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予弌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向往宁静、悠远、离群索居；另一种喜欢热闹、多样性、在人群中扎堆。

前一种人，好比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四季变换，思考“我为何生活”；后一种人，不用举例子，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此类。

对于大多数人，世外桃源不过是成人的童话。

木心：《成人的童话》

一

多少人生活在大城市，与其说是性格使然，不如说是职业的推动。在农业社会，就算农民想到城市里，也不可能每天在农田和酒肆之间来回奔波。而到了现代社会，即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和服务业的绝对比重，注定了人潮的流向。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和别人的交往来传播知识。同时，也从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获得知识，从而更好地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换句话说，从前，生性再喜欢热闹的农民，都不得不居住在农村与土地为伴；现在，性格再内向的教授，也必须在最低限度上与人交流和开会。

人的另一个天性，是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而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

其中的道理在于，在一个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者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不需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也足够多。这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而专业化程度又反过来提升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质。

二

在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四通八达，是生活最为丰富的地段，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一定要抢占市中心的位置，挤出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间来回奔波，本身也是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买更贵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决定。

大量的企业在大城市扎堆，特别是集聚在中心城区，是为了交流的便利。那么，有没有可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面的需求减少了？部分是有的。比如说，人们可以在家办公，通过远程通信方式与同事和客户打交道。人们要与朋友交流，可以打电话、发微信。但实际情况是，线下和线上交流两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补”的。比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见过面的朋友，刚开始会与一个人在微信里交流，接下来就是面对面的讨论更有效率。

线上的交流实际上会产生更多的线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术只是节省了与某个特定朋友见面的次数，但却可能催生了与更多人见面的需要。

三

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费当中越来越多的比重是网络满足不了的，包括听音乐会、看演唱会和画展，包括所有体验经济，即使和朋友喝咖啡这样的消费也只有在特定的咖啡馆环境中进行。市中心不可替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老建筑和街道所带来的感觉。你坐在那里喝咖啡的时候付的钱只有少部分是咖啡的价格，绝大部分实际上是在购买那个“感觉”。人越有钱越会购买“感觉”，吃饭穿衣的需求都会趋于饱和，而体验经济的消费是不断提高的。

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趋势是，“消费型城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成为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新增加的消费更加需要见面和体验。你将更多地去看话剧和电影，减少在家里看电视和碟片的时间。你也更加多地出席化装舞会、去健身房，更少在家里和朋友在网上聊天。

如果我说的是错的，那么，你就不会看到那么多人愿意花很多的钱，在下班以后带着疲惫的身躯赶到商学院的课堂里去上课，而不是在网上看教授的视频。如果我说的是错的，你也就不会看到，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迁，并且还要花很贵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

四

更说明问题的现象出现在日本，日本的全国人口在下降，而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却在上升。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只需要看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了。越是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越高。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仍然愿意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核心区。

因此，不要以为，在北京和上海现在出现的搬离市中心的趋势是长久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通过住得远些，从而住得大一点，这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但这种搬离大城市的趋势在上世纪的80年代的中期就已经在美国终结了。而在东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开始出现人们重新搬回中心城区的趋势。

这里面的道理还是前面说过的，人们越来越需要住在市中心，来接近空气里弥漫着的知识、信息和技术。同时，也是为了享受市中心无法被替代的丰富生活。与此同时，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人们不愿意将时间花在路上。

五

尽管如此，国家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这件事上，也有颇多政策。

看看印度吧，这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也采取措施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把政府所能控制的产业往中小城市搬。结果呢？大城市还是在发展，只是他们的大城市发展的产业结构大量是信息技术等产业，这些产业吸纳农村移民的能力不强。结果就是，印度成为了“两个印度”，城市并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就业的功能，而落后的农村没有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它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

可见，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没什么国际经验，即使有，也来自屈指可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简·雅各布斯写下《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她的斗争对象就是当时追求低密度的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历史证明，简是对的，美国城市正在为低密度而支付昂贵的代价，也驱动人们重返高密度且更有活力的大城市。

六

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背后只是两个大字——“人性”。陶渊明曾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千百年来最好的诗，现代人何妨做这样的解读，偶尔厌倦了大城市的各种病，那就去用内心的安宁来治，“心远”即可，而未必是归隐山林，更不是把城市建得像农村一样。

总之，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怕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