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渝：一杯酒，四个菜。他看着长江，我看着他

口述摄影｜胡庆渝

采访｜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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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胡庆渝，生于1999年，来自重庆。2023年到2024年，我带着相机踏上探寻长江的旅程，上至云南水富，下至湖北武汉，途经二十几处城镇，创作了个人摄影集《长河》。围绕江河开展的影像创作，对我而言，也是一次寻找自我的过程。

我20多年的生活仿佛陷入一种循环：抵达某地，逐渐熟悉其环境，然后又抽身离开。我儿时是在重庆涪陵一个江边的小镇长大的，后来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开老家。等我渐渐熟悉了新环境，却又因学业再次离开。上大学我又到了离家乡很远的地方。2022年，我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在一个传媒公司工作，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当时我总觉得，还没来得及好好体验生命就被工作束缚住了。对生命未知的探索欲望，与对环境熟悉又抽离的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让我特别想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

最开始，我以家乡重庆为起点，沿江进行拍摄。最初离家比较近，后面离家越来越远，就选择了很多不同的出行方式。我挺喜欢坐大巴的，有时车会途经一些小镇，我喜欢靠着车窗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火车我坐得也比较多，也会坐三轮车或者摩托车，去大巴难以到达的地方。一开始家里不太支持，也不太放心我自己开车，但后来也同意了。自驾更方便，途中要是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可以即停即走。我将这种沿江而行的拍摄称为“地毯式”拍摄。

我会根据季节和天气情况来调整拍摄安排，秋冬季节有雾的时候更符合我的拍摄需求。从按下快门，到完成照片，其实只是“观看”过程中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把我观看到的用影像记录下来，希望观者能像我一样，感受到那种与地理环境之间沉默而持久的亲近以及一种美丽的悲伤。天气马上转凉了，我也开始准备接下来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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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江而行中，我的镜头里留下了很多让我触动、幸福、喜悦、感慨的瞬间。

重庆有个叫珞璜的地方，我在珞璜遇到一处工地，工地旁有两座桥。一座是既能通高铁又能通动车的新桥，另一座是被淘汰、正在拆除的老桥。这座老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座长江大桥，很有历史。工地旁是个小镇，我碰到了三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她们席地而坐，分享着小镇上的自有品牌，类似“享多味”那种炸鸡和汉堡，身边还摆着饮料、辣条和许多零食，三个人看起来就像来露营。开始我怕惊动她们，隔着围板观察。一般遇到这种场景，我会特别敏锐，总觉得接下来肯定有故事发生。果然，一个小女孩吃到一半，就跑到斜坡下玩气球。我果断拿起相机，拍下了这张女孩放气球的照片。这张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最后呈现出的效果也非常打动我——交错的新桥旧桥、小镇的女孩和放飞的气球。

还有一张也是小孩。那是在重庆江津朱杨溪，一个建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老火车站，位于成渝铁路线上。当地人说，能从这里前往重庆的永川等小站点，但在网上似乎买不到这个站的车票，得先上车，再找列车员补票。我去朱杨溪站时，其他乘客都走到该站下面的露天坝子聊天。我想，如果只拍车站的静态场景，画面会缺少些东西。于是就按照自己的习惯，继续等。让我惊喜的人或事，往往需要等待。一个小男孩和爷爷一起在候车，爷爷见我架起相机，以为我是记者，就来和我聊天。小男孩则跑到一旁去看地图。开始他是背对着我的，一直盯着地图。爷爷担心他乱跑，提醒书“别乱走，小心人贩子把你抓走”。这时小男孩突然回头，我很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回眸的瞬间。拍下照片的那一刻，我有种幸福感。

2023年冬天，我去了江津朱沱镇，在码头碰见了一位残疾人陈大哥。当时他拄着拐杖，似乎是在送人——码头有客运船，每隔一两个小时一班，接送乘客过江。我问，能不能给他拍张照片，他同意了。今年我回重庆，又去了那个地方，想找陈大哥。他是靠织补渔网谋生的，我想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变化。第一次去没碰到他，街坊邻居说陈大哥不在。我又去码头，没找到。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拄着拐杖从另一条街道往下走。我赶紧打招呼：“你还认不认得我？”他说认得。我们很自然地聊了起来，他还给我散烟。时隔一年，故地重游，又碰见他。陈大哥认出我，并接过为他拍摄的照片。我们点燃的香烟在江风中明明灭灭，这一刻的默契，比任何宏大叙事都真实。影像不是入侵的匕首，而是递给陌生人的一支烟。

我常去一些地方感受变化，比如奉节，我去了三次。2024年春，我在那里遇见一位老人。我给他拍了照，他给我讲以前奉节老城的位置，以为我是坐飞机来的，便指着远处说那边有巫山机场，还邀请我留下来吃饭。今年年初再去奉节，我在那里看见一个人，应该是那位老人的儿子。当时他正坐在江边，面前摆着像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里那种很有年代感的饭菜——三个菜、一碗粥，豆腐乳、炒鸡蛋，还有一杯酒。饭菜摆在石头上，他面前就是三峡夔门和码头，一个人对着江喝酒。同一个位置，我没再遇见老人，不知他是否健在。他儿子，一杯酒，四个菜，一个人。他看着长江，我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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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重庆这个城市非常“野生”，或者说是生命力的体现。我去了很多城市，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地质风貌，气质都大同小异。但重庆这座城市，依山而建，有江有水，它的地势就决定了它的一种特殊的气质，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气质。

我小时候和爷爷奶奶生活。每到寒暑假，都会坐船顺着长江从我们小镇的码头出发，到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去主城找父母。那时候坐船去重庆，感觉有点像寻亲。这种体验让我想起泰国导演阿彼察邦早期拍的一部实验纪录片，叫《发亮的人们》。我特别喜欢趴在船舱边，看着江水流动，两边的山缓缓向后退去。冬天要是坐早班船，江面上还会有江雾。在船上，你能听到轮船发动机的轰隆声，旁边游客们摆龙门阵、嗑瓜子的喧闹声。随着眼前的画面、耳边听到的声音，我不知不觉就会进入一种空灵的状态。记得一个暑假，我从涪陵坐船去重庆，一直盯着甲板下的长江，不知不觉出神了，我突然把当时最喜欢的奥特曼玩具扔进了江里。我忘记了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记不太清楚当时具体看到了什么景色、遇见了什么人，但发动机的声音、江水的声音，还有船客时而嘈杂、时而静默带来的那种感觉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一直留在我心里。坐船沿江而行，对我来说是记忆非常深刻、体验感非常强烈的一件事情。

毕业后到广州工作，广州也有江，周末我也会带着相机去江边，想看看那里的人们。我发现广州的江和重庆的江不太一样。广州的城市建设很好，江边没有江滩，只有沿江步道，人们大多在步道上活动。但是在重庆，即使有步道，旁边还是会有江滩，江和人更亲近。不过，这几年我发现，重庆也开始在江边修建沿江步道。步道确实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它把人和江的亲近感隔开了。重庆牛角沱那边有一块叫纱帽石的地方，之前是个江滩，去那儿的要么是冬泳的人，要么是钓鱼爱好者，要么就是一些土生土长的市民。去江滩没有方便的路，得走很陡的坡。有了步道后，再去牛角沱那儿的江滩就很难了，只能在步道上看看江，没法靠近江边。所以，步道的修建改变了整个江滩生活的生态，也阻碍了人们亲近江滩。重庆有汛期，涨水退潮，江滩上的杂草和树枝难免影响市貌，但树木生长衰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步道的出现好像让这些“野生”的东西消失了。喜欢去江滩的人，应该都是内心比较自由、有野性的人，但现在人们可能失去了去江滩的兴趣。

我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只有拍照让我觉得自己有点用处。以前，我会消极地看待这种状态，会焦虑。尤其是我现在是完全没有工作的状态，生存压力促使我思考做这些事的意义。当我沿着长江拍摄时，这真的成了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虽然时常质疑自己正在做的事，但我渐渐发现，不必过分纠结于这些意义，只要去做、去感受了，就足够了。我将我的短片《长河随记》发到网上，有评论者说，他们也是在江边长大的，我的作品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当那些普通人发自内心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恰恰是这些朴素情感最能触动我。我觉得，在人生的路上，先去做，再去思考意义。去年，很意外，我在一个影像比赛中得了金奖。一方面奖金缓解了我经济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家里面的闲言碎语慢慢开始变少。所以我觉得，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意义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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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我非常迷恋重庆导演章明拍摄的电影。他的很多电影都是在重庆取景的，像《巫山云雨》《冥王星时刻》《红》等等。在我印象中，长江就是他电影里所呈现的那样，灰蒙蒙、阴沉沉，还有那些老旧的建筑。但后来自己亲身走了一遭，发现并非如此。但我认为，章明拍出了他心中长江的气质，这也影响了我，让我体验到了长江美的部分。长江就像一个代名词，代表着我们生长的环境。拍摄长江或者拍自己家乡的人很多，国外也有很多导演以自己的故乡为题材。我们因为他们的作品而有所感触，获得动力、启发或思考，去创作，然后再去影响下一代。之前参加影展时，有一位媒体人说，这就是一种延续。艺术就像长江水一样，正是有了这种情感和精神的传承，才能绵绵不绝地延续下去。

我在平台上用了很久的头像是薇薇安・迈尔。初中时，我看了一部名为《寻找薇薇安・迈尔》的纪录片，我很欣赏薇薇安・迈尔把摄影融入日常的态度，摄影应该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我拍长江的经历和她有些相似，如果我没有参加那个影展，或许就没有前辈建议我系统地整理和投递作品，我可能也就只是单纯地拿着相机去江边走走，随意地拍一些照片。摄影最初就是记录，只是后来逐渐变成了一种思想表达的方式。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不会摄影，我会不会像江边的人一样，只是看看风景、发发呆、吹吹风……但即便没有拿起相机，我相信，我仍会是江边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