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教育大省，也是民办教育大省。

据《河南民办教育蓝皮书：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2025）》，河南省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69万所，占全省学校总数的48.3%。比例远高于全国水平。（《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总数的比例32.52%。）

在豫北平原，延津县，曾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兴办教育，形成了公办、民办相互补充、良性发展的格局。

吕永茂创办的河南新乡延津县城北学校（下文简称“城北学校”）在这一背景下快速发展。

2025年，城北学校斥资2000万，为高中部所有班级配备智慧课堂。

一时间，办学成本激增。吕永茂却坚信，学校要继续发展，这一步是必走的。

第一次见吕永茂，他看起来并不像个企业家。他说话语速慢，话不长、词句简白，很少主动延展。

被问到身份时，他没有用“董事长”或“教育人”来定义自己，只是简单说了一句：“以前是农民，这些年办了这个学校。”

而在这句话之外，吕永茂已经在民办教育这条路上走了二十余年。

“办学校造福一方，是好事”

黄河故道，沃野平畴。

出新乡东站乘车东南而行，车窗外，微风过处，麦浪芃芃、绿波无垠。途间，耸立在麦田里的巨型金色麦穗雕塑格外瞩目，其下有字“中国第一麦·延津”。

沿省道继续行进，穿延津县城，至树人大道。民安街与龙潭街相夹之处，城北学校坐落于此。

校园外围，樱树红英落尽，幼果初生。主楼之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八个红字，赫然成排。

主楼旁侧，高中部区域，一楼角落是董事长室。桌椅、几案、立柜，办公室陈列简单而紧凑，内设两个工位，其中一个是吕永茂的。

采访过程中，吕永茂更多时候以“农民”自称，与父辈、祖辈一样，生在延津，长在延津。

他出生于1964年，“书念到了高中，没考上大学，就回家种地。”

在那个年代的延津乡村，高中毕业的吕永茂已算得上少有的“文化人”。回乡几年后，他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在那之前，他以为自己会种一辈子地。在其看来，是时代和教育给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

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延津县城不断外扩。吕永茂所在的三里庄村也从近郊日渐成为城区的一部分。

作为村支书的基层工作经验，使得他对区域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变化有着敏锐的感知。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县域社会结构迅速变化：大量青壮年离开，孩子留下；家庭功能收缩，学校功能被迫前移。

而彼时的公办教育体系尚未完全覆盖寄宿需求，大量农村学生和随迁子女陷在“留守失管、上学不便”的境况中。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批民办学校应需出现。它们提供住宿、强化管理，在公共教育之外，承接起一部分被“溢出”的需求。

吕永茂创办的城北学校，正是诞生于这一轮结构性缺口之中。

“那时候公办校没食宿，农村孩儿上学太费事。办学校造福一方，是好事。”

提及办校原因，吕永茂这样说。

2004年，国务院颁布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当年，吕永茂投资延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食宿建设，同时也在为办学储备师资。4年后，城北学校开班招生。

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办学。

早在1995年，为了解决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难题，吕永茂在自己家办起了幼儿园，收费仅15块钱一个月。

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实施，明确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吕永茂办学背后是最朴素的想法，“看到乡邻有需求，尽自己一份力。”

只是每一步，都切中了时代的脉搏。

“时代变了，民办校得到新办法”

应需而荣，应时而变。

2008年开班招生以来，城北学校规模稳步增长。2020年，高中部开始招生，学校由九年一贯制转为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在校师生突破8000余人，成为新乡市规模最大、口碑最扎实的民办教育综合体之一。

快速发展之下，社会变化也让吕永茂压力倍增。“十四五”期间，延津县新增学位1.9万个，而学龄人口结构性变化显著。

“以前学生多，学校少，现在是学校多，学生少。”

在吕永茂看来，民办学校发展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向。他认为，民办学校角色定位必须要转变，要从“数量补位者”变成“质量参与者”，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

“时代不一样了，民办校得找新办法。不然的话，生存都是问题。”

方向清晰，而困境也横在面前。

城北学校高中部招生为第三批次，招生对象主要是中考排名2000名以下的学生，基础薄弱，学习习惯参差不一。

“学生底子比不上其他学校，要想反超难度大。”

在他的判断里，无法在生源端取得优势，学校就必须在教学端寻找突破。

而师资方面，35岁以内教师占比高达70%，经验有限，传统教学模式又难以突破质量瓶颈。

出路何在？

吕永茂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投资2000万，为所有班级建设智慧课堂。

2025年7月，他带管理层前往科大讯飞郑州总部考察后，随即全面开展建设、培训应用。

没有试点、没有讨论、没有向学生分摊一分钱，一次性为高中部全体师生配齐智慧课堂终端，完成课堂教学环境升级。

暑假前对学生进行简单培训后，便让学生将智慧课堂学生机带回家，辅助假期学习。

“难肯定是难，银行还有一个多亿的账没还上。再难，也得把最好的工具给学生、给老师。教育得撵上时代。”

这位年过六旬、自称“不懂高科技”的“农民校董”有着超乎常人的决断力。

提到这一点，“00后”教师张振东激动不已。

“我们在延津县可是唯一一个用平板上课的学校！我们都惊呆了，没想到吕董对教学这么舍得投入！他对自己可抠，上下班骑自行车，听说还在食堂捡过学生扔的剩馍，撕撕皮儿就吃了。”

对此，吕永茂赧然一笑，“我这个岁数的人，过过苦日子，就怕浪费。”

而面对“未经试点就全面建设”的疑问，吕永茂端了端身子，神情严肃起来。

“这个时代得相信科技，科大讯飞研究教育二十多年，全国恁多应用校，产品经过验证哩！既然管方便老师、学生，好用就赶快弄起来，零敲碎打能中啥用？”

“对于老师绝对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2025年暑假，学校针对高中部教师开展多轮培训，人人过关、达标考核。细致且完善的培训，让53岁的语文教师韩明保放下心来。

“毕竟年龄算大了，我光怕弄不成、学不好。讯飞公司来人培训好多回，回答可详细，随叫随到，真学起来也没恁难。对于老师绝对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在韩明保的观察里，学生对于新工具的适应几乎不需要时间，“他们用得比老师溜”。

而比起给教学带来的便利性，他在意的更多是系统里的大量的优质资源。

“里头资源可多，给学生减少负担了，不要买资料啥的，里头的东西够用，这一点真是为了学生考虑。”说到此处，韩明保面露自豪。

曾经近20年的乡村校从教经历，让他对学生的经济负担格外敏感。而在城北学校，乡村学生占比高达70%。

“00后”化学教师杨梦洁也曾是其中一个。2023年，她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任教。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时候缺乏教学经验，也是我第一份工作。”回想适岗过程，杨梦洁这样说。

为了维持课堂秩序，她时常通过“威压”的方式，而效果并不如意。

“现在的学生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吼是没用的，要哄着，给情绪价值，想办法激发兴趣。”

在她看来，智慧课堂恰恰是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

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学生的状态让杨梦洁感到诧异。“以前开学回来，学生大脑像宕机了一样，不在状态。学生机带回家，学生假期学习是连续的，‘假期综合征’的情况明显减轻了。”

而接下来秋季学期的教学感受也出乎她的意料。课堂教学自然而然推进，新的教学工具“好像原本就存在一样”。

在杨梦洁眼里，新的教学方式本就应该属于这个时代的课堂。

“效率高啊！课堂检测反馈非常快速，学情立马就能了解。化学课有很多结构式，手画就比较浪费时间，用智慧课堂呈现非常清晰直观。学生喜欢，课堂氛围很好。”

这样的感受，有着10年教学经验的数学教师位伟同样深有体会。

“学生练习会比较方便，还能反复去学。”位伟说，以前布置“一天一道题”的练习，她得自己找题、抄两份，交给两个班的课代表写到黑板上，学生再抄下来。“现在从系统选题，一键推送，老师和学生都省时省事儿。”

更让她觉得实用的是学情反馈。“客观题直接出正答率，出错名单一目了然。以前当堂改作业，我只能靠脑子记这个班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现在清晰多了。平板里面积累的错题题库，系统会根据出错方向推送同类题。学生针对性地练，不会的练透了就是进步。”

在位伟看来，智慧课堂“让学生更有学习兴趣、更主动，也让愿意学习的学生更有抓手。”

“让师生有收获，钱就不白花”

对于智慧课堂，吕永茂的期望并不在于短期提分。

“学生学习方便，老师上课方便，用起来、用得好，上课能因材施教，让师生有收获，钱就不白花。”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吕永茂眼中，教育是一项特殊的事业，需要情怀、更需要时间。

“教育跟旁的不一样，指着换个工具，马上能咋样咋样，那肯定不中。就跟种地一样，工具跟上，功夫到位了，产量就上来了。”

谈到智慧课堂目前的应用情况，高中部校长赵云云补充道：“我们的学生底子薄，吕董以前总说不能‘满堂灌’，要看学生‘消化’的情况调整教学。用上智慧课堂之后，教学内容和节奏的调整有数据参考，数据一清二楚，因材施教落实容易，老师和学生也轻松点。”

尽管学校要求学生中午回宿舍休息，午休时间每个班级依然不乏留班学习的学生，而几乎每个学生的桌面上都立着学生机。

“学生机能帮我整理错题，里头还有微课视频，想听几遍就能听几遍。碰到不认识的英语单词，打开里头的词典，读音、意思、例句这些都有，非常方便。”讲起学生机的功能，高三学生旭冉言之滔滔。

对于高一学生国琳来说，用学生机学习是件“很酷”的事情。这样的感受，来自于使用体验。

面对同学“阅读数据排全班第一”的赞美，国琳打开系统界面，展示了自己的阅读数据，打趣道：“不要钱的书看着爽呀！这里头又没游戏，不学习还能弄啥？”

在同班好友珂旺眼里，国琳是匹“黑马”。“他以前孬得很，现在可好学习，连午觉都不睡。”

听到珂旺的话，国琳不好意思地笑了，“以前不懂事，那时候还把老师都气跑。现在长大了，知道干了。”

在他的回忆里，父母和老师的包容和耐心给了他成长的时间。“那时候真孬，上课不想听，连刷牙叠被都得老师教。”

谈到未来，国琳说：“俺学校跟老师恁好，以后就想好好干，能上个大学，找上个好工作。”

一个简单的心愿，也正是吕永茂办教育的初心。

交谈中，他给算了笔“账”。

“一个学生背后是一个家庭。高中部有3000多个学生，全校有8000多个学生，8000多个家庭的未来。这些孩子以后要走上社会，他们啥样，未来延津就啥样。”

规模越大，责任越大。在吕永茂眼里，走过“补位”时代的民办校，亟需跟上时代发展。

2000万投进课堂，看起来是一笔沉重的成本，但在这个“农民校董”的“账本”上，更像是一笔“种子钱”。

泥土里打过滚儿，吕永茂知道一粒种子从埋进土里到结出麦穗，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更需要在关键的时候，给够养分。

而这些种子会在未来很多年里，持续长出果实——长在学生身上，长在家庭的盼头里，也长在豫北平原的未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