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罗男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戏剧批评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甚至社会上的一个热议话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近二十年来中国戏剧批评萎靡状态的不满，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下网络上涌现的自媒体批评非常活跃，倒逼着我们的媒体与专业理论批评工作者进行认真的反思。

这种反思确实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年来戏剧批评的问题出在哪里？随着新媒体崛起而变化的文化语境，要求我们在批评观念、评价标准、话语体系和文化身份上做出怎样的改变？又有哪些批评的基本原则需要坚守？本文将就这些问题提出个人的一些思考，参与这场很有意义的讨论。

1

专业的批评何以缺失

事实上，这些年来传统媒体，包括纸媒及许多报刊建立的门户网站、延伸的电子出版物，刊登的戏剧评论文章也不少，但为什么给人的感觉是没有批评呢？因为其中大量的并不是真正的批评，真正的专业批评被边缘化了。

概言之，传统媒体上涉及的评论有几种：

一是宣传得奖作品的文章。多年来流行“以奖代评”，一部戏得了大奖，于是一片叫好声，组织人写吹捧文章，连提到一点缺点的文字也给删掉了。以评奖代替正常的批评，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现象。更何况有些剧目的评奖背后还有“看得见的手”在掌控，比如对有些地方的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亲自“策划”、“监制”的作品，得到大奖就意味给政绩工程加分，对此能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吗？

二是媒体记者写的报道式，甚至广告式的文章，宣传大腕导演、大牌明星，没有真正思想艺术上的判断，有的连编剧的名字都不提，热衷于八卦新闻。这类商业炒作性的“有偿评论”背后，有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在运作，真正严肃的戏剧批评自然被排挤出版面了。

三是所谓的“圈内评论”、“人情评论”，因为都是熟人，觉得人家搞一出戏也不容易，还送票请你看戏，于是就拼命说好话，不痛不痒地讲几句不足之处，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中间也不排除有些创作演出单位以“红包”换好评，争取票房的动机。

正是在这些权力行为、商业行为、人情行为等利益关系的驱使下，批评被扭曲，造成了没有真正的批评。其中有不少文章就出自于专业的批评家之手，所以就出现专业批评公信力下降的问题，被各种利益关系牵着走而丧失了独立性的批评，读者和观众怎么能相信呢？

专业批评缺失的原因，除了来自权力与市场的影响扭曲了批评的心态以外，在戏剧批评界也有自身值得检讨的观念问题。

首先，跟上世纪80年代活跃的学术批评与争论的局面相比，这些年专业批评明显的衰退，和我们一部分人批评标准的犹疑、价值观念的动摇不无关系。在80年代的戏剧观大讨论和探索剧热潮中，无论创作者还是批评者，都怀着一颗回归艺术审美本体的赤子之心，满腔热忱地探讨着历史、文化、艺术的本质与真谛；但进入90年代之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思潮将精英艺术家与批评家冲得七零八落，大众不再向严肃的精英艺术脱帽，而是转过身去，在感官享受式的大众艺术与媚俗化的商业戏剧中寻找乐趣，将掌有“牛刀”的理论批评家晾在一边，无“鸡”可杀。面对这种变化，部分批评家选择与大众文化结盟，在“后现代”式的当下操作中，丢弃了后现代应有的批判精神，跟着舞台上的玩闹，也玩起了无意义的文字游戏。比如在上海，就有人放弃正确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品位，把无聊低俗的搞笑戏捧为“票房蜜糖”，大加赞扬。

当然，大部分的理论批评家不想做这类大众娱乐产品的叫卖者，他们在表示不屑的同时转身离去，采取一种远离戏剧现场的办法。久而久之，就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不少专业戏剧理论研究者、在高校的学者对当下戏剧的关注度不够，埋头于历史或纯理论的研究中。但是，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现在，为了今天戏剧的繁荣和发展？至今的理论研究界在这一点上仍然有认识上的偏差。打个比方，医学里面需要搞病理学研究、病毒病菌学研究、医药学研究等，但是决不能忘了临床，批评就是搞临床的，没有临床第一线的实践和经验积累，医学的目的何在？所以，从事戏剧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人也应该关注戏剧的现场及其动态，尽可能多地看戏，参与戏剧批评。

当前专业戏剧批评的缺失，究其深层原因，也是文化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所造成的后果。多年以来，在戏剧界的许多年轻人，包括艺术院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中，滋生着一种轻视理论、“批评无用”的思想，认为搞创作才是实在的，可以名利双收；而搞理论研究，尤其是写批评文章则得不偿失，既不能以低微的稿酬谋生，又无法把报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拿出去评奖、评职称。再说这些批评常常沦为“自说自话”，对创作起不到作用。于是，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对于理论批评的漠视态度，或者对专业的批评丧失了信心。当然，这种倾向的产生有客观原因，这些年的批评生态环境确实对开展正常的戏剧批评和培养年轻一代批评家是不利的，但从主观上说，许多青年学者和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缺失，也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种观念与环境的双重失误，导致了今天专业批评被边缘化，青年一代批评家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

2

网络时代批评观念的新变化

当代讯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的公共交流空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网络上出现了“自媒体”平台，任何普通的读者和观众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根本区别在于网络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布信息和寻求信息的开放；同时，由于网络将大众传播的“点对面”方式与传统人际传播的“点对点”方式兼容于一体，尤其在移动终端的微博、微信平台上，传、受双方的地位能不断切换，因此具有极强的交互性。

再加上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和大容量，自媒体剧评具有极大的优势，从博客、网络社区发展到微博、微信，至今已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当传统媒体评论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不能满足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讯息需求时，网络自媒体剧评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从去年开始出现的“押沙龙在1966”、“北小京看话剧”就是备受关注甚至追捧，文章转发率很高的网络剧评人。从内容上看，由于匿名隐身于民主化的网络空间，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尖锐的批评，因此被多数人认为敢于讲真话，体现了批评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人并不认同这种评价。而在具体的评论观点上，争论意见就更多了。但无论如何，长期以来戏剧批评的沉寂与萎靡状态，开始被打破了。

事实再次证明了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即是讯息”的深刻预见性，任何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新的讯息，引起社会的某种变革。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新媒体剧评的出现，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所表达的内容，也不在于他们如何改变了评论的载体，扩大了评论的影响，而是预示着戏剧批评本身正在或已经发生的变化。

第一，这种网络批评的发展带来了专业和非专业界线的模糊。如今“专业”的概念已不是那么狭隘，不一定非要经过专业训练的学院派或所谓的圈内人才能写专业批评，因为很多领域的专业和非专业在当代发生了渗透或者融合。事实上，有些网络剧评写得很专业，对戏剧的理解，对戏剧理论与历史知识的掌握，不逊于所谓的学院派。有的文章（当然不是全部）是向专业评论靠拢的。反过来看，有些出自专业人士的批评却写得很业余，如果没有观念和方法的不断更新，说的还是几十年不变的老话、套话、空话，就很可能被业余的批评所淘汰，现在专业批评的危机也就在这里。

第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界线也正在发生模糊。传统媒体已经开始把网络批评推上了版面，或为网络剧评人开辟专栏，使一向受到冷落的报刊拉近了与读者观众的距离，这说明网络批评已经影响到传统媒体。同样，传统媒体的批评也在网络上得到及时的传播和反馈。也许将来这个界线会更不分明，产生更多的互相交流和渗透。我相信，传统的媒体评论跟新媒体或自媒体上的评论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批评生态。如果大家都抱着对戏剧繁荣的期待，对健康戏剧批评的呼唤，那么不管是在哪一种媒体上面的批评，都应该有目标一致的地方，不同的媒介载体就会发生交流。

第三，所谓批评的权威性正在消解，或者说精英的批评和大众的批评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融合。自媒体的出现给大众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平台，哪怕是自说自话、众声喧哗都是可以的，其中的雅、俗界限也不是很清晰了。如果还是以精英、权威自居，反而会失去大众的信赖。所以，提倡专业批评并非摆出一付专业的架势，这是两回事。归根到底接受者还是看文章本身，与其看那种没有见地的长篇大论，还真不如去看微博微信上生动鲜活的批评！它们更接“地气”，也更贴近普通百姓。

以上三个方面鸿沟的逐步消失，自然带来批评观念的变化，这也是符合后现代语境下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的。传统的权威式的批评正在退出中心地位，以精英姿态出现的专业批评也很难获得大众的关注。当然，这不是说专业的、学院派的批评可以放弃了，恰恰相反，在批评趋于多元化的时代，更需要强化专业的批评，起到一个引领和标杆的作用。其实，网上大量的“粉丝”往往少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专业知识也是缺乏的，好的专业批评可以用平等的态度和理性的分析影响他们，形成一种正确合理的“舆情”，从而对当下的戏剧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过去传统媒体在这方面的薄弱，把很多批评赶到网上去了，一些来自非专业的批评缺少正常的发表渠道，于是在网上一吐为快，尤其匿名的批评可以直言不讳。从这个意义上说，匿名剧评人出现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也反映出当前批评的生态环境不尽如人意。我们与其把注意力放在追寻匿名者的“真身”，倒不如探讨那些批评本身的优劣得失，把网络批评引向健康的发展方向，这才是最重要的。相信一旦健全的批评生态养成之后，匿名隐身的批评也就失去了必要性。

如何看待网络批评中的负面因素？不少人对网上那种碎片化、情绪化的评论表示担忧，近来媒体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对这种现象也是忧虑大于欣喜的：

围绕某一剧作的赞赏、吐槽、质疑乃至争吵。这里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取消了，身处众声喧哗的空间，谁都可以当一次“专家”、“权威”，谁都希望用花哨的文字抢占话语权。虽然最终不一定能辩出一个人人都满意的结果，但是争论本身就意味着关注指数的提高。这种不用花钱的媒介宣传，让戏剧的演出方颇为“省钱”、“省心”，票房提高了，自然也就意味着博得了不俗的“口碑”。

或许某些匿名网络剧评人的写作动机是值得怀疑的，自媒体平台上很多评论也确有随意性和非学理性的问题，来不及经过思考而发表的评议常常体现一种情绪化的冲动，停留在点赞式、自娱式批评的浅层次。另外，在某些演出单位搭建的网络平台上，也有借发布创作、排练动态和观众评论来做宣传炒作的可能。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不必过于担忧。网络自媒体批评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要堵也堵不住。网络批评看起来是无序的状态，因为它没有“准入”的门槛，缺少传统媒体那种“把关人”的事先过滤程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多数网民认知水平的提高，网络其实也有一种自动过滤的功能，只是这种过滤是在发布之后。比如说吐槽的问题，吐槽是一种批评，但真正的批评不等于吐槽。如果开头几篇吐槽文章有一点道理，可是一年两年还这样吐下去，不分好歹一概泼脏水，没有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进行充分的说理分析，渐渐地就会失掉“粉丝”。再如，那些为了个人“博名”，或者为了推动演出市场营销而做的宣传式评论，也是经受不住时间考验的，大部分网民并非那么愚昧无知。

所以，不必把网络评论的后果看得很可怕，或者忧心忡忡。如果有这样大量的非正常的文字来挤压真正的批评的话，更是倒逼着我们写出真正有学理的批评来与之抗辩，这也是专业批评者的责任。既然新媒体大大拓宽了评论的空间，我们的专业批评家为什么不去介入、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3

专业戏剧批评如何作为

面对新媒体时代的种种新特点、新变化，专业的戏剧批评有何作为，如何作为？这是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众声喧哗的舆论格局中，专业批评需要重建信心，加大力度，切实改变长期来专业批评缺失，或边缘化的现状，逐步提升专业批评的公信力。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新媒体，专业批评都应当积极参与。尽管网络自媒体批评非常活跃，但传统媒体毕竟仍有它的优势，有它的分量与较持久的影响力，不像网络上那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价值的声音容易被太多的噪音所淹没。

还应看到，一方面新媒体时代正在改变着批评的观念与形态，我们要顺势而为地调整批评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乃至文体形式；但另一方面，有些曾经失落，而作为专业批评却不能改变的基本原则，必须重新找回和坚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批评的独立精神和文化担当意识。

批评的独立精神，意味着批评家要自觉地抵御各种诱惑与干扰，不管来自权力话语的，物质利益的，还是人情关系的，他只对社会的良知和艺术的本体负责，这个批评的基本原则不能变。在众说纷纭，甚至众口一词的情况下，能否坚持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这体现了批评家最基本的职业精神和操守。

其实，在中国话剧史上，前辈批评家曾经起过很好的表率作用。比如在上世纪30年代，李健吾以“刘西渭”的笔名发表过大量文学和戏剧批评文章，而且明确表示批评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是“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他写道：

批评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艺术具有的尊严。……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个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入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

李健吾秉笔直书的批评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戏剧界是有良好口碑的。同样，年轻时代的张庚，也曾敢于对戏剧界公认的权威人物洪深的创作提出不同意见，称他的剧本“形象化不够”，“太机械地处理了题材”，“作者没有亲切地爱他的人物”等等，而洪深对这位“后学之辈”的批评非但没有生气，还念念不忘地在十四年后出版的《洪深选集》“自序”中表示，张庚当年的话“击中要害”，“曾引起我的警觉”。这在话剧史上被传为佳话。

再比如，抗战时期上海的职业演剧一度相当繁荣，商业戏剧既赢得了票房，而在演剧方向上又没出现大的差错。其中的原因除了主创人员如黄佐临、费穆、李健吾、朱端钧、顾仲彝等具有较高的艺术素质外，当时上海媒体上活跃的剧评人如麦耶（董乐山）、兰（关露）、康心（叶明）、孟度（钱英郁）等敢于批评不良倾向的评论，也对职业戏剧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当时年仅二十，还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董乐山，就写过许多影响颇大的剧评，批评一些剧团的“生意眼”、“耍噱头”，批评中国旅行剧团“日益步上文明戏之途了”，“这是一条死亡之路，如果中旅仍然继续《姊妹心》的演出态度而不加反省，对于自甘落伍者，我们，观众们，将毫不加以同情与可惜，不管中旅过去有多么光荣的历史”。 董乐山熟悉戏剧，在话剧圈与不少人交情很深，但写起剧评来却毫不留情，据实褒贬，以理服人，表现出一个批评家可贵的独立精神。

当然，批评的独立性并不能理解为一味的挑刺，专门发表反面意见。现在网上也有人以写“酷评”自居的，几乎对每一出戏都吐槽，说得一无是处。这或许是对过去那些虚假的、捧场式评论的反拨，但也应看到其中存在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对批评独立性的误解，似乎独立的批评就是敢骂，骂得越凶越好，而且把刻薄当成尖锐，把挖苦当成幽默。其实，这里的“批评”并非“否定”的同义词，也不是只下结论不做分析的“骂”；二是对批评功能的误解。为什么写戏剧批评？批评是写给谁看的？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写批评不是图个人的痛快，更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以吸引读者的眼球。法国著名的印象派评论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有一句名言：“优秀的批评家讲述的是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句话很形象地描绘出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的关系。虽然我们并非总是面对杰作，但批评却总是以进入和理解艺术家的心灵和作品为前提的，是和创作者的一种真诚对话。好的批评对创作有一个判断、指正和建设性的作用，除了指出问题和不良倾向以外，还有发现好作品、鼓励好苗子的责任，比如当年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对俄国文学戏剧中优秀作家与作品的发现和阐述，就是脍炙人口的例子。所以，批评对创作是有影响的，并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批评者的自说自话。同时，批评的主要读者还是普通观众，好的批评对他们有一个引领和培养的作用。因为好戏好在哪儿，差戏差在何处，并不是不言自明的，需要我们向一般读者观众去解释、分析，从而提高他们的审美趣味与鉴赏能力。这并不像商品导购，只需告诉顾客孰优孰劣那么简单。

批评需要文化担当，这对有些批评者来说似乎是遥远和空洞的目标了，然而对于专业批评的重建，却是极其重要的基点。专业批评不能只满足于“好看”、“有趣”的标准，而忽视它们背后的文化标识及其意味。专业批评也不等于技术主义的批评，当前不少的网络评论就有过于偏向趣味、技巧的弊病，甚至缺少基本的价值判断。比如有的戏在网络上一片叫好声，但是仔细分析，它并没有真正进入审美层面，无论情节、人物都乏善可陈，只是把社会上那些负面的东西堆砌起来宣泄了一通。现在戏剧界的宣泄太多了，那些“狂躁剧”、“肢体剧”，很多都是在舞台上大叫大骂的，又缺乏上世纪90年代有过的那种真诚，他们是把宣泄装扮成“先锋”，作为一个卖点来吸引青年观众。网上有些批评也是如此，作者不是真正从内心感觉到这个戏不好，也讲不清楚不好在什么地方，扣上一顶“烂戏”的帽子，“粉丝”们便一拥而上集体吐槽。当下社会确实有很多令人不满的现象，似乎到处充斥着怨气、戾气，需要找到各种宣泄口，自媒体就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许多人不管看过没看过戏，就盲目地跟着转发、点赞，可是这样的宣泄又有多少思想和文化的含量呢？

美国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曾经从时尚流行的“大众趣味”角度，分析过后现代消费主义社会的文化趋向：

今天，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反叛的激情被“文化大众”加以制度化了。……过去三十年里，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已经帮助竖立起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

丹尼尔·贝尔据此提出了“中产趣味”的概念，并且认为：

中产趣味一词本身就反映了文化批评的一种新形势。正如中产阶级流行的杂志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并非是对严肃艺术作品的讨论，它实际上是要宣扬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

反观近些年来我们的戏剧生产，是否也在各种“组装”中卸掉了文化的社会责任，变成一种供“文化大众”娱乐游戏的生活方式？而更可怕的是，各类媒体尤其是功能强大的微博、微信平台上的许多评论，正在参与这种组装，用“时尚”、“文艺”、“优雅”或“前卫”（所谓的“宣泄”）等标签，放大和传播平庸的中产趣味，引导戏剧观众抛却思想内容上的价值判断，仅仅满足于享受一次又一次文化消费。面对这样的状况，真正的专业批评是否应当保持一份清醒，坚守自身的精神品格与文化担当？

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商业戏剧或戏剧的娱乐性，实际上历来的商业性戏剧在文化价值上也有高低之分，特别是力求娱乐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戏剧，在批评的视野中应当受到关注，批评应当鼓励这类尝试，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盲目地“捧杀”或“棒杀”。这就引出了专业批评的另一个话题——坚持戏剧批评的多元化审美标准。

长期来专业批评对戏剧审美的判断比较单一和僵化，这也是其受到诟病的原因之一。戏剧本身是在发展的，没有固定不变的审美标准。所以专业的批评者一定要尽可能地多深入戏剧现场，充分掌握和研究当代戏剧在观念、形式上的种种变化，了解和分析当下观众的接受心理与趣味——包括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才能写出“贴肉”的批评。同时，批评家也不能仅以个人的鉴赏标准来评价一部作品，莱辛在《汉堡剧评》中就说过，

“不是每一个能发现一部剧本的优点和一个演员的精彩表演的人，都能正确估价一切其余的剧本和演员的成就。片面的鉴赏力等于没有鉴赏力。……真正的鉴赏力是具有普遍性的鉴赏力，它能够详细阐明每一种形式的美，但它绝不妄求于任何一种形式，以至于超出它可能提供的娱乐和陶醉的范围”。

这说明批评家不应该只用一种尺度去衡量戏剧的美。在今天文化日益走向多元的时代，批评的美学标准就更需要多样化和细分化。如果说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可以凭个人的喜好，偏爱某一种舞台形式或表现手法；那么作为批评家，就不能因为不符合个人的审美兴趣而排斥其他创作方法。但在时下的戏剧批评中，依然可以看到诸如以写实的标准责难带有荒诞色彩的作品“不真实”，或用现代、后现代的艺术观念贬低写实戏剧的价值这类偏狭的评论。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只能靠批评家不断地开阔艺术的视野、增强专业的素养，培养自己良好的“普遍性的鉴赏力”。至于具体的批评角度、方法和文体等，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已经出现了不少变化。比如现在网络上年轻剧评人包括“押沙龙在1966”，有的文章思想敏锐、文风简洁、笔调犀利，很有时代感与生活气息，所以拥有广泛的读者与影响力也是不奇怪的，这一点值得专业批评者关注与借鉴。但另外一些文章在这方面就比较差，说理的部分经常欠缺，如同一般的吐槽。网络上的吐槽文章多数是简单地表示否定意见，光下结论而缺少分析，只有讽刺挖苦而没有诚恳的建议。这样的文章是不应该出现在专业的批评中的。

最后还想谈一点改善批评生态环境的问题，这本来不是批评者单方面能够解决的，还涉及创作者（包括制作人）、媒体、观众，甚至文化主管部门等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工程，应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研究。因为批评生态的不健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批评的正常发展，所以也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批评与被批评之间的“一团和气”或“剑拔弩张”，显然都不是正常的批评生态。有人提出要反对批评的暴力，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至少戏剧界的主要矛盾并非如此。现在是媚俗的批评多，还是暴力的批评多？我认为还是缺少尖锐指出问题的批评。舆论一律、话语权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无论批评者、被批评者都能坦然地面对各种意见、各种批评与反批评。不要听到一点反面意见就受不了。只要不是毫无道理的谩骂、人身攻击，怎么讲你都应该允许。这样才能培育自由健康的批评空气。如果没有这个氛围，人家稍微有一点过激——批评是追求客观的，但实际上批评家不可能没有主观倾向性，这是一个把握“度”的问题——你一看到批评就跳得很高，空气就搞得很紧张。这些年真正的批评缺失，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缺少好的艺术探讨的生态环境，反过来，不正常的氛围又压抑了严肃正直的批评。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越搞越糟糕。

现在有些创作者，特别是某些“大导”、“名导”，这些年来被媒体宠坏了，娱记们总是围着几个人转，成天吹捧，他们的自我感觉都是“大师”级的艺术家了，任何人都批评不得，这很不正常。你有过好作品，但是现在弄的东西不好了，为什么不能批评？还有来自台湾的商业性搞笑戏，这些年对大陆的影响很大，许多年轻观众已经被误导了，认为这样的搞法才叫话剧！对此也应该有严肃的批评，不能一味地捧。现在的导演群体中流行一种鄙视理论，排斥文学的思潮，感觉当代剧场里不再需要文学了，但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是错误的。什么是文学？文学不光是他们以为的“对话”，可以用肢体的、视觉的语言代替。文学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对生活独到的发现与思考！他们反对理论的指导，反对文学，把编剧的工作也包揽了，结果弄出来的东西连起码的故事也讲不清楚，或者全是碎片化的。最近张艺谋导演的影片《归来》热映，并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张艺谋自己反思创作历程时，也表示这部电影是自己艺术思想的一种“归来”。那么戏剧界的某些导演何时也来反思一下自己，来一个质朴的回归呢？

当然，就批评者一方来看，也有如何进行准确的、有效的批评的问题。在文化消费时代，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思潮的合流正在滋长保守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哲学，逐渐销蚀批评的独立精神和文化担当意识，对此我们应当警惕。但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文化又朝着多元化与细分化的趋势发展，比如微信的迅速普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微信上的朋友圈、公众平台，实现了麦克卢汉所说的“重新部落化”过程，圈子越分越细，但是圈子却越来越多元。每个圈子的人又都是有限的，隔一个圈子别人就不会理你。这种新媒介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的、以专业批评为中心的传播方式不再继续，今天的专业批评不必刻意追求多大的受众面，更不能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而应该抱着平等、理性和参与的态度，要承认你的影响是有限的。有不少创作者反感批评，甚至公开宣称从来不看批评文章，其实他们内心仍是关注的。所以说，专业批评照样写，该批评的就去批评，只要他有一点良知或者艺术感觉，就会觉得多少有一点道理，慢慢会接受的。就是不接受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显示了批评的自信。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原文载于《戏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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