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刚刚结束不久的英国大选，收获了出乎意料的结果。不被看好的工党在激进左倾的党魁科尔宾领导下获得了更多席位，如何理解工党激进化之后仍然取得的选战成果？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批评家齐泽克结合近几年的网络文化生态，给出了自己的见解。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Booksandfun）将其编译如下，以飨读者。

工党意料之外的选举成功，让主流评论家们的审慎意见哑了火，甚至那些假装同情科尔宾的人也一样，他们最喜欢的理由是：“对啦，我想投票给他，但他赢不了的。选民们太易受操纵，而且胆小得很，现在不是搞激进那套的好时机。”

我们想想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话吧。他说在科尔宾的领导下，工党不可挽回地被边缘化了，没有能力再成为执政党了。这种说法的虚伪之处在于，论者把自己的政治立场伪装了，装成了成理性客观的现实洞察。

当然，会有人继续提问、怀疑。人们不仅要面对科尔宾计划的局限——他的施政能超越旧有的福利国家吗？假如工党组成政府，能在全球资本的冲击下生存吗？更激进地说，人们甚至应该大胆提出关键问题：赢得选举仍然是激进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吗？难道我们还看不到选举的重要性日渐下降吗？

但是比实际结果更重要的，是工党这次（相对）成功的深层意义。这相当于一次重要的伦理和政治转向，是对公共演说庸俗化的有力反击。这里的问题，正是黑格尔所说的伦理（Sittlichkeit）：习俗是社会生活中不成文规定的深厚基础，它告诉我们何者应为、何者不为，是厚实而坚韧的伦理实体。

而今天，这些规则却在消解：几十年前在公共辩论中不能说的东西，如今却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出来。特朗普可以谈论梅拉尼娅的屎，并把它称为“折磨”，内塔尼亚胡则可以宣称是巴勒斯坦人制造了大屠杀，欧洲的民粹主义者把难民潮说成是犹太人的阴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但是当我们面对那些看似更为紧迫的“现实”问题时，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意礼貌和公共礼仪？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谈到谋杀时曾精辟地说过：“有多少人是始于放任恐惧和经济灾难，最终在公众面前露出恶行？”但是礼仪还是蛮重要的——它们有时事关生死，它是一条文明和野蛮的分割线。

回望1960年代，左派总是表现出偶尔的粗俗：闹革命的学生常常用一般人的语言来强调他们和官方政治里那些光鲜黑话的分歧。今天，粗野的语言几乎成了极端右翼的专属，因此左派人士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反而成了公共礼仪的捍卫者。

不幸的是，左翼-自由派的公共空间也越来越多充斥着推特文化：表情包、反驳、讽刺或者愤怒言论，根本没有一步步展开讨论的余地。一段话（有时甚至是一句话）被拆开，被分别反应。维持这类“推特反驳”的，是自以为是、政治正确以及粗野讽刺的混合：当人们发现任何言论有问题时，就会用他们的政治正确自动回复，发表反驳。

尽管批评家们强调这种方式如何突破常规（比如“异性恋霸权”之类的东西），但这种立场本身是另一种冷酷的常规，任何违背正确规则的——哪怕最小的声音——都会被指责，无论这种规则是“歧视变性人”还是“法西斯主义”——或者管它是什么呢。这种结合了官方式宽容与毫不宽容反对观点的推特文化，使得批判性思考无地可存。这就是盲目的民粹主义者之所以在特朗普的怒吼中找到共鸣的真实镜像，同时也是为什么左翼人士通常很难战胜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今天的欧洲。如果有人只是提了提说这种民粹主义从人民对剥削的不满中吸取了不错的养分，那么他很快就会被指责为“阶级本质主义”。

我们应该再这种背景下比较保守党和工党的竞选活动。英国保守党的政治斗争手段已经突破了下限：造谣说科尔宾同情恐怖主义，或者说工党是反犹主义大本营，而这一切在特蕾莎·梅欢快地宣布撕毁人权时达到高潮——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政治。难怪英国独立党一直不见踪影：因为自从特蕾莎·梅和约翰逊就任后，就根本用不到它。

而科尔宾绝不蹚这趟浑水：他不无天真坦率地声明，只讨论普通人的主要问题和关切——从经济困境到恐怖主义威胁，提出明确对策。他的声明中没有愤怒和怨恨，没有廉价的民粹主义煽动，也没有妄自尊大的政治正确。只是以平常的态度来指出民众们真正关切的东西。

这样的举措都相当于政治空间中的一场重大转变，也算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悲哀。但这也再一次确认了黑格尔的那句老话：有时候，简单直率的坦白，是所有策略中最具破坏力，也是最巧妙的。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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