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方

柳传志作为中国企业界的教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老柳似乎不太喜欢这种叫法。冯仑调侃说柳传志应该做成相片挂墙上。老柳“反击”说，“你吃喝玩乐随便，就把我当相片放那儿搁着，凭什么呀？现在咱们说话多随便，如果我跟教父似的，那就要穿得一本正经。我还是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不会出大格，这样大家也愿意接触。我说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感受”。由此看来，柳传志确实是个性情中人，不希望社会把他看做什么“大成至圣”一类的人物给供奉起来。可是，柳传志带领他的企业取得的巨大成就，确实在中国企业界树立了一面旗帜，特别是在中国企业普遍的不成熟状态下，这种榜样作用显得尤为珍贵。当然，柳传志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还不能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在他占绝对主流的可圈可点的事迹后面，也是有一些颇具争议的地方。我们研究柳传志，就是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柳传志，有血有肉的中国企业家榜样。最重要的是挖掘出是由于哪些深层次的原因，造就了柳传志的优秀品格和个人特质，又是哪些原因给我们留下了些许遗憾，这些东西对于中国企业的发展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柳传志带领联想走过的30年历程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又引起了多少后人评说？像“柳倪之争”引发的“技工贸”转向“贸工技”，“挥泪斩孙宏斌”化解了分公司独立风波，“惺惺相惜褚时键”与向科学院争取分红权，“联想转型失败”与并购IBMPC的成功，“在商言商”后面的潜台词等等。所有这些惊心动魄事件后面都有无数的评说，总的来说是两个极端：不是浅薄的吹捧就是刻薄的讽刺，很少有人能站在一个实事求是的立场上，从深层次理解与研究的立场上，从最新的心理学能量理论立场上，去走进他的内心，还原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企业家形象。我们研究柳传志，希望从这些角度重新审视历史，不是简单的以“好”“坏”去评判，而以平和的心去体查去品味。

柳传志出生于1944年5月21日，以往媒体标称的4月29日是当年阴历日子，这个日期是经过与柳总本人核实的，应该是最权威版本。柳家家境应该算得上很不错的，祖父是镇江一家钱庄的经理，父亲大学毕业后也一直在金融领域工作，母亲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从举止到修养都是中国女性的典范。他们育有两子两女，柳传志是老大，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传承柳家先人的志向,壮大中华,荣耀柳家之门，故取名“传志”。幼年的柳传志应该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的言传身教，使他学到了正直、诚信、善良、公私分明。而母亲给与更多的是爱，充分的母爱是孩子能量巨大的来源，也是事业与家庭顺畅发展的根基。父亲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孩子的要求比较严格，特别是在品德方面，始终要求他要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这些基本的东方人的传统观念，在少年柳传志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1961年柳传志高中快毕业时，他通过了飞行员考试。可是他翱翔蓝天的梦想因为家里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亲戚而成了泡影，这件事也成为柳传志早年成长过程中留下的一道阴影。

“东方不亮西方亮”，飞行员没当上，大学却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在国防科委十院十所工作，后来调到中科院计算所任助理研究员，1974年又发到科学院天津干校劳动，就是在那他认识了年长他5岁的倪光南。让倪光南佩服的是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他能将电影《基督山恩仇记》绘声绘色地讲出来，听得大家如醉如痴；柳传志佩服倪光南的聪明与记忆力，柳传志假装不会一个非常长的方程式，请教倪光南，倪光南提笔就写了出来。要知道老倪1960年大学毕业，十几年不用的方程式还能记得如此精确，让柳传志佩服不已。1983年柳传志调中科院人事局领导干部处，这段经历积累了老柳在科学院的人脉关系。1984年成立了计算所公司（后改为联想公司），柳传志任副经理。柳传志自述说，走上创业之路，是因为“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到了研究所之后，看到一篇篇论文束之高阁，技术转化不成产业，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心里非常烦恼。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那时的柳传志整40岁。

柳传志的少年时代，主流是受到家庭良好的影响，得到了充分的母爱，加之父亲正统为人的影响，这些造就了柳传志能量主线。可是那个时代（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极左的大环境，也给他埋下了诸多阴影，再加上父母“做规矩”的一点负面影响，使得柳传志比同龄孩子稳重，不冒险。不管怎样他是家里的老大，金牛座尾双子座，具金牛双子双重特质，又是九型人格里的八号。所以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他喜欢控场，往人群里一站就是“头”，善于交际，长于沟通。他的情商极高，非常懂得人心，能掌控人的情绪，这些对他后来的事业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些现象也看出，其实他是文科型人才，而不是理工科的，尽管他学生时代数学不错。但他的兴趣更多是放在人文方面，而非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也使得他没有朝着研发人员的方向发展。从老柳的履历中能感觉到他直接做研发工作的经历较少，即便在计算所参与过“磁记录电路”的研究，更多的也是在做组织工作与产品化推广工作，做的仍然是组织人、凝聚人的工作。研究透柳传志的这些特质，再看他在人生大风大浪里的作为，就不难理解了。

“柳倪之争”无疑是柳传志事业发展中一个大痛点。事实部分已经被无数媒体讲述得很清楚了，关键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联想从“技工贸”转向“贸工技”，而且联想从此基本上失去了技术创新的基因。首先，我们应该断定：柳传志绝非不懂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这点我们从当初“三顾茅庐”请倪光南出山、前期对老倪的极为重视与尊重、联想三次创立研究院、以及近期老柳对联想未来发展的担心均可清晰地感觉到。可是倪光南事件的发生与其后的恶性发展，客观上造成老柳不得不改变了联想发展道路。这也许是柳倪各自的特质形成的必然结果。

倪光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且对技术极为痴迷的那种类型。他是知道技术创新对企业的好处的，但是除了技术，他真是对其他都不太懂了。他不懂商业，不懂社会，不懂人情世故。这点从他离开联想后，所支持的其他技术创新（基本是863、973、核高基项目）无一成功也可见一斑。柳传志深知技术对于企业的重要性，联想早期汉卡的成功也让他尝到了甜头。可是当激烈的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时，那种小打小闹的技术不可能延续下去了，当面临着要么在技术上深入做下去，要么放弃技术路线的十字路口时，柳传志犹豫了。天生的商人敏感性使他意识到：如果按照老倪的设想大举投入深度研发，联想当时的财力可能是吃不消的。于是他不得不选择停下来，走一条相对保守的路。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这个决策是对的。它至少保证了联想不会在那个档口突然死去。但如果不是倪光南那种极端做法的刺激，老柳会有另外的考虑吗？如果联想能得到政府的额外支持？也许能减轻老柳的“不安全感”与“恐惧感”吗？这些颇具偶然性的“如果”如果成立呢？柳传志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可惜没有那些“如果”，柳传志那时的心灵能量就是做出了那个选择，从此，联想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可能产生的第二个华为没有出现，因为他内心深处明白：说是“贸工技”，可是目前的联想恐怕与真正的技术导向型企业是失之交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