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脑极体

我刚入行做科技媒体那会儿，技术人员们接受采访，大多都对我们这群舞文弄墨的人格外体贴。谈及技术细节，会习惯性地补上一句“我简单点讲”。这种不假思索的降维解释，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文科背景在科技领域的边缘位置。

这种边缘感，在科技公司里做技术公关的人体会得更深。

来自企业公关朋友的吐槽里，总少不了一个词，就是：憋屈。他们所擅长的传播、创意、沟通等能力，大多由文科教育打磨而成，但在技术主导的组织里，却总被划归为辅助。对内要迁就、配合研发的节奏，挤不进核心，没啥话语权；对外又要维护好媒体关系，把自家晦涩的技术对外讲清楚，两头周旋，里外受气。

如今风向悄悄变了。一种奇特的文科崇拜，正在理工科群体中蔓延。

在行业群里，码农们调侃，以前是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code，现在code is cheap，show me the talk，比起敲代码，跟AI对话、讲故事的文科技能更重要。

打开朋友圈，在大厂做算法的程序员朋友表示，文科生若能跨越基础IT门槛，后续发力往往更具优势。

仿佛一瞬间，整个理工科都重新发现了文科的价值。

历史学者葛兆光曾说，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人文学科都似乎岌岌可危，人文学科的自我辩护已经讲了无数遍，也讲了很多年，说得太多，反而会把绝对真理说成陈词滥调。

不过，这些文科生自我辩护的“陈词滥调”，从理工科群体的口中说出来，便多了一些幽默，和耐人寻味。

从边缘到推崇，理工科对文科的态度转变，本质是面对AI对各类基础岗位的全面渗透，文理科一同沦为了被技术淹没的对象，所以理工科转而渴望借助人文的力量，填补自身的技术短板，从而规避被AI替代的危机。遗憾的是，文科无法成为理工科的救命稻草，无力向AI发起绝地反击。

2025年11月，北京798艺术区，浮光礼堂。

我在这座极具人文美学的空间，参加一场科技发布会。某个老牌ToB企业，宣布迈入AI驱动的新阶段，推出了一款2C产品，就是情感陪伴智能体。赋予智能体有温度的人设，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所以，现场一位媒体人问道：理科生员工能做好这些文艺青年擅长的事儿吗？

该企业负责人笑了，表示在调试情感陪伴智能体时，表现最出色的两位团队成员，恰恰是文科出身。

他甚至认为，让文艺青年担任AI产品经理，让理科工程师专注本职工作，或许是更合适的分工。

文科能力的重要性被推至台前，与当下企业规模化应用大模型的现实，是分不开的。

从2023年至2025年，企业AI转型规模化提速态势。QuantumBlack发布的《2025年人工智能的现状：智能体、创新和转型》，对全球105个国家，涵盖不同行业、规模企业、专业领域及资历层次的近2000名受访者，进行了调研，几乎所有行业的AI使用量均呈上升趋势。

这些企业在AI转型过程中，除了技术研发岗需求外，大量新增岗位明确指向人文社科能力，几类新增岗位看起来能吸纳不少文科生：

一是AI叙事师（Storyteller），多见于游戏、智能体、短视频行业，比如某IT企业在搭建情感陪伴智能体时，需要这类岗位构建完整的人物人设、对话逻辑与故事线，这些岗位青睐具备创意能力的人，比如学艺术设计、心理学，有游乐园创意策划或舆情相关经验的从业者。

二是AI标注师，大语言模型需要更多的高质量语料，需要人类给AI当语文老师，教它读懂人类语言里的潜台词，标注师不只是简单打标签，也要具备社会学、语言学素养，能理解文本中的情感倾向、文化语境差异等。

三是AI伦理师，也就是给AI做道德审查，避免它说出冒犯弱势群体等不恰当的话，或者帮用户写勒索信之类的伦理错误。Google、Anthropic等企业都新增该岗位，要求哲学、法律和社会学的敏感度。

还有AI艺术设计师，负责优化AI生成内容的美学质感，校验内容的艺术合规性，OpenAI为Sora模型招募的红队，就属于这类。

这些岗位对人文社科能力的青睐，本质是AI的技术短板，恰好撞上了文科生的长板。这让“文科生逆袭”的说法迅速走红，成为当下科技行业最热门的叙事之一。

周鸿祎等科技大V发文称，人工智能时代文科生可能更有优势。斯坦福AI实验室主任李飞飞则呼吁：每个顶级AI实验室都该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甚至有江湖传言，一位退学的艺术生创建了重要的AI基础设施。

几十年来，文科还被视作技术前行路上的累赘，持续走向衰落。比如欧洲人工智能的发展滞后，常被归因为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伦理法则的过度坚守，认为是人文层面的约束，桎梏了技术创新的脚步。

为什么现在，文科又被技术人士追捧，能对理工科形成降维打击？

不久前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马斯克抛出一句预言：2030年，AI的智慧将超越全人类总和。留给旧世界的时间，只剩2000天。

在这样的绝境预判下，文科被捧为人类最后的壁垒，说它能用人文精神，替人类向AI发起一场绝地反击。

可现实是，文科这片被AI淹没的洼地上，建构不起堡垒。

AI能力的不断上升，让技术的潮水悄然上涨，一寸寸吞噬了文科生的职业机遇。

最先被淹没的，是底层的文科生。

肯尼亚、乌干达的廉价公寓里，一群学过文学、教育、出版的年轻人，在屏幕上点选着“愤怒”“喜悦”或“中立”。他们是Meta通过外包公司Appen雇佣的AI标注员，任务是教算法读懂人类语言里的讽刺、俚语和文化潜规则。

他们的文字功底，变成了大语言模型的燃料。这份数据民工的工作，显然与形而上学无关，所谓的人文价值更是无从谈起。

2025年，AI的潮水漫过了白领的办公桌。

北京、上海的Selina、Evon还在老家过春节，DeepSeek-R1登上了热搜，一夜之间，品牌文案、公关策划、政务文秘，这些曾经被视为文科生体面归宿的白领岗位，集体失守。

这类文书工作对文字严谨度、格式规范性要求高，却缺乏核心创意壁垒，恰好成为AI的精准打击对象。

“道心破碎，我这二十多年的努力算什么”，一位作家在社交平台崩溃发帖。

AI科学家、技术大佬们都说，文科能力很重要。但不等于文科生重要，这是99%普通文科人正在吞咽的艰涩现实。

那剩下的1%呢？

2024年4月，Sora视频生成模型闯进电影圈，一时间“AI取代导演”“AIGC第一剑，先斩群演”的舆论爆发。OpenAI紧急宣布，招募人类艺术家组成红队，来调试和优化AI生成的内容。似乎，文艺工作者还是可以跟AI共存的。

但讽刺的是，这些被请来的艺术家，事后却集体起诉OpenAI：他们的作品被用于训练模型，却没有获得授权。所谓的高阶文科，也被AI用完即弃。

文科生被AI淹没了。那科技企业所追捧的文科能力究竟是什么呢？

目前，没人说得清楚。

一家智能体公司，曾找过资深的游戏世界架构师来打造情感陪伴智能体的故事引擎，对方的文字创作能力毋庸置疑，但实际运行效果却并不理想。

核心问题在于，除了文艺创作能力，还需要结合AI的技术优势与短板，将创意转化为提示词工程等实操环节。作为产品经理，必须能独立完成从创意到落地的闭环，仅靠单一的人文素养是不够的。

这些人文+技术交叉的新机会、新岗位，本身是否成立、能否长久，仍是未知数，自然不可能成为文科生的出路。

技术的潮水静静上涨，早已淹没了沉默的大多数。所谓文科的绝地反击，不过是一场被寄予厚望的幻觉。

当人文必须通过证明自己对AI有用，才能获得认可，才得以在技术时代立足，它的自我价值就已经消失了。

有学者认为，16到18世纪的人文学科之所以兴盛，那个时代的人文学者之所以不需要自我焦虑、自我辩护，是因为在历史的变动时期，他们始终在批判、在追问。他们批判的是人们希望批判却没有能力表达批判的，他们追问的是人们希望追问却无从追问的。在那个时代，人文影响了大众，反过来也确立了自身学科的价值。

反观当下，文科必须证明自己对AI有用，它就已经失去了最珍贵的超越性。

就在人文自我消解的时刻，理工科却突然开始呼唤人文、推崇文科教育。为什么？

因为AI的潮水，终于漫过了他们的堤岸，来到了技术阵营的大门前。

硅谷正经历史上最密集的科技裁员潮。谷歌、Meta、亚马逊三年裁掉超20万人，大部分都是基层程序员、测试工程师。在印度，曾经靠廉价人力承接全球代码外包的产业帝国，也在AI面前失势。200美元的月费，就能让大模型完成过去整个团队一周的工作量。

有公司发出了一则激进的推文，宣布封存了人类编写的最后一行代码。

这场生存危机倒逼理工科群体开始反思：当编程可以vibe，当人类的匠心手作在AI面前毫无成本优势，自己又该如何立足？

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文科，投向那些AI当下还难以复刻的人文能力，如共情、创意、批判思维。对文科的追捧，是理工科在危机下的自我救赎。

1952年，库尔特·冯内古特在《自动钢琴》中预言：“机器取代的，首先是体力劳动，然后是常规工作，最后，也许会是真正的脑力劳动。”

过程也许有所不同，但结果也许已经被言中了。那就是，AI并不偏爱文科或理科，它是众生平等器，平等地漫过每一个学科的堤岸。

文科在此岸，理科在彼岸，中间泾渭分明，这是19世纪工业时代留下的学科分野，曾高效地培养出了工业化所需要的专才，却在AI掀起的洪流面前，显得如此僵硬而脆弱。

传统学科，开始主动跳入水中，尝试在新时代中学习浮沉。

2021年的一天，兰州大学社科院的吕鹏教授，给一家AI企业的生态负责人，发了一条消息：“你们的AI培训班，找计算机的老师搞得这么轰轰烈烈，我们社科院的老师是一个更大的群体，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呢？”

两个人一聊才发现，社科的方方面面涉及国计民生，很多领域确实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提升效能。比如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等，那些都需要有AI的加持才可以提升效率。吕鹏老师提议：能不能也给社科老师搞一个人工智能培训？

于是，“社科老师的第一堂人工智能课”悄然开班。

结业那天，吕鹏老师说：“虽然学的是技术和编码，但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成为所谓的‘码农’，更重要的是通过将社会情境与社会知识融入代码之中。”

与此同时，理科也在悄悄“文科化”。

2013年，罗得岛设计学院校长约翰·梅达，启动了STEAM核心小组，将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与艺术和设计（A）融合。她说，我们不能再以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来讨论STEM与文科教育的关系。

马萨诸塞州安多弗市的公立学校系统将STEAM教育列为首要目标，得克萨斯州的德索托西部中学开设了iSTEAM3D磁性学院，学生通过《我的世界》（Minecraft）设计城市、学习规划，用3D打印机实现实体建模，通过蛋白质解密游戏（Foldit）学习化学知识，同时为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更激进一点的，甚至绕开了大学体系。

专注于大数据分析的人工智能公司Palantir，直接招募高中生，用高强度文科训练，培育他们的价值判断力。

这些探索指向一个真相：工业时代的学科分类制度，19世纪的学科框架，早已无法回答21世纪的时代命题，走到了必须变革的节点。

只是，变革太慢了。文理融合，从观念普及到共识达成，再到制度性安排与实践落地，这中间有漫长的道路。

对文科价值的迟来认可，对融合教育的缓慢推进，或许永远追不上AI进化的浪头。

当我们才开始重新审视人文的意义时，AI的迭代早已驶入快车道。

2026年1月，Anthropic CEO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发布两万字长文《技术的青春期》，提出2027年，可能是AI的成年礼，也是人类社会首次面临系统性断裂的窗口期。

技术的能力以指数级曲线增长，将很快结束它的青春期，长大成人，拥有接近甚至超越人类水平的通用智能。而达里奥·阿莫迪给出的提议中，仍在强调文科能与人文素养。

然而正如我们所观察与体会到的，无论文科生或文科本身，都无力扛起绝地反击的大旗。而留给文科自我革新、人文与技术相磨合的时间，或许是马斯克的2000天，或许是达里奥·阿莫迪的一两年。言而总之，所剩无几。

期待文科的绝地反击，此时此刻或许已经晚了，但并非毫无意义。对人文价值的期许，背后是一种永恒的冲动：通过文科教育，我们能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重要。到了最后的最后，也应该让我们自己定义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