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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此富有,为什么并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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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此富有,为什么并不自由?

幸福取决于关系,自由同样是取决于关系。

作者:冯媛

老齐的公司终于上了创业板。

企业上市的路并不平坦,老齐算是幸运的。老齐身边有几个朋友就在上市的过程中最终功亏一篑,有为上市飙业绩盲目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直接把公司整垮的,有对赌赔进了公司控制权的,也有欠了一屁股债还在排队等过审的。经历了百转千回,老齐的企业终于在两年前成功上市,身家也暴涨了N倍,然而自由和幸福却并没跟着暴涨。他一天比一天忙碌,永远出席不完的会议,应酬不完的客人。他的烦恼也与日俱增:他的高管们在股票解禁后纷纷卖股离职另起炉灶;因为发展战略上存在矛盾,有投资人开始想方设法争夺企业控制权,他开始担心当儿子养的企业最后变成了别人砧板上的猪;更让他操心的是他25岁的儿子,这个儿子好像是专门养来和自己作对的,儿子在外面干的每一件事儿都让他不能接受,比如他最近喜欢上了一个网红;他还担心自己的太太,他和太太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为了上市,只得百般做戏,他在外拈花惹草的把柄都攥在太太手上,并被随时拿来要挟他,太太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被塞在公司里作威作福,他每一秒钟都想摆脱他太太,但代价大得让他心痛;成了公众人物之后,社会上各种机构通过他的上级、领导甚至政府跑来找他要捐助支持的更是络绎不绝。

他渴望的自由和幸福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到来。

根据胡润百富榜的统计数据显示,财富自由门槛比去年上涨50%,其中一线城市达到2.9亿,二线城市达到1.7亿。我对这组数据的可信度非常不以为然,财富自由从来都是伪命题。因为自由取决于个体感受,个体感受来源于差异巨大的个体价值观、消费观、信仰、背景、社会角色和行为偏好,从未有人可以明确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定义财富自由,就像老齐这样远远超过胡润所谓财富自由的人却一点不自由。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究竟来自人性,还是来自社会?自由是内在的还是外化的?自由究竟是轻松的,还是一种更加沉重的负担,令人试图逃避?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的原动力到底是高贵的能力和旺盛的精力使命,还是人性的弱点和无力感使人迫切希望获得?

什么是自由?

对自由的定义有着上千年复杂的哲学争议,大概有记录的定义不下百种。通常对于社会个体人而言,自由是指他希望、要求、争取的生存空间和实现个人意志的空间,这个空间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外部环境,也包括取决于个性、欲望、财富、世界观、价值观及理想观等个人内在因素。自由就是人类无约束地获得利益和幸福的意识和行为。自由包括自由的意识和自由的行为,自由包含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自由有感性的自由也有理性的自由。亚瑟·叔本华在《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中把自由分成三种类型:自然的自由,智力的自由,道德的自由。

概念就不赘述了,毫无疑问,一百个人一定有一百种自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是生而要受自由之苦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不自由。学者R·N·安森在《自由的含义》中指出:人从人与自然的原始一体状态中获得的自由愈多,愈成为一个“个人”,他就愈别无选择,只有在自发之爱和生产劳动中与世界相连,或者寻求一种破坏其个人自我完整之类的纽带与社会相连,才能确保安全。

首先,让我们看看自由背后的权威与归属

通常我们能感受到外部权威(比如神明、领袖、权力)和内在权威(比如责任、良知、恐惧)。考量自由必须要了解个体和权威的关系。

当孩子从母体的脐带上脱离的那一刻,个体化的进程便正式开始。个体化的进程是自我力量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孤独日益加深的过程。面对越来越广阔和变化的世界,个体独立的存在就产生了无力感和焦虑感。为了克服孤独与无力感,个体会产生放弃个性(Individuality)的冲动,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里。这种冲动必然带有臣服的特征。权威和臣服于权威的“儿童”之间的基本冲突永远不会消除,“儿童”可能在意识上感到安全和满足,但在潜意识中,他却认识到其代价便是放弃力量与自我完整。臣服的结果既加剧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又制造了敌视与叛逆的情绪。如果“儿童”更加自由地(free to)发展并表达个人自我,不受那些束缚纽带的限制,那么他也会越来越远离(free from)为他提供安全并树立信心的世界。个体化日益加剧的分离可能导致寂寞的孤立,产生紧张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在个体化进程自发进行的同时,一些个人或社会的原因也许妨碍了自我的增长,这种结果使人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从而导致了心理逃避机制的产生。(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1941)

老齐还是小齐的时候就是个不成功的叛逆少年。他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父亲贪酒,经常打骂老婆和孩子们,家里四个孩子,排行老三的小齐从来就是最不起眼的那个;成长在动乱的年代,他也没什么机会好好读书,后来哥哥姐姐顶替父母的名额进了工厂,18岁的小齐无所事事就跟朋友跑到广东打工。他非常厌恶父亲的暴力,但又害怕他。生存和节俭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他的内心非常渴望安全感。广东的环境让他把获得财富当作终极的奋斗目标,在他看来只有财富才能让他获得关注和尊重,获得安全感和自由。在获得财富的过程中,小齐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他自己的存在,就像他童年没有感受过自己的存在一样。他在忘我的工作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而他甚至害怕想到他自己,那个曾经无足轻重的自己。

人在生物学上的弱点,恰是人类文化产生的条件。解决个体化的人与世界关系唯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是: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以及人自发地活动—爱与劳动,把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的人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然而,如果整个人类个体化进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没能为个体化的实现提供基础,人同时又失去了为他提供安全的那些纽带,于是人便产生了逃避这种自由的强烈冲动,或臣服、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借此摆脱不安全感,哪怕以个人自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1941)

弗洛伊德认为人性中的非理性及潜意识因素以及整个性格结构,是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作出的反应。弗洛伊德接受了传统的人和社会基本冲突对立的观念及传统的性恶论。他认为人基本上是反社会的,社会必须驯化人。在社会对人的自然冲动的压抑下,被压抑的冲动变成具有文化价值的奋斗动力(Strivings),而且成为文化的人文基础。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则提出人和社会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的,引起人性格差异的冲动,如爱恨、贪求权力、渴望臣服及沉溺于恐惧或感官享乐等,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社会不但有压抑功能,而且有创造功能。人的天性、激情和焦虑都是一种文化产物。人性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产物,但也有某些与生俱来的心理机制和规则。性格的形成有静态适应与动态适应。经济制度决定了人的生活模式,生活模式又决定性格特质。深植于人类生活模式的本质与生活实践中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人只有同他人合作才能生存下去。人的主观自觉意识也使人迫切地需要“归属感”,哪怕需要放弃自由。

然而,获得财富之后能否获得自由?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人民的名义》开始时侯勇扮演的那个大贪官,两亿现金藏在整面墙里,一分都不敢花。当获取财富之后无法通过财富和社会建立有效的连接,财富便和废纸无异,并不能带给贪官安全感。相反,因为非法的财富对于贪官是反权威的,会破坏与原有权威之间的归属关系,反而变成更大的不安全感,这个数字越大,不安全感就越强烈,自由更无从谈起。可见财富多并不等于自由。

学者C·E·特林克豪斯在《逆境中的贵族》中这样描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富有的贵族和市民:他们的经济生活和财富给他们提供了自由感还有个性感,但恰恰是这些人又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即中世纪社会结构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更加自由,也更加孤独。他们利用权力和财富,遍寻生活的快乐,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受到这场争夺权力和财富的生死之战的毒害。个人陷入强烈的自我中心里,贪求权力和财富,永无止境。

人的潜在的不安全感源于个人在一个敌对世界里的独立状态。瑞士史学家布尔克哈特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疯狂追逐名声的个人性格特征,把个人的生命从受束缚和不稳定的状态提升到坚不可摧的状态。如果同代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并希望自己流芳千古,那么借他人的价值判断反映,他的生命就有了意义。

老齐的财富并不能带给他自由。他从小养成的极度节俭的习惯,让消费财富都变成一种痛苦。虽然拥有巨额财富,他仍会坐经济舱,依然喜欢享受免费的各种优惠,并从中获得快乐;吃广东的大排档也是他的爱好,创业时和伙伴们一起在大排档宵夜喝啤酒的情景让他幸福无比,无论怎样豪华的餐厅和山珍海味都无法让他找到那种感觉。他也同样没有能力经营好自己的家庭,童年时的家庭关系让他对自己的小家有种天然的无力感,他甚至不了解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既无力建立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又害怕分离带来更大的孤独和财富的损失。这种无力感让他离自由和幸福更加遥远。

而面对可能失去的企业控制权,才是最让他痛苦的。他害怕那种无所事事和无力掌控的迷茫的感觉,他很想抓住自己可以把握的东西,而只有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他才能找到归属和自由的快乐。他也享受企业和财富为他带来的名声,那个从小籍籍无名的他在企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他会把能找到的印有他名字和照片的杂志报刊小心翼翼收藏起来,他会在企业里摆满他和各种名人的合影,这让他感到他的存在,那种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都未曾感受到过的存在。他知道他必须奋起捍卫他的存在,而在这个存在面前,自由变得毫无意义。

如何获得自由的救赎?

自由和幸福就像一对美丽的孪生姐妹,追求自由总是和追求幸福密不可分。回到财富的主题上,财富可以带给人的自由如同幸福一样,是边际效益递减的。一旦翻越某个平衡点之后,财富带给人的自由就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财富越多,自由反而越少。于是拥有变成了被拥有,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并不自由。

但提升自由并不是无解的,提升自由与提升幸福一样可以通过积极的方式来实现。幸福取决于关系,自由同样是取决于关系。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学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把自由划分为“积极的自由(positive liberty)”和“消极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消极的自由指“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即在行为上摆脱本能决定的控制;积极的自由则指“自由的发展”。自由根植于全部人格的完整与力量中,因而也受自我增长中存在的局限限制。而发展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是与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前提。

所以个体除了通过臣服避免孤独和焦虑之外,还可以通过一种良性而非冲突的方式,即:与人和自然的自发联系,这类联系的本质体现就是爱和劳动。在爱和创造性的工作中,人的自由才能不断地获得发展。

作者冯媛,中欧家族传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欧首善财富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欧家族办公室首席架构师课程执行主任。

本文详见《家族企业》杂志2017年5月刊,版权归《家族企业》杂志所有。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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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取决于关系,自由同样是取决于关系。

作者:冯媛

老齐的公司终于上了创业板。

企业上市的路并不平坦,老齐算是幸运的。老齐身边有几个朋友就在上市的过程中最终功亏一篑,有为上市飙业绩盲目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直接把公司整垮的,有对赌赔进了公司控制权的,也有欠了一屁股债还在排队等过审的。经历了百转千回,老齐的企业终于在两年前成功上市,身家也暴涨了N倍,然而自由和幸福却并没跟着暴涨。他一天比一天忙碌,永远出席不完的会议,应酬不完的客人。他的烦恼也与日俱增:他的高管们在股票解禁后纷纷卖股离职另起炉灶;因为发展战略上存在矛盾,有投资人开始想方设法争夺企业控制权,他开始担心当儿子养的企业最后变成了别人砧板上的猪;更让他操心的是他25岁的儿子,这个儿子好像是专门养来和自己作对的,儿子在外面干的每一件事儿都让他不能接受,比如他最近喜欢上了一个网红;他还担心自己的太太,他和太太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为了上市,只得百般做戏,他在外拈花惹草的把柄都攥在太太手上,并被随时拿来要挟他,太太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被塞在公司里作威作福,他每一秒钟都想摆脱他太太,但代价大得让他心痛;成了公众人物之后,社会上各种机构通过他的上级、领导甚至政府跑来找他要捐助支持的更是络绎不绝。

他渴望的自由和幸福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到来。

根据胡润百富榜的统计数据显示,财富自由门槛比去年上涨50%,其中一线城市达到2.9亿,二线城市达到1.7亿。我对这组数据的可信度非常不以为然,财富自由从来都是伪命题。因为自由取决于个体感受,个体感受来源于差异巨大的个体价值观、消费观、信仰、背景、社会角色和行为偏好,从未有人可以明确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定义财富自由,就像老齐这样远远超过胡润所谓财富自由的人却一点不自由。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究竟来自人性,还是来自社会?自由是内在的还是外化的?自由究竟是轻松的,还是一种更加沉重的负担,令人试图逃避?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的原动力到底是高贵的能力和旺盛的精力使命,还是人性的弱点和无力感使人迫切希望获得?

什么是自由?

对自由的定义有着上千年复杂的哲学争议,大概有记录的定义不下百种。通常对于社会个体人而言,自由是指他希望、要求、争取的生存空间和实现个人意志的空间,这个空间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外部环境,也包括取决于个性、欲望、财富、世界观、价值观及理想观等个人内在因素。自由就是人类无约束地获得利益和幸福的意识和行为。自由包括自由的意识和自由的行为,自由包含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自由有感性的自由也有理性的自由。亚瑟·叔本华在《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中把自由分成三种类型:自然的自由,智力的自由,道德的自由。

概念就不赘述了,毫无疑问,一百个人一定有一百种自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是生而要受自由之苦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不自由。学者R·N·安森在《自由的含义》中指出:人从人与自然的原始一体状态中获得的自由愈多,愈成为一个“个人”,他就愈别无选择,只有在自发之爱和生产劳动中与世界相连,或者寻求一种破坏其个人自我完整之类的纽带与社会相连,才能确保安全。

首先,让我们看看自由背后的权威与归属

通常我们能感受到外部权威(比如神明、领袖、权力)和内在权威(比如责任、良知、恐惧)。考量自由必须要了解个体和权威的关系。

当孩子从母体的脐带上脱离的那一刻,个体化的进程便正式开始。个体化的进程是自我力量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孤独日益加深的过程。面对越来越广阔和变化的世界,个体独立的存在就产生了无力感和焦虑感。为了克服孤独与无力感,个体会产生放弃个性(Individuality)的冲动,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里。这种冲动必然带有臣服的特征。权威和臣服于权威的“儿童”之间的基本冲突永远不会消除,“儿童”可能在意识上感到安全和满足,但在潜意识中,他却认识到其代价便是放弃力量与自我完整。臣服的结果既加剧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又制造了敌视与叛逆的情绪。如果“儿童”更加自由地(free to)发展并表达个人自我,不受那些束缚纽带的限制,那么他也会越来越远离(free from)为他提供安全并树立信心的世界。个体化日益加剧的分离可能导致寂寞的孤立,产生紧张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在个体化进程自发进行的同时,一些个人或社会的原因也许妨碍了自我的增长,这种结果使人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从而导致了心理逃避机制的产生。(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1941)

老齐还是小齐的时候就是个不成功的叛逆少年。他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父亲贪酒,经常打骂老婆和孩子们,家里四个孩子,排行老三的小齐从来就是最不起眼的那个;成长在动乱的年代,他也没什么机会好好读书,后来哥哥姐姐顶替父母的名额进了工厂,18岁的小齐无所事事就跟朋友跑到广东打工。他非常厌恶父亲的暴力,但又害怕他。生存和节俭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他的内心非常渴望安全感。广东的环境让他把获得财富当作终极的奋斗目标,在他看来只有财富才能让他获得关注和尊重,获得安全感和自由。在获得财富的过程中,小齐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他自己的存在,就像他童年没有感受过自己的存在一样。他在忘我的工作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而他甚至害怕想到他自己,那个曾经无足轻重的自己。

人在生物学上的弱点,恰是人类文化产生的条件。解决个体化的人与世界关系唯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是: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以及人自发地活动—爱与劳动,把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的人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然而,如果整个人类个体化进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没能为个体化的实现提供基础,人同时又失去了为他提供安全的那些纽带,于是人便产生了逃避这种自由的强烈冲动,或臣服、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借此摆脱不安全感,哪怕以个人自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1941)

弗洛伊德认为人性中的非理性及潜意识因素以及整个性格结构,是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作出的反应。弗洛伊德接受了传统的人和社会基本冲突对立的观念及传统的性恶论。他认为人基本上是反社会的,社会必须驯化人。在社会对人的自然冲动的压抑下,被压抑的冲动变成具有文化价值的奋斗动力(Strivings),而且成为文化的人文基础。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则提出人和社会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的,引起人性格差异的冲动,如爱恨、贪求权力、渴望臣服及沉溺于恐惧或感官享乐等,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社会不但有压抑功能,而且有创造功能。人的天性、激情和焦虑都是一种文化产物。人性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产物,但也有某些与生俱来的心理机制和规则。性格的形成有静态适应与动态适应。经济制度决定了人的生活模式,生活模式又决定性格特质。深植于人类生活模式的本质与生活实践中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人只有同他人合作才能生存下去。人的主观自觉意识也使人迫切地需要“归属感”,哪怕需要放弃自由。

然而,获得财富之后能否获得自由?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人民的名义》开始时侯勇扮演的那个大贪官,两亿现金藏在整面墙里,一分都不敢花。当获取财富之后无法通过财富和社会建立有效的连接,财富便和废纸无异,并不能带给贪官安全感。相反,因为非法的财富对于贪官是反权威的,会破坏与原有权威之间的归属关系,反而变成更大的不安全感,这个数字越大,不安全感就越强烈,自由更无从谈起。可见财富多并不等于自由。

学者C·E·特林克豪斯在《逆境中的贵族》中这样描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富有的贵族和市民:他们的经济生活和财富给他们提供了自由感还有个性感,但恰恰是这些人又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即中世纪社会结构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更加自由,也更加孤独。他们利用权力和财富,遍寻生活的快乐,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受到这场争夺权力和财富的生死之战的毒害。个人陷入强烈的自我中心里,贪求权力和财富,永无止境。

人的潜在的不安全感源于个人在一个敌对世界里的独立状态。瑞士史学家布尔克哈特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疯狂追逐名声的个人性格特征,把个人的生命从受束缚和不稳定的状态提升到坚不可摧的状态。如果同代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并希望自己流芳千古,那么借他人的价值判断反映,他的生命就有了意义。

老齐的财富并不能带给他自由。他从小养成的极度节俭的习惯,让消费财富都变成一种痛苦。虽然拥有巨额财富,他仍会坐经济舱,依然喜欢享受免费的各种优惠,并从中获得快乐;吃广东的大排档也是他的爱好,创业时和伙伴们一起在大排档宵夜喝啤酒的情景让他幸福无比,无论怎样豪华的餐厅和山珍海味都无法让他找到那种感觉。他也同样没有能力经营好自己的家庭,童年时的家庭关系让他对自己的小家有种天然的无力感,他甚至不了解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既无力建立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又害怕分离带来更大的孤独和财富的损失。这种无力感让他离自由和幸福更加遥远。

而面对可能失去的企业控制权,才是最让他痛苦的。他害怕那种无所事事和无力掌控的迷茫的感觉,他很想抓住自己可以把握的东西,而只有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他才能找到归属和自由的快乐。他也享受企业和财富为他带来的名声,那个从小籍籍无名的他在企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他会把能找到的印有他名字和照片的杂志报刊小心翼翼收藏起来,他会在企业里摆满他和各种名人的合影,这让他感到他的存在,那种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都未曾感受到过的存在。他知道他必须奋起捍卫他的存在,而在这个存在面前,自由变得毫无意义。

如何获得自由的救赎?

自由和幸福就像一对美丽的孪生姐妹,追求自由总是和追求幸福密不可分。回到财富的主题上,财富可以带给人的自由如同幸福一样,是边际效益递减的。一旦翻越某个平衡点之后,财富带给人的自由就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财富越多,自由反而越少。于是拥有变成了被拥有,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并不自由。

但提升自由并不是无解的,提升自由与提升幸福一样可以通过积极的方式来实现。幸福取决于关系,自由同样是取决于关系。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学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把自由划分为“积极的自由(positive liberty)”和“消极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消极的自由指“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即在行为上摆脱本能决定的控制;积极的自由则指“自由的发展”。自由根植于全部人格的完整与力量中,因而也受自我增长中存在的局限限制。而发展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是与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前提。

所以个体除了通过臣服避免孤独和焦虑之外,还可以通过一种良性而非冲突的方式,即:与人和自然的自发联系,这类联系的本质体现就是爱和劳动。在爱和创造性的工作中,人的自由才能不断地获得发展。

作者冯媛,中欧家族传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欧首善财富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欧家族办公室首席架构师课程执行主任。

本文详见《家族企业》杂志2017年5月刊,版权归《家族企业》杂志所有。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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