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氨基观察

双抗 ADC、双载荷 ADC 的研发热潮与管线拥挤，比预期要来得更早、更迅猛。

2026年AACR大会上，ADC依然是肿瘤领域最密集、最活跃的研究方向。此次大会公布的ADC相关摘要数量已超过400项，较去年翻倍增长。

伴随数量激增的是下一代ADC赛道的快速拥挤。在这一轮扩张中，双抗ADC与双载荷ADC占比明显提升，多靶点、多载荷组合管线数量已超过100款。

下一代ADC研发热度飙升的背后，同质化内卷已悄然显现。从已披露项目来看，靶点选择仍集中于B7-H4、TROP-2、HER2、EGFR、c-Met等成熟抗原的组合，载荷同样以Topo I抑制剂为核心，叠加MMAE、RNA Pol2抑制剂等做固定搭配。

在这场抢占ADC“双打”制高点的研发竞赛中，没有药企愿意甘落下风。但要警惕的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多一个靶点、多一个载荷意味着更高的技术复杂度，以及安全性挑战，当前技术体系仍有诸多关键问题有待解决。

随着技术的迭代、临床的推进，或许不久我们就将看到下一代ADC的大浪淘沙时刻。

/ 01 /数量爆发

事实上，在2025年的AACR大会上，双抗ADC与双载荷ADC已开始集中出现。2025年，共有44项双抗ADC、14项（13款产品）双载荷ADC的研究报告。

到了今年，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靶点、载荷组合的类型上都明显增加。从AACR 2026披露的摘要统计结果来看，双抗ADC与双载荷ADC相关研发已超过100项，其中既包括去年已披露管线的后续临床进展，也包括大量首次公开的早期资产。

在新公布双抗ADC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靶点组合。如百奥赛图的BCG045（TROP-2×MUC1）、BCG044（EpCAM×HER3）、海思科的HSC00189（FRα×CDH6）等均是此前未公开过的ADC靶点组合，还有多禧生物的EBV/EGFR的靶点组合在双抗上也较为少见。

而在双载荷ADC方面，此次展出的管线也有新尝试。上海亲合力生物选择的TOP1i抑制剂+TLR7/8激动剂组合是新出现的组合，映恩生物的DB-1326双载荷中则包含自身专利——海鞘素衍生物。

更激进的设计则是双抗+双载荷，多禧生物的DXC018、信达生物的IBI3028、康宁杰瑞的JSKN021均是双抗双载荷设计，其中JSKN021由EGFR/HER3双抗与新型Top1抑制剂(T01)和MMAE偶联而成，近期，该药治疗晚期实体瘤的临床申请已获得CDE受理。

与管线同步增长的是参与其中的药企数量。可以看到，当前该领域仍以Biotech为主导，但能看到逐渐加入的MNC身影，如安斯泰来、阿斯利康、强生等已有管线或合作项目在大会上展出。而就在4月14日，礼来宣布以3亿美元收购Cross Bridge Bio，获得其双载荷ADC平台及核心管线资产，参与其中的MNC又增加一位，进一步印证赛道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药企在该领域的表现同样亮眼。百奥赛图、宜联生物、多禧生物等已完成多靶点的布局，多款管线已顺利通过IND。强生的EGFR/cMET-双抗ADC JNJ-95437446，其关键连接子与载荷CPT-113来源于多禧生物，这意味着，中国创新药企已深度参与全球下一代ADC研发版图。

无论从管线规模、靶点组合复杂度，还是企业参与度来看，双抗ADC与双载荷ADC赛道已经十分热闹。

/ 02 /同质化已经出现

与抗体药物一样，ADC药物的迭代，核心也是突破单靶点/单载荷的临床局限。

尤其是在实体瘤治疗中，由于异质性等原因，单一靶点在结合抗原能力上具有局限性，且随着治疗进展中伴随的抗原表达下调进一步限制了临床疗效。单载荷的治疗瓶颈同样已经显现：靶点丢失后内吞效率下降，以Top1为代表的载荷出现耐药问题，也成为临床亟待解决的痛点。

因此，在靶点和载荷上升级是最直接明确的思路，并且，随着ADC的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意味着很多患者会产生耐药，存在巨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这驱动着全球药企，加速下一代ADC的布局。

研发热度飙升的同时，同质化内卷已悄然显现。

在实体瘤治疗中，EGFR、HER2、TROP靶点是最常见的，因为这些靶点在多种实体瘤中都有一致性的高表达。此外，B7-H3、c-Met、CDH17、CLDN18.2等也是常见的靶点组合。

即便是更复杂的设计，也未能真正跳出框架。安领科生物的PD-L1/VEGF/B7-H3三抗ADC ALK208则在双抗的基础上，融合了VEGF，参考当前临床的应用。临床前数据显示该产品能有效抑制血管生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PD-1的抑制效果。

但从目前披露的管线来看，靶点组合的选择依旧保守。此次大会公布的摘要中，B7-H3/PDL1双靶ADC有2款，EGFR/HER2有5款，EGFR/c-Met、Nectin-4/TROP-2组合管线更是达到6款。其中，拓济医药的TJ111、道尔生物的DR319-DP甚至是同靶点、同载荷的组合。

尽管双载荷ADC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同质化现象同样存在。

此次公布的管线中，Top1抑制剂、MMAE是最常见的选择。Top1抑制剂的选择基于其高效的细胞毒性，在早期临床前研究中能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MMAE则更多扮演解决耐药的角色，利用其强效的杀伤能力及成熟的Linker技术（通常是Val-Cit连接子），配合另一种机制的药物，追求1+12的抗肿瘤效果。

双载荷ADC在靶点选择方面也选择了保守路线，共有8款产品选择HER2。

当然，同质化并非偶然，在偶联技术、毒性控制与CMC复杂度的约束下，药企更倾向于围绕已被验证的靶点与载荷进行“确定性优化”。这也导致，无论是“1+1”的双抗模式，还是“1+2”的双载荷模式，赛道迅速拥挤。

/ 03 /临床价值才是终局标准

目前，已有多款双抗、双载荷ADC产品展现了积极的数据。

比如君实生物的EGFR×HER3双抗ADC JS212，1/2期临床结果显示，4.2mg/kg和4.6mg/kg剂量组的ORR分别高达44.4%和50.0%，DCR均为100.0%。在HER2-乳腺癌和食管鳞癌患者中的ORR分别达50.0%和38.9%，整体安全性良好。

百利天恒的EGFR×HER3双抗ADC iza-bren已经在鼻咽癌、食管癌两项关键性3期临床研究中取得积极结果，还有共11项3期临床已经获批申请，2025年9月被CDE纳入优先审批品种名单，是双抗ADC中进展最快的。

相比之下，双载荷ADC进度稍慢，产品仍集中在临床前。阿斯利康自主研发的CD30 ADC采用Topo1i + MMAE双载荷设计，在临床前模型中展现出较好的剂量依赖性疗效，并在耐药模型中显示一定优势。

OBI Pharma进一步在AACR 2026中展示了其c-MET/HER3双抗A+双载荷ADC（OBI-221），尝试在双靶点递送与双协同杀伤两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叠加，在临床前模型中初步验证了抗肿瘤活性，但整体仍处于早期验证阶段。

但这些积极信号仅为少数样本，行业仍需冷静看待赛道热度。本次AACR大会中披露的ADC相关管线中，约80%仍处于临床前阶段，未来能够进入临床开发甚至推进至3期并最终实现商业化的资产可能并不多。

核心原因在于，当前相当一部分项目仍基于传统偶联技术路径开发，本质仍停留在结构创新。无论是双载荷叠加，还是双靶点组合，在连接子稳定性、体内半衰期控制以及毒性窗口等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也有多个双抗ADC项目因疗效未优于单抗ADC、安全性不达标，在1期剂量递增阶段即终止开发，如 Zymeworks ZW49、再生元 REGN5093-M114等。

当然，从研发规律来看，任何创新技术的爆发期都伴随拥挤与试错，下一代ADC同样如此。当前的管线扩张、同质化竞争，是技术迭代必经之路；连接子优化、载荷创新、偶联技术突破、临床价值验证，则是穿越周期的核心竞争力。

大浪淘沙之后，真正能克服耐药、提升疗效、降低毒性的下一代ADC产品，也将从日渐拥挤的赛道脱颖而出。

说到底，任何前沿创新药技术的发展，关键不在于管线数量的多少，而在于能否真正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