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男女演员以及导演圈的一号人物，汤姆·汉克斯、梅丽尔·斯特里普和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在不久之前宣布要合作拍摄一部名为《邮报》（The Post）的影片。影片的关键情节，聚焦在了发生在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之上。当年的6月，《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政府越战决策的机密文件，由于内容极敏感，足以改变全球舆论对美军参战的观感，几天后被法庭查禁。这批文件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或“越战密件”。

此时《华盛顿邮报》记者也得到了那份文件，编辑雷厄姆夫人顿时陷入两难境地。随后，顶着舆论、国家、法律和社会的压力，《华盛顿邮报》再度刊登了更多的“越战密件”。当然，政府和五角大楼也不会对此坐视不管，就在《邮报》刊登文件的当天，政府和五角大楼就将《邮报》告上了法庭，两周时间内，这起涉及到“言论自由”的官司，从地方法院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法庭以6票对3票判两报胜诉。很明显，这样的目标、题材以及可以料想到的影片质量，目标就是奥斯卡。

从水门事件改编来的《总统班底》到讲述棱镜门的《斯诺登》，再到聚焦神父性侵儿童的《聚焦》。奥斯卡似乎一直以来都“偏爱”丑闻题材的影片。

究其原因，其实无外乎三个方面。首先是丑闻本身尘埃落定，社会影响力已经渐行渐远。所以，编剧改编真实事件的时候，在某些“演义”的戏说层面，可以放开手脚。根植于事实，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事实的故事，更可以引发某种回忆和探讨。换而言之，在戏剧性方面，从丑闻改编而来的影片，能够更加地刺激如今的影迷回到故纸堆里去找寻历史的蛛丝马迹，并由此为起点，再一次反思丑闻所带来的实际意义。这并非是“借古讽今”，因为1972年的水门事件之后，再也没有类似的事件重演——在更大的层面上，导演热衷于“丑闻”，则是“以史为镜”的自觉。

其次是丑闻本身的“戏剧意义”。很明显，丑闻中有制造丑闻的一方，有受害的一方；有想掩盖事实的一方，也有要将其公之于众的一方。两边的矛盾、冲突是影片最好的戏剧性的来源。不消说，处在丑闻中的人们的道德和良知的煎熬——这更是好莱坞塑造人物的关键所在。就在“五角大楼文件案”里，《邮报》的采编人员就曾经陷入了言论自由和屈服于权力的两难选择之中。梅姨所要扮演的雷厄姆夫人就曾经陷入到这中角力的循环之中——对于身处真相、道德这种“大事件”之中的人物而言，他们此时此刻的选择，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了一个社会的良知和道德感。

最后，则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导演想要借助影片所传递的“价值观”。“丑闻”中“正面人物”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价值观和道德感，是导演最为“珍视”的内容。因为整部影片的价值和意义，都要在此得到体现。很明显，在对抗国家机器的过程中，屈服和投降，是最简单也是最为顺从的选择。可无论是在《总统班底》还是在《聚焦》，还是即将拍摄的《邮报》中，主角们都没有选择这一条“顺民”的路途，而是“逆流而上”，站到了政府的另一边——站在了真理、公义、道德和人民的这一边。或许，这种选择会让他们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可是，最终，历史会为这群人正名。

2008年，一部虚构出来的讲述记者揭露政府丑闻的影片《真相至上》获得了评论圈的喝彩。在那部影片中，女主角因为揭露了政府的丑闻而获罪。面对着整个体制的“胁迫”，她依照着信条和诺言行事。虽然政府把她当作了阶下囚，但是在道义和身份认同感上，我们将所有的情感都投注到了她的身上。虽然她的生活和爱情在片中“一败涂地”，但是她的精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却牢牢地将观众的目光掠走，并让人深谙赞同。

所以，丑闻本身并不是奥斯卡的最爱，由丑闻引申出来的正义感、道德感和价值观，才是。

美国电影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拥有如此之多的拥趸，并不全然在于工业技术和水准。另一部分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言论自由、不畏强权的果敢与勇气，甚至是对于一个“大同世界”的向往和实践，才是令人无法将其割舍的最大功臣。虽然说，类似《肖申克的救赎》这种歌颂坚韧和坚守希望的影片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但是这些经由丑闻改编而来的影片，却实实在在地将这么一种“社会童话”用无法辩驳的方式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令人无法质疑，更无从怀疑。

“以史为镜”并不是一句空话，美国的一流导演和奥斯卡之所以会对丑闻题材恋恋不忘，除了“丑闻”本身的借鉴作用之外，这种价值观的体现，更是对于现下社会的一个“匡正”与“纲纪”。在历史之上，类似的“社会童话”，并不是呓语，而是事实。或许这个世界的本质令人绝望，但借助人们的努力将其变得稍稍美好一点，才是希望所在。正如同鲁迅先生所说：

“绝望之于虚望,正与希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