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连环画，起始只是为了吃饭。”连环画泰斗贺友直曾经这样说。一年前的今天，94岁的他离开了我们，似乎也带走了一个和连环画有关的时代。

贺友直自幼母亲过世，父亲没有能力独自抚养，便将他托付给了亲戚。家境贫寒，贺友直早早失学，开始做起了学徒和当起了小工。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有机会体验人情冷暖，也有机会观察各色人群，为他日后的创作集聚素材。

“我自幼性喜画画，故一捧上这只碗就爱上了这口饭。从农村到城市，从寄养生活到独立成家，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于人情世态、社会风貌，经历得多，体验较深，而这正是画连环画的丰富资本。”在《贺友直自说自画》里，贺友直这样说道。

初涉画坛的他，听说画连环画可以挣钱，就买了赵树理的小说《福贵》，自编自绘了200多幅图画，竟然让一个画商印了出来，于是处女作就这样机缘巧合地问世了。

从1950年开始，贺友直就在四四方方的小框里画连环画，一画就是60多年。他的作品《山乡巨变》被称为中国连环画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

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读大部头的书籍简直太奢侈了，可连环画不一样，物美价廉、通俗有趣，普通人家的孩子花上几毛几分的就都能有机会买来翻阅，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大众汲取知识、消遣娱乐的首选。

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自学成才的连环画家，贺友直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背景下，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书画创作完全统一调配，市场萧条，流通不畅，所以画家们自然收入不高。但幸好，连环画的情况还算乐观，当时像贺友直这样的小人书画家，可以期待一些出版社来买自己的作品，挣点钱，维持生计。

在生命进入晚年后，贺友直的创作向个人倾斜。不同于早年的命题式作画，他更侧重于表达个体的经验感受。他以老上海风情画为题材创作了《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新碶老街风情录》等作品。透着浓浓的市井气息，“生活提供了我极好的条件、素材，我才能画出这么多好的作品。”

2012年3月，90岁高龄的贺友直举办了生前最后一场展览——“率真贺友直——经典老上海展”，在那次展览上，曾有记者采访他，问他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卖自己的画？

他回答说，那一定是要极要好的朋友才行。通常是人家托人找他，他又不能拒绝。如果画交给朋友，对方不太满意，那就拿回来，至于价钱，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画又不是挂在墙上卖的行货，下面非要有个标价，所以通常情况下先不谈钱，画了再说，看他拿出多少，若是对方高兴了，他便也高兴了。

然而，当谈到现在市场上儿童连环画的状况时，贺友直又直言不讳地说：“我现在是好几个动漫刊物的顾问，但我就是不敢看那些刊物，那里面画的小孩都是睁着一双蓝眼睛、硬生生的，我们的孩子有这么可怕吗？这些人搞动漫都是外行。”在他眼看来，文字就该有文字的细节，绘画有绘画的细节，创作者必须懂行，绘画的细节要人家看得懂，就要连接着两头，一头是生活，一头是受众的体验，要把这两样东西对起来。

对于自己的成就，贺友直喜欢自称是匠人，“我是个干活的匠人，凭手艺功夫吃饭。我把自己比作匠人，并没有贬低自己，回过头去看历史，现在有多少大画家比得上明代的工匠？你要是收藏古代家具，就会知道明代木匠是多了不起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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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初各地对连环画的叫法不同，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比如上海叫“图画书”，北京叫“小人书”，两广叫“公仔书”，浙江叫“菩萨书”，汉口叫“牙牙书”......然而，在没有电视，电影的时代，人们能参与的文化娱乐活动很有限，书籍报刊也很匮乏，于是，内容丰富有趣的连环画便成了那时小孩子们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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