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刘敏

较高的金融产品投资门槛与相对缺乏的国民金融知识，导致资金流向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占比中国家庭资产68%，北京、上海则高达85%。不合理的家庭资产配置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风险点。

观察家智库专家,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

观察家智库专家,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与其团队，对中国家庭金融研究进行了超过8年的研究，70多人的团队采集分析了全国多个家庭的资产配比情况，“在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里，房产的比例越来越高，资产配置越来越不合理。”甘犁对观察家说。

纵观全球家庭资产配置情况，中国家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家庭资产配置本身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并不多，比如印度的资产配置情况国内数据也较少。同美国相比，中国70%的资产是房产，美国是36%的房产比例，差距很大，房地产占比中国家庭资产68%。北京、上海则高达85%。”

投资房地产实际上也暴露了中国资产配置可供选择的产品单一，尤其缺乏较好性价比收益和风险的投资组合，而将老百姓的投资渠道引向了房地产行业。

甘犁分析到，“一些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固定收益类产品本身风险和收益，可以说是匹配比较好的，收益在7%—8%，当然也有相应的风险，这类投资产品在中国是有的，但我们的监管部门认为这类产品的风险过高，设了很多门槛，比如5万—10万的门槛，对资金储备实力有限的群体是一个门槛。而信托要100万的门槛，其他投资类产品门槛也更高，这些门槛把中等收益，中等风险的产品移除了老百姓的视线。”同时国民金融知识的缺少也是导致家庭资产配置单一的因素。

他进一步对观察家分析到，老百姓的钱没地方投，不敢去投股市，这个讲法背后的逻辑在于我们监管出了问题。什么叫金融资产没地方投呢？金融资产有的资产是高风险，有的金融资产可以说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收益也很低，比如存款，收益非常低，真正要保护中小投资者应该把股市的门槛也设立起来。”

金融市场对于门槛低的产品需求是一直存在的，余额宝就是很好的一个关于金融产品投资的例子。其风险不高又灵活，市场的认可度就比较高。

从中国家庭资产配置数据背后也反应出一些差异，在甘犁的这项调查中发现，中低收入的家庭房产在家庭资产的比例越高，而资产比较高的家庭房产的比例越低。房产比例和美国的金融资产配比是类似的。而高收入阶层的资产配置情况和种类要优于低收入家庭，这些家庭有自己的企业，有自己的工商业，有它的商业资产，投资理念与投资渠道也更好。

事实上，形成上述中低收入家庭投资房产比重较高的原因有2个。低资产家庭房子的来源的多元化。通过房改、拆迁拿到房子，尤其是中老年家庭，房产是主要的资产组成部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看重房子的增值，把钱投到房产。

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空置房数量超4000万套，“这么大存量的住宅，实事求是的说，对中国房地产潜在的冲击力很大。就像一个堰塞湖，不崩溃的时候它没事，一旦决堤洪水就会冲下来了，对行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谁都挡不住，所以政府一直防止房价继续上涨。”

近年来农民工进城的增长率大幅下滑，这几年已在负增长，城镇化的红利速度和总量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

“城镇化量本身的估算这些年来有一些错误，超过一半的所谓城镇化新增人口是因为城镇区域的扩大，城市的扩张，农村人自动变成了城镇居民，这些人暂时没有住房需求，所以他们也不能算在城镇化的人口红利里，过去我们过高的估算了城镇化的总量增长。”

现阶段，“金融业产品的需求出现了隔离，首先是监管设立的高门槛，把投资者和产品隔离了，其实应该把门槛降下来之后，还需要金融行业对金融知识的培训和金融教育。”大量的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到房地产行业上来并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方式。

就成都而言，房价是否具有长线的可供投资的空间？甘犁分析认为，过去一年成都房价涨的太快了，这是在积累风险，成都住宅空置率并不低，房价不高，房子多是事实，成都住房总量相对于成都的居民来说比较大。成都和深圳的市场情况是不一样，成都地多，住宅量大，不建议在成都买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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