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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张友发
平潭西航影城休息室的大门被推开，演员吴慷仁在人群簇拥中走进来，他面朝门外，不停地向影迷挥手致意，直到大门关上，他转过身，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团队成员在一旁感叹影迷之热情，苦笑着说：“之前来（内地）的机会太少。”
当晚，吴慷仁在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举行了一场公开课，可以容纳近200人的影厅早早就被影迷挤满，过道与台阶上也不例外。在互动环节，面对台下不断涌现的提问，吴慷仁一再延长时间作答，从表演心得、从业经验讲到行业观察，原定一小时的活动最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回到休息室，吴慷仁开玩笑地说：“我把我的演艺生涯都讲完了。”
情况确实与几年前不同了。过去两年，吴慷仁迎来了演艺事业的爆发期，在中国内地乃至泛亚洲的华语地区都连续有作品上映，比如热门台剧《有生之年》《模仿犯》，中国香港电影《但愿人长久》，以及马来西亚电影《富都青年》——正是凭借片中对聋哑哥哥阿邦的演绎，吴慷仁赢得了第60届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当晚在提问时，一位观众站起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影帝你好！”
对于这位27岁才正式踏入表演行业、没有经过科班训练的演员来说，吴慷仁的职业生涯已经来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高度，不少媒体都评价他为中国台湾地区当下最优秀的演员之一：他可以饰演形象各异的影视人物，根据角色忽胖忽瘦、改变口音，也可以诠释跨度极大的故事题材，几乎没有舒适区可言，这些都为行业内外的人津津乐道，其中不乏好奇：演到这个程度以后，下一步还可以怎么走？其实，吴慷仁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影展期间，界面文娱对吴慷仁进行了专访，我们谈论了他这两年的转变，对跨文化表演的体会，以及在他的观察里，两岸乃至亚洲的不同文化环境下，影视创作者都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01 表演也是一次田野调查
在不久前播出的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2》的最后一集，第一季男主角、吴慷仁饰演的律师王赦惊喜现身，为剧中的少年犯辩护。这是吴慷仁最为观众喜爱的角色之一，他有理想，关怀弱势群体，追求社会正义，当王赦时隔六年再次出现在荧屏上，有观众写道：“这个角色的回归给人一种安慰，他还在做人权律师，还在为自己的信仰而努力，如同几年前一样坚定，感觉虽然这世界很糟，很多问题仍然无解，但依然有人为了让世界变好而努力着。”
为了准备王赦这一角色，吴慷仁曾拜访过多位律师也和一些相关社会团体进行沟通，与行业内的人长时间交谈，想要了解他们的想法。对吴慷仁来说，困难之处并不是演一个律师，而是通透地理解人物背后的坚持与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帮助在大家眼中十恶不赦的人？他认为，有些观点即便不能完全感同身受，但终有一份理解在无数次对话中流泄出来。
这是吴慷仁很常用的方法，在他看来，表演也是一次田野调查，每个人的人生经验都是有限的，“如果要重新认识一个角色，最有帮助的就是直接去寻找那样的人。”这种方法在演艺圈并非罕见，比如饰演残障角色时，许多演员都会去到特殊学校体验生活。但在当下越来越快的制作节奏和周期里，很少有人能做到吴慷仁这样的身心和时间投入。
出演《模仿犯》里的检察官郭晓其之前，吴慷仁又去结识了一些检察官，经过对方同意，他将这些对话录音，回去反复地听，琢磨他们的声音和口气，以及其中的专业用语。
至今仍给吴慷仁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检察官，向他讲述了自己处理妇幼被残害案件的经历，吴慷仁问对方，你看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检察官说，吐——当他亲耳听见犯人作案的细节、如何行凶、动用了哪些武器，他只是专业而冷静地跟法医、警察聊完，把所有事情安排好，默默地走出去吐了。在聆听这些时，吴慷仁甚至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氛围和呼吸，“这个吐来自于什么？检察官说，身体告诉他，现在就要吐出来。这是就算编剧自己都无法想象的。”
与此同时，吴慷仁也发现这些角色与大众想象的不同之处，他们也会有很多的算计，思考用什么策略能够打赢。他开始意识到，很多时候表演并不只是去模仿、呈现作品逻辑范围内的样貌，而是可以通过表演的收与放，来添加一些自己的想象，“有时候未必要把一个警察演得那么完美，或者把一个检察官演得这么正气凛然。”
《富都青年》的经验更为特殊，吴慷仁饰演的阿邦是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位聋哑人，这意味着他不仅要理解、融入当地社会，还要学习手语。他提前一个月抵达富都，在车站和工人一起搬货，寻找当地不同类型的聋哑人士，跟他们聊天，他们有的天生聋哑，有的后天聋哑，有的是会计师，有的是照顾员，“我相信只有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找到一点点演好这部戏的线索。”
片尾那场动人的无声表演中，面对法师的劝诫，阿邦从麻木、隐忍，到委屈、悲伤，再到愤怒、绝望，吴慷仁用眼神和手势演绎出了这些层层递进的情绪。这段手语是吴慷仁在拍摄过程中一点点想出来的，他不断与导演和手语老师讨论，他认为像阿邦这样从非专业聋哑学校出来的人，需要刻意打断手语节奏，“我不希望它是让一般观众看的时候会被手语影响的一段表演。我希望让观众最直白地去感觉手语，感受人的状态。”所以最后呈现的手语，很多是半自创的，“只要观众看得懂就够了。”
这些努力得到了认可，在金马奖的评选环节，导演李安提到，自己的母亲以前是教过听障学生的老师，所以他从小就有观察听障者的肢体动作，在看表演时，他完全被吴慷仁的诠释给说服。李安这样形容他：“是那种角色会上身的演员，非常难得。”
在这些过程里，吴慷仁意识到，要学习、进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文化，每个人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成本是不一样的。比如两位不一样的演员，其中更粗犷的那位去演黑道大哥，可能只需要准备两个礼拜，剧本看完就可以上了，但如果他去演，可能要花一个月。因此，如何认识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了新的课题：“你不是那一种类型演员的时候，你要如何做出自己不一样的样子？你可以为这个角色添加什么亮点，或是一点点记忆度？”
02 “笨方法”
这样的追问一直持续在吴慷仁的演艺生涯中。他27岁才正式开始演戏，在此之前，他做过许多工作，工地临时粗工、摆地摊、调酒师、便利店店员等等。
刚入行的时候，还是流行偶像剧的年代，对主角的标准是要非常帅气，曾经有一个制作人很直白地对他说：“吴慷仁，你这一辈子都不太可能会演到男主角。 ”在那时候，吴慷仁并没什么机会自己选戏，而是等待被不同剧组挑选，“我演员生涯的一半几乎都是被选择的ABC。”
在吴慷仁看来，表演生活是非常残酷的，“为什么要找你演戏？你如何证明自己是一个好演员？如何证明你是一个对的人？”他总是在问自己这些问题。吴慷仁意识到，有些演员就是有天分，所谓的天分是无形的，“就是这么不公平，他都不用演戏，他坐在那里就很好看。”天分很难复制，除了天分以外，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也许努力可以。
此后的生涯里，吴慷仁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从艺术电影出身，到偶像剧，再到类型片，他需要背很长的台词，到各种地方拍戏，适应不同的文化习惯和节奏。有人会说，吴慷仁演戏不挑角色，什么都能演，他对此的说法是：“我总是希望，每一次表演都不要放弃的状况下，你可以留下一点什么给观众看到，或是给自己有个交代。”
吴慷仁以“橡皮人”（指演员愿意为了角色去改变自己的样貌、体态、肤色甚至口音）闻名，这一类型的演员代表是英国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2019年金钟奖颁奖典礼上，吴慷仁作为颁奖嘉宾亮相，只见他顶着光头，身形消瘦，肤色黝黑，与此前的白净形象判若两人。事后人们才知道，当时他正在配合作品拍摄改变自己的形象。
有人做过更具体的统计：2015年为了拍摄电影《白蚁：欲望谜网》，吴慷仁从70公斤减重至56公斤，2016年底拍摄《麻醉风暴2》期间，为演出角色假释出狱的体态，增重至85公斤，2017年初又减重12公斤拍摄偶像剧《极品绝配》，2020年，主演电影《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时再次为角色增重20公斤。
准备《富都青年》时，刚到马来西亚，吴慷仁就知道自己“完蛋了”。那时他大概75公斤，皮肤白白的，他发现当地人的色阶跟自己差了很多，是无法用粉底来模仿的。于是，他开始疯狂地将自己晒黑，他住的饭店有一个露天平台，他每天铺一个垫子在地上，将短裤卷得像三角裤一样，“甚至有时候，我疯狂到追求大腿内侧可以晒得均匀一点。”为了让自己晒均匀，他会每十分钟翻身一次，随着一天之中阳光的照射角度移动，他这样描述自己晒黑的过程：“从白变成虾子（的颜色），到煮熟一点的虾子，到慢慢扒了两层皮。”
吴慷仁开玩笑地说，自己的这种表演方法“蛮笨的”，是为了改变而改变，“其实改变的过程里我是没有答案的，有时候会想，变瘦有什么帮助？但你直观就觉得，先瘦了再说。胖有什么帮助？先胖了再说。去了（当地）有什么帮助？不知道，去了再说。”在他看来，有时候光靠自己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真正的理解来自亲身体验。
语言是另一道关。电影《但愿人长久》中，吴慷仁饰演的林觉民从湖南迁移到中国香港地区生活，既要说湖南话也要说粤语，吴慷仁此前没接触过湖南话，为此花了许多时间去学习。那段时间他同时也在准备《富都青年》，“你可以想象晚上我一边在打手语练习，还在讲湖南话吗？”
吴慷仁有时会羡慕内地演员对语言的掌握度，他们除了普通话还可以讲南方口音，像是四川话，能够随时切换。在他看来，语言是一个演员的武器，它不只包括对某种语言的掌握，也体现在演员的台词功力，“判断一场戏到不到位，有时候不用看，用听就可以，听演员讲台词就能知道，情绪、反应、氛围、气味，这些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在一个flow（节奏流）里面。”
采访中，他绘声绘色地模仿起陈建斌在《三国》里的腔调和节奏，也谈到自己很欣赏的台湾演员金士杰，有一次他采访遇到金士杰，就一直在旁边偷看，“每次他只要一讲话，我就在想他到底是私底下的金士杰老师，还是刚演完戏的那位角色？”在他看来，要成为这样的演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需要经验的累积，对他来说，这个方式可能就是“多拍”，以很高的强度拍戏。
03 现在更想演一个平常人
在2023年金马奖颁奖典礼的后台，首次拿到最佳男主角的吴慷仁激动地与评审团主席李安合影，这段互动被媒体录下来，在网络流传，李安告诉吴慷仁：“宁愿犯错，也不要演boring（无聊）的戏。”吴慷仁激动地眼含热泪：“我也是这么想！”
吴慷仁演过很多配角，他觉得配角比主角好玩，“因为导演都在看主角，你就可以在旁边玩得特别开心。”在剧集《华灯初上》里，吴慷仁扮演的妈妈桑戏份不多，却以一场变装表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只见他头戴假发，身穿流苏裙，在灯光下走进房间，伴随着音乐起舞，与男客人幽默互动，引来掌声一片。
他回忆说，当看到林心如这些漂亮的主角在认真演戏，就知道自己可以“乱来”了。他问导演，自己可以在开场的时候跳支舞吗？这是剧本之外的内容，导演同意了。开拍前一个月，吴慷仁专门去到拍摄场地，拍了照，走了动线，画了图，去问自己的高跟鞋老师，有什么舞可以教给他。这些都是无酬的，是他给自己的功课。最后这场戏果然成为了出圈的镜头。
在采访中，吴慷仁总是谈到李安，他会在某个观点后面补上“这是李安导演跟我说的”。那次见面后，他们吃了一餐饭，聊了很长时间。那届金马奖上，李安看了吴慷仁主演的两部电影《但愿人长久》和《富都青年》，“他只不过看了两部作品，但是对你的认识是一辈子，好像他把你整个人都看透了。”吴慷仁形容，李安的评价像是一面镜子，把他所有不好的地方都细数了一遍，并告诉他，接下来应该要去打乱自己的节奏，尝试自己没试过的东西，走出去看看。
这场对话对吴慷仁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感觉就像有人踹了你一脚，好像被一台车撞到了，原来你是需要改变的。你前面的舒适不代表你不够努力，不代表才华没被看到，就是因为被看到才希望你更好。那你要怎样去补足自己的不同？”他意识到，如果一直维持某些固化的表演方式，就算有天分的演员也是会被榨干的，如果《富都青年》算是一个断点，他的确在那之前把某种程度的表演走到了头，该思考下一步往哪走了。
出演以残障角色为代表的非常规人物，在当下的演艺圈似乎已成新风，有不少从业者指出，流量明星加上特殊题材已经成为争夺票房和奖项的最新配方。吴慷仁在过去也演过许多“特殊”角色，比如聋哑人，吸毒者，人权律师——也正是这些角色帮助他赢得了赞誉和奖项。
然而，吴慷仁渐渐意识到，生病或先天残疾的角色当然有表演上的挑战性，但他们仍是有标的的，只要事先做好功课，是好演的。因此，他接下来更想演的是一些很平常的角色，“越平常越好”，在他看来，如果要把一个没什么特色的人演好，让观众看得到他的喜怒哀乐，甚至他的隐忍，他的委屈，或是他的所思所想，跟一般人的生活一样，这是最难演的。
在吴慷仁看来，有时候过于奔放、自由的表演并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相反，就像侯孝贤说的，有局限才有自由，“当你无穷尽地、奔放地到处乱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并不美，并不会有一种秩序、一种氛围跑出来，还是要在一个框架里去表现出人与人的关系。”
04 两岸创作者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吴慷仁另一个突破自己的方式，是尝试融入到不同的环境，感受不一样的文化和表演方式。于是，他在去年签约了中国内地的公司，获得了很多与内地导演讨论作品的机会。吴慷仁很喜欢读剧本，他读剧本的速度比读书要快很多，一年中，他看了30余部剧本，每部看完他基本都会给反馈，比如线上会议或打电话，分享自己的感受，即使最后没有合作机会。
在吴慷仁的观察中，当下两岸的影视创作者并不是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处在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相反，他们在许多地方是很相似的，特别是在文化上，没有太大的差异。比如他们都很爱讲述家庭故事，其中家庭关系和结构，父亲的沉默，母亲的多管闲事，不懂得如何表达的子女，这些元素的重复性很高，东方家庭都在面对一样的问题，“我们对于道德上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当然，具体的切入点上，两岸创作者可能会存在差异。他认为，台湾地区的故事可能会更“天真”一点，不会把事情写得这么严重，而内地的类型片“有时候真的蛮狠的”，会挖得很深，对一件事情会更深究。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内地的创作者也在转变，不是每一次都刀刀见骨，而是用更隐喻的方式，吴慷仁很喜欢《漫长的季节》，“故事极度简单，但视角一直在不同的家人、时间之间切换。”
有时候读完一个作品，吴慷仁会忘不掉，如果是一个很不错的剧本，那两天都会在他的脑袋里出现，去运动，开车，都会如此，他会在这期间产生新的想法，或是自己对某些角色的投射。
这或许与吴慷仁自身的性格特质有关，他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的演员，有时候角色的情绪会被他带到生活中，甚至产生困扰，他一度不知道如何去排解。吴慷仁认为，演员有时候是非常脆弱、敏感的，“越知名的演员，也许他的表演经验非常丰富，可是其实他是很需要被保护的，所谓的保护不是很多人围着他，因为当他要交付他的表演时，是一种很没有安全感的状态。”
在他看来，演员的共情能力是一种好的品质，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共情才会在准备过程中更靠近角色一点。”现状也是如此，在当下的影视业，哭戏总是最容易打动观众，也最容易出圈。但随着经验的累积，他也开始思考：你是否还要用共情的表演跟观众做交流？如果不是的话，你如何抽离自己？
吴慷仁给自己的新课题是，如何在表演中把共情抽离，“也许在极度悲伤的时候我是不掉泪的”。他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哭，但戏剧有一种目标的明确性，需要在某一场戏达到某一个情绪效果。刚杀青的一部戏里，在一个最需要流泪的场次，吴慷仁跟导演说，自己尽量不流泪，他真的没有哭，“有时候共情太多，观众没哭你就已经哭了，你的眼泪是不感动人的，那是一种技巧，你看过剧本，你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当你在演绎的时候，你已经走在了角色的前面。”
在吴慷仁看来，镜头是很诚实的，有时候观众喜欢或不喜欢一个戏，不一定会从专业角度来评判，像是灯光没打好，剪辑不够好，很直观的原因可能就是，这部电影有什么诚意？演员有没有诚意？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因此，很多时候谈论各种表演方法或技巧，最终都要落回到人本身，“我们常常聊到最后就是说，真诚的表演最动人，那何为真诚，何为诚恳？有时候影像作品是不会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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