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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在《大埔故事》一书里，作家孔慧怡指出“大埔的故事，就是香港人的历史”——划时代的灾难会改变中国香港这座城市的面貌和规划，例如1953年石硖尾木屋区大火被认为促成了香港公屋制度的诞生。在文章结尾，孔慧怡道，“大家都爱说香港是‘福地’，可是像上面说到的灾难真的不会再发生吗？”
不幸的是，11月26日，大埔宏福苑发生严重的五级火灾，截至11月30日下午16时，已造成146人遇难，仍有100人失联。在过去，高层建筑一直是城市火灾的高发地。1972年启动“十年建屋计划”以来，香港将公营住宅建设全面转向高密度与高层化，1983年落成的宏福苑便属于这一阶段的产物。
如孔慧怡所说，灾难往往指向城市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结构上的潜在危机。因此，在调查、溯源之外，火灾背后映射的城市居住问题同样值得探究：中国香港长期以来高房价、高密度的住宅设计在打造全球化都市品牌的同时，也无形中将居住推向了一种脆弱、不稳定的处境，在这之下，市民社会的兴起又构成了一股持续的反思力量。要分析火灾背后的城市危机，要先从理解这一语境开始。
一切美好，全靠地产
“香港人口稠密，最珍贵的东西，不是爱情，而是地产。”在小说《香港居》中，作家刘以鬯一句话写尽了过去数十年里中国香港居住的艰辛与无奈。
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二战后的移民潮是香港人口变化的转折点，受到周边局势动荡的影响，香港人口五年内从60万飙升至220万。为了安置大量居民，港府1956年的《建筑物条例》允许大幅提高建筑物的容许密度，这形塑了今天所见的香港旧区城市面貌，包括楼高六层、没有电梯的唐楼，以及外形庞大的“怪兽大厦”，后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位于九龙的重庆大厦。1962年，《建筑物条例》被修订，限制庞大综合楼宇的建设，却变相鼓励开发商兴建又高又窄的楼宇。
另一方面，上世纪以来，土地在香港愈发成为珍贵资源，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规定，香港每年限量批地50公顷。同时，由于香港75%的土地是绿地或自然景观，前总督麦理浩将香港自然绿地划为保护区，不准开发，因此实际上只有7%的土地是住宅区。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的现状下，高密度成为香港居民的居住常态，在最拥挤的九龙半岛，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000人。这在日后被形容为香港的城市特色，即不同文化高密度地交汇、重叠在一起，构成复杂却有序的城市景观。
于是，攸关土地开发的住宅政策成为都市政策的重点，而开发商则在其中被确立关键地位。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一书中，作家陈冠中认为香港1980年代以来的关键都在房地产。他指出，在政府干预下，地价被迅速托高，成就了财富集中于大地产商的“不完全竞争”布局——1991年至1994年落成的私人住楼有七成是由当时最大的七家地产商提供。其结果就是，1984年至1997年首季，香港楼价上升了14倍。
1997年，香港卖地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23%，这导致政府更加依重地产并以干预来偏护地产金融财团。与此同时，1970年代香港地产业流行证券化上市后，地产部门对金融业（尤其是股市）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有学者称之为“地产霸权”，它不仅延续了地产商对香港经济的宰制，也成为了经济危机期间的制度支援。“全民财富集中在不神圣的三位一体（房产、地产股和按贷银行），进一步鼓动了港人走精面赚快钱，增加了政府收入，扭曲了政府决策。”陈冠中写道。
这是一个怎样的局面？简单来说，政府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价长期上涨，吸引香港人纷纷向银行贷款买房，或投资当时七大地产公司主导的股市，至于在私人住宅市场买不起恒产的人，则住进政府建立的公屋系统。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推崇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状况，人们倾向于认为，买不起房子是自己的错，于是更努力地设法爬上房产阶梯。
于是在过去几十年，高地价政策继续推行。有媒体统计，2010至2019年期间，香港房价进一步飙升187%，平均房价超过130万美元。迫于压力，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商开始建造只有一扇门与开放式厨房的微型公寓，面积只有5-8平方米。
用陈冠中的话说：“房价股市越发猛升，大家发财，顺便造就了我城几十年的富贵与浮华，我这一代人的璀璨与飞扬。”但另一方面，危机也潜伏于其中，“一切美好，全靠地产，直到它变了怪兽。”
都市神话亦有暗面
重商政策在给香港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并非无所不能。与都市神话、住房危机相对的，是香港市民社会一直以来对经济至上发展策略的反思。
首先自然是安全问题。密集楼宇带来的火灾隐患一直存在，以知名的重庆大厦为例，据人类学家麦高登（Gordon Mathews）记载，六十年代以来，大厦经常发生火警，但由于内部人员密集、通道复杂，消防很难进入大厦救援，1988年，重庆大厦11楼发生火灾，一名丹麦旅客尝试抱着床垫跳楼毙命，另有九人受伤，事发后，报纸头条即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并直指“重庆大厦仍是一个火灾牢笼”，“翻新工程未能提升火警安全”。日后，大厦内部安装了大量防火设备，但火灾仍时有发生。
此外，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象征着城市化繁荣的高楼也密集地进入老化危机，老楼的数量增长远快于楼宇重建的速度，据香港发展局披露，目前香港达到50年楼龄的私人楼宇已经超过一万幢，占总数20%，且每年增加500幢，然而每年拆卸重建的只有160幢。此次发生火灾的宏福苑即有超过40年的楼龄，于去年开始进行大修，至今动工超过一年。
这一系列隐患最终都将落在每一个居民身上。以宏福苑为例，据“真实故事计划”报道，作为政府开放出售的保障性住房“居屋”，宏福苑的住户多为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公屋”，又无力负担私人住宅。但此次维修，高额的费用将由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18万港币。对此，去年七月就有业主向媒体投诉，形容这是天价维修工程。
民生问题之外，反思也指向香港社会对集体文化记忆的守护。以此次火灾中引起争议的竹棚为例，其实以竹搭棚的建筑技术最初源自广东，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竹子凭借其实用性受到青睐，它比金属便宜很多，可以循环再用，足够坚韧，又有相当高的可塑性，可以按需切割组装成不同形状，此外，相较于金属棚架，竹棚更方便攀爬，在雨天不容易打滑，更适应岭南阴雨潮湿的气候。这项技艺极为依赖搭棚经验丰富的工人，英国甚至曾聘请香港搭棚工人，希望引进这项技术，这也使竹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香港的文化招牌。
近年来，竹棚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事故频发的情况下，为什么仍要继续使用内地已经淘汰的竹棚，而非替换成金属脚手架？实际上，今年三月，香港发展局就已经在备忘录中表示将在未来的公务工程中用金属架替换竹架。
但进一步细究，竹棚在香港的应用，有其具体的在地适用性考量。今年一月，香港竹棚业持续发展关注组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过往相关的竹棚事故最大的原因是施工程序的安排不当，以及棚架结构被人为破坏，而非竹棚自身的问题。在现实维度上，相较于内地，香港楼与楼之间距离过近，出于尘埃、噪音等问题的考量，会倾向于将整栋楼用棚架盖住，加上纱网遮蔽。同时，香港的建筑工地体量要小很多，脚手架流转速度不够，更倾向于选用竹棚来降低成本。因此不少从业者指出，竹质脚手架与金属脚手架，更多只是细分市场的不同，而不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
近年，香港拆除部分沿街霓虹招牌的新闻也曾引起热议，有民众直言这是对香港文化风景的破坏。类似的事件此前也时有发生，2011年，香港计划推出中环新海滨城市计划，即新一期填海工程，由于土地短缺，填海发展并售地获利成为了港府惯用的发展策略，但这一计划却受到了市民团体的反对，有人批评该计划缺乏“保育”观念，在卖地以求高额竞租的理念下，对海港景观以及自然历史空间造成了破坏。更早之前对中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保留也反映了这一民间观念。
因此在追究系统性漏洞的同时，我们或许也应意识到，灾难过后，需要重建的不只是房屋，还有社会信心与韧性，而这则需要回到更漫长、也更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去。
（界面新闻记者丁欣雨对本文有贡献）
参考材料：
蓝逸之（2013），“一个新自由城市，两种都市政权？”，《城市学学刊》。
https://theinitium.com/20251130-hongkong-megafire-observation-on-the-bamboo-scaffolding-controversy-zh-hans/
https://hkciegu.org.hk/the-development-of-bamboo-scaffolding-industry/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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