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孩子是谁？他们是“小形的成人”，是“不完全的小人”，是统一相似的整体，还是一个个独立完整、各有分别的个体？

孩子读什么？是圣贤之书还是幻梦童话？是国恨家仇还是图画绘本？

什么对孩子更重要？是“愉悦的空想”，是残酷的现实，还是抹杀掉复杂性的幼稚美好？

在儿童节到来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为读者梳理了鲁迅、周作人、张天翼、沈从文和王安忆几位作家的儿时阅读记忆，以及他们对于儿童阅读的主张和呼吁。

他们对于儿童文学的不同看法，分别受到各自不同人生经验、时代背景的影响：鲁迅和周作人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极力号召着“儿童的自觉”，主张不必过早地“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张天翼生活在战乱动荡年代，希望儿童也能从虚无缥缈的童话中醒来，睁开眼看到现实世界；王安忆在当代儿童文学丰富多元的境况下，主张跳脱既往幼稚的“儿童文学”界限，希望向孩子呈现这个世界的复杂面貌；至于沈从文这种非书斋式的青少年生活，则启发着另一种顺应好奇天性的成长方式。

而此间相通之处在于，他们无一例外认同儿童的朴素天性和呼唤平等的要求，写给孩子的最好的书便也是能满足其天性、对儿童平等相待甚至与全人类经验相通的作品。正如卡尔维诺在《意大利童话》序中所说的：“童话是世间男男女女命运的索引，尤其对于生命中受命运只配的那一一部分人而言：从出生那天起，我们的青春就一直带有某种征兆或宿命，于是我们离家出走，设法长大成人，变得成熟起来，以证实为人之道。”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

儿童是完全的个体，借童书讲大道理是“诈欺与诱拐”

据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回忆，鲁迅与周作人自幼在学堂启蒙，所学的是“圣贤之书”，从《孟子》读到《诗经》《易经》，要把“四书五经”全部念完。在学堂之外，兄弟俩的乐趣是翻读富有想象力的绣像话本以及情节曲折离奇的演义小说。

鲁迅最早的绣像书是阿长送给他的《山海经》，周作人最喜欢的是《镜花缘》。家中还有两本缩小的图画不甚清楚的《尔雅音图》、一部带着绣像画的弹词《白蛇传》以及大舅父的《荡寇志》。因为图像生动，鲁迅小时候还细心影写过这些绣像，周作人觉得这几册绣像书中”没有什么值得爱玩的”。

成年后，鲁迅为那些与儿童天性相悖、粗陋无聊又不得不读的书而哀叹不已。每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再想到别国童书之精美，鲁迅便心感中国儿童的可怜。旋即又觉得还是比他自己的童年更幸福一些，在他小时候，只要翻看略有图画的本子，便要被前辈制止、呵斥甚至打手心。由此看来，读《儿童世界》的儿童们，算是给那些读图画书都要被骂的少年们“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了。

在《我的杂学》一文中，周作人提出，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来将儿童当做“小形的成人”，期待他们少年老成；二来将儿童视为“不完全的小人”，什么都不懂。这两个误区无一例外，都未将孩子视作一个“完全的个体”来对待。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是儿童本位的，而不是成人趣味的缩小版，亦不必过早地“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

周作人尤为激烈地反对借童书向儿童灌输大道理的做法，将之视作“诈欺与诱拐”：“乘小孩们脑力柔弱没有主意的时候，用各种手段牢笼他们……这实在是诈欺与诱拐……我相信普通的小孩当然对于国货仇货没有什么趣味，却是喜欢管‘公鸡偷鸡卵’等闲事的。要提倡那些大道理，我们本来也不好怎么反对，但须登在 ‘国民世界’或 ‘小爱国者’上面，不能说这是儿童的书了。” （《关于儿童的书》）

理想中的儿童读物应是什么样子呢？抛却大道理和实际用途，让儿童“愉悦地空想”或许更为重要。相较于安徒生的佳作《丑小鸭》，周作人觉得《小伊达的花》似乎更佳，原因就在于，“那非教育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的世界接近了”。

周作人希望看到“理知”与“想象”相结合的童书，可以取材自自然史或是文化史，比如“鹿豹的颈子为什么这样长，可以讲一篇事物起原的童话，也可以讲一篇进化论的自然故事；火从那里来，可以讲神话上的燧人，也可以讲人类学上的火食起源”。

张天翼：

孩子的书应有一些真道理，少一些假哄骗

张天翼从1932年开始写儿童文学作品童话，先后创作了《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金鸭帝国》等广受儿童欢迎的作品，“一个最不欢喜读书的孩子读了，也会不肯丢手的”（蒋牧良语）。

他的创作来源于小时候“没正经”的读书。小学时国文课本讲《孟子》，他一面念着，一面骂道：“梁惠齐宣那些王，那些孟老爹的徒子徒孙，干么逗得这姓孟的说那多废话叫我们来背。”虽一窍不通，却也要通篇背诵，张天翼门门功课不好，常与同学打架，却独独喜欢看小说。

张天翼小学时在跑步比赛中拿了奖品，是一套商务印书馆的童话，便顺着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童话都读完了。高年级时开始看小说，大致把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好小说，像《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块肉余生记》，还有一类就是福尔摩斯探案还有《礼拜六》，“有点差劲，不够过瘾”。看熟了，张天翼就给同学们说书，最拿手的就是《福尔摩斯》《滑稽外史》，有时候故事说完了，别人还要他说，他就凭空杜撰福尔摩斯跟亚森·罗平的故事。这大概便是他的创作起源了。

为孩子们创作童书几十年后，张天翼先后发表了文章《我要为孩子们讲一句话》（1953）和《再为孩子们讲一句话》（1978），呼吁作家们要为孩子们写作，“这不是感不感兴趣的问题，是救急的问题”，“不要只到每年六·一才想起儿童们”。

张天翼曾提到，他自己的儿童文学标准是：第一，要让孩子们看了能够得到一些益处；第二，要让孩子们爱看，看得进，能够领会——只要做得到这两点，就可以印出来给孩子看，至于形式是童话、寓言还是幻想故事，都不重要。

在《秃秃大王》里，张天翼笔下的神仙并不可靠，蒙受苦难的人依然遭殃受骗，这既是对于“好人有好报，坏人会遭殃，神仙来帮忙”的中国传统故事套路的讽刺，也寄托了张天翼在国家危急之时的一些思考：要告诉孩子们“真的道理”，而不是“瞎想哄骗”。“故事一开头就是从前、古时候、很久很久以前，可是我们还是谈谈现在罢”，“中国很弱吗？被人家压迫吗？”不要紧。我们反正会得到一个葫芦。只要葫芦一摔——各笃！就有四个魔鬼来听我们的吩咐，什么事都办得到。我们用不着研究这世界情形。我们用不着自己对付敌人。”

如果不是曾经跟孩子混得很熟，他就不会对孩子的世界那么熟悉，就不会写出那么多童话。在大人和孩子还不能平起平坐的时候，儿童们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和张天翼谈话玩耍，十分要好。有时他写东西，孩子们就爬到他身上玩， 他一手搂着小孩，一手写作。“少年儿童不是抽象的，不都是一个样的……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孩子的本色就会很自然地在你面前表露出来。”张天翼由此把自己日常观察到的孩子们的动作、语言、神情和声调记录在了自己的故事里，比如他隔壁邻家小女孩说的话：“哥哥，你捡起来了我！”“可了不及啦，我的矮朵伤风啦！”

王安忆：

给孩子的故事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

沈从文：

比起小书，还有一本更大的书

比起看“小书”，对于童年的沈从文来说，社会和生活这本大书教会他得更多。

在散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中，沈从文回忆起少时成长经历，那是一段成天从私塾逃学去和一群小流氓游荡的时光。在家人看来，他不好好念书是在浪费聪颖天分，因为他从不用功，却过目成诵；而他也一样不理解为什么家人非要让他读书，却不放他去玩，毕竟他觉得读书实在太容易了，认识几个字词也不算什么稀奇，稀奇的是书本上没有的新鲜经验。

于是，他把学校里的书篮子连同里面的十几本“破书”——《包句杂志》《幼学琼林》《论语》《诗经》《尚书》——挂在手肘上逃学了。像这样跑去各处玩，人家一眼就能认得出来，“未免太蠢了一点”，沈从文就把书篮子寄存到土地庙神座龛子里，玩好了再去庙里拿出来。

“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似乎就只这样一个原因，我在学塾中，逃学记录点数，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人都高。”沈从文写道，“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这样玩一次，就只一次，也似乎比读半年书还有益处。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地方尽我拣选一处，直到如今我还觉得不必看这本弄虚作伪千篇一律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

沈从文儿时的“逃学”经验，或许滋养了他成年后“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的性格吧。

（杨建伟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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