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方

王石近年有点“点儿背”。从2015年底到2017年中，关于王石与万科的新闻不断，而且多数对于王石来说都是负面消息。资本市场的“野蛮人”不断举牌，“宝能系”“安邦系”“恒大系”前后成为了万科的重要股东，以前一直在“华润系”保护下的王石突然有了危机感，“野蛮人”们要拿下王石已经成为一件稀松平常之事。这次王石真的“怒”了，想出各种办法来抵御“野蛮人”的威胁。最终由于“深圳地铁”接盘成为大股东，“华润系”退出，有效地阻击了民营资本家的“劫掠”，王石得以比较体面地退出，最终在他万科34年的董事长身份上画下了比较圆满的句号。

回顾近两年的“惊魂时光”，给大家留下了很不同的印象。在公众面前，王石似乎从一个“教父级”的企业家，忽然变成了一个资本市场的“莽撞少年”。中间的反差有点大了！当然我们知道，王石还是那个王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快速变化的社会也许使王石有点不太适应。我们还是希望能拨开现象看本质，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王石。

王石被公众所诟病并非第一次，早在9年前，汶川地震那次的“捐款门”事件，已经够王石“喝一壶”了。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动全国。临时成立的万科企业公民办公室紧急向灾区捐款200万元人民币。

晚上9点36分，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上回答网友提问。

5月14日，有网友跑到王石博客里质疑：“你也太虚伪了，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在各界纷纷解囊的情况下，仍一毛不拔，还谈什么社会责任？”在众多网友看来，万科此前捐出去的200万，对于这家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大佬级企业而言，依旧被视为“一毛不拔”。

王石立即回复：“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

5月15日凌晨，王石熬夜回复：“不少帖子列出捐款超过1000万的企业名单，呼吁万科再多捐点，”“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合适的数额。”他还说，万科内部还规定，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

王石显然误判了当时的局势，一天之内，“王石成了十恶不赦的吝啬小人”，“虽然登上珠峰，但是你的高度还没有坟头高”，作为一个资深网民，王石这时感到，这是“万科史上最大一次公关危机”。

其实那次事的责任不在王石，本来为灾区捐款完全是企业的自愿，不能把本应国家承担的义务都转嫁到企业头上。最后变成所有企业的“被捐款”，不捐还被上升到“道德”问题。那是第一次把本来很有企业家“情怀”的王石，数落成了“小人”。真是欲哭无泪。

社会公认王石是最有情怀的企业家之一。这些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不少事实依据的。比如，他在很早期万科股改时，就放弃了大量股权；又比如他很愿意放权，很早就培养经理人走上领导岗位，自己退居幕后；还比如他不惧体弱年迈，爬遍了世界七大洲最高峰；还有他非常喜欢学习，在年近60时，出国深造等等。这些一般企业家想都不敢想的事，王石做到了。当然有些事情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比如爬山和退居二线的事。

从1994年到1997年间，他的心肌功能严重有问题，腰椎还有个血管瘤，压迫左腿神经，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医生说他随时可能瘫痪。

但“病人”王石在辞去总经理的最初日子里，“作为一个习惯了强势，又愿意亲力亲为的人，免不了有伸手去指挥一把的冲动，如果继续在公司待着，肯定会没事找事。”

他选择了疏远自己和管理层的距离，离开公司，去游历西藏，登山探险。而登山者王石，其实早在1998年就诞生了，不过从此时起，他登山之旅更为频繁了。

王石自己说：

登山和生病是有关系的，想着赶快去趟西藏，一旦瘫痪，你坐轮椅就不方便了。偶然之余，也有内在的逻辑驱使，现代企业不是靠人，而是靠智慧，靠团队，你不会放手了就还在那儿坐着，不会的。我感觉我的生活在做加法，而不是减法。你去登山探险，丰富了生活，显得你与众不同，甚至实现你儿时的一种梦想，到野外去探险，去实现个人自我的价值，去和大自然亲近。从这点来讲，这是个人自我的一种表现，非常非常自我，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可见，真实的逻辑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去登山；又因为要锻炼，必须把日常性工作交出去，才有了“放权”培养接班人。尽管有一连串原因，我们也不能排除王石骨子里的“英雄主义”，以及他脑海深处的“民主”思想。

再比如王石较早放弃股权和希望学习深造，其实也是有偶然有必然。从1988年万科改造成股份公司，王石一直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48岁的王石，终于决定，辞去总经理一职。这不是一时性起，而是王石深思熟虑的决定。

王石自己说：

20世纪80年代创立企业时，我的目标很明确：建立一间新型公司……对于如何开拓业务和建立新型企业制度，我的大脑每天都充满了想法和激情，公司的管理层跟不上我的思路，但另一方面我又时时感到自己半路出家的压力。毕竟没有受过工商管理的专业训练，我一直很想有深造的机会。当时没什么危机感，毕竟80年代下海经商一族的文化层面都不高。但到了1992年之后，经商下海一族的文化层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2派企业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权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当时市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有危机感——脑中的想法越来越少，更有甚者，到了1998年，构思的周期要长达半年时间。怎么了？我不得不反省自己。

2010年，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邀请王石去给EMBA学员上课，前来邀请的商学院副院长陈慧珠女士说：“你个人的经历和万科的经营之道是很好的案例。”

这时的王石，经常在各地论坛讲演，分享万科故事和自己的商业经验，讲多了，自己突然很想正经找所大学，做个商学院老师。这次陈慧珠邀请，一拍即合。

但教了两个班的课，王石渐渐感到，“仅凭企业家的个人魅力来掩饰学识不足，是对自己、对学生、对学校的不负责任，”于是有了“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念头。

很快就有了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机会，7月，王石在香港会见了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助理主任米尔先生。交谈中，万科的经营理念，尤其是把“不行贿”作为经营底线的理念，得到凯博文的认可：“哈佛欢迎你，来吧！”

哈佛学生王石，最初最耗精力的不是白天听课，也不是周末考试，而是晚饭后的公寓作业。波士顿的冬天很冷，老式公寓的暖气不足，王石写作业前，先烧好开水，泡壶咖啡，暖身提神。

为了弄懂英文课堂笔记，王同学不免经常熬个通宵，次日一早，洗把冷水脸，热一杯牛奶，两片烤面包，半个西柚，三分钟早餐，背上书包，去上课。

在很多人看来，王石这是何苦？放弃舒适的董事长生活，开始寒窗苦读，生活上做着减法，但王石看重的，是精神上做了加法。

王石说：

“对我来讲，恰好是我成功了，我有时间，我有机会，我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恰好是倒过来的，而不是说是因为我不成功，我搏一下。”

留学梦，到了60岁才真正开始。去学校学习，完全是因为我知识不够，尤其是现代企业方面。因为你到了学校去当老师讲课，讲的是现代企业制度，而它的逻辑就是西方的，对你来讲需要把案例从管理学的逻辑上好好梳理一下，所以首先你不是去当老师，而是要先去当学生，去学习。

管理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你了解吗？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是如何去做的——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需要从更深的一个层次哲学、宗教，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