写话剧、排话剧？知识分子和学生。谁爱看话剧？还是这些人。老百姓不爱看革命青年的斗争、封建家族的覆灭，他们要的是消遣，是拼死拼活工作了一天能有个机会放松休息，而不是受教育。

如今，人们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京剧、电影、话剧这三样，悲观的讲，电影是越活越年轻，话剧属于半死不活但是有转好的苗头，京剧大概就剩口气了。

原因很多，上面提到的娱乐性也算一条。电影保持了它娱乐性的传统，在站稳脚跟后又向深度挖掘，自然越来越好。话剧也渐渐开始放低姿态，开心麻花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京剧，凭着民国时期火爆的遗泽，得了一个响亮的“国粹”的名号。受人尊重，但敬而远之，因为它已经很难娱乐现代人了。

为了繁荣自身，如今的话剧和京剧经常借电影造势。改编电影、嫁接电影、拍成电影……成品泥沙俱下。然而，有的碰撞确实能造就新的经典，比如话剧《阮玲玉》。

阮玲玉

阮玲玉，16岁踏入影坛，在民国时期的地位仅次于本文最开始测试图中的那位美女——民国影后胡蝶。

动荡的年代，顶着“电影明星”这样一个特殊身份，两人都遭受过小报的追捧和围剿，经历过爱情的顺遂和破灭，可以说是人生几多磨难。但不同的是，胡蝶横跨默片时代和有声片时代，81岁功成名就后离世；阮玲玉年仅25岁，便留下一句“人言可畏”，服药自尽，香消玉殒。

阮玲玉的故事，既是民国时代的传奇，也是人艺舞台上的经典。这两天《阮玲玉》再度登上首都剧场，灯光之下，舞台之上，又是一段让人唏嘘短叹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