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志阔 复旦大学全球供应链研究中心副主任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当前，中国外贸保持较快增长，贸易顺差处于历史高位，国际社会对中国贸易失衡和所谓“产能过剩”的关注持续升温。在这一背景下，“促进贸易平衡发展”的政策含义值得重视。

过去，进出口平衡更多体现为商务、海关等部门推动的具体工作。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出明确部署，并将贸易平衡与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吸引外资统筹纳入对外开放的整体安排，意味着政策着眼点已不只是对贸易顺差进行局部调整，而是要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的内在联系出发，推动形成规模更大、结构更优、利益联结更深的开放格局。

从政策表述的演进看，这一信号具有明确的连续性。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先后提出“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积极扩大进口，推进贸易平衡发展”。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这一取向概括为“在稳出口的同时扩进口”，并将农产品、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列为扩大进口的重点。

6月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进一步提出，推动贸易“向上平衡”、避免“向下平衡”。这意味着，不是通过压缩贸易和投资规模实现表面平衡，而是在人工智能、绿色转型、服务贸易和产业合作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空间，通过扩大相互开放和市场准入，做大经贸合作增量。

从“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到“推动贸易向上平衡”，再到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一条清晰的政策线索已经形成：贸易平衡正由部门层面的贸易政策，逐步上升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宏观政策取向。

理解这一信号，需要避免将贸易平衡简单等同于压缩出口、减少顺差。贸易平衡不意味着进出口规模在每个时期都要机械相等，更不意味着中国要削弱已经形成的制造业优势。所谓“向上平衡”，核心是在稳定出口、保持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开放市场、发展服务贸易和深化双向投资，做大经贸合作总量，深化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结。

中国不会因为外部对贸易顺差的批评而放弃制造业竞争优势，也不可能以行政方式为出口设定总量上限。真正需要调整的，是经贸关系长期建立在一方持续扩大货物出口、另一方持续积累贸易逆差之上的单一结构。未来应当让贸易伙伴获得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推动中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本地生产和供应链合作更深入地参与当地发展，并在服务业、新兴产业和技术合作中形成更加均衡、更可持续的利益分配。

这一政策调整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经过多年产业升级，中国出口结构已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转向机械设备、新能源产品、电子产品和各类中间品，贸易顺差的规模、来源和产业含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8.51万亿元的历史高位，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产品和高端装备出口持续扩大，是其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同年，我国对欧盟进出口总额达到5.93万亿元的高位，同比增长6%，且在2026上半年延续增长趋势。

随着中国制造业由与欧美产业的错位竞争转向正面竞争，贸易逆差问题日益与产业安全、就业稳定和技术竞争相互交织，“产能过剩”也由一个经济判断，逐步演变为欧美对华经贸政策的重要叙事工具。与这一叙事相互强化的，是欧盟近年来密集出台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关税，通过国际采购工具限制中国医疗设备参与公共采购，在《关键原材料法案》中设置单一第三国供应比例上限，实施强迫劳动产品禁令，等等。对华贸易失衡的关切，已不再局限于少数行业的贸易摩擦，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影响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结构性变量。

7月28日，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明确指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并强调贸易顺差主要是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在国际收支中的反映。政治局会议随后提出“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既表明中国不接受以“产能过剩”为由否定产业竞争力的外部叙事，也体现出中国正在主动调整开放方式，通过扩大互利合作，降低经贸失衡可能带来的外部压力。

更深层次看，贸易平衡从来不只是贸易政策问题，而是国内储蓄、投资、消费和产业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经济体的国内储蓄长期高于国内投资，通常会在国际收支上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也会使企业更加依赖海外市场。因此，真正可持续的贸易再平衡，不能主要依靠扩大政府采购或临时增加某些商品进口，更不能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优势产品出口，而必须建立在国内需求持续扩大、居民消费能力稳步提高、服务业开放不断深化和供给结构持续优化的基础之上。

正因如此，政治局会议把“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与“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统筹部署。扩大内需不仅是稳定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也是改善贸易结构、缓解外部失衡、增强中国经济自主性的长期基础。

围绕这一取向，下一阶段有望形成一套更加系统的政策组合。扩大进口仍将是最直接的抓手，包括动态调整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发挥进博会、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平台作用，进一步降低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制度性成本。服务业开放则更具结构性意义，需要在金融、医疗、教育、数字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形成更加明确、可落地的市场准入安排，使服务贸易成为改善货物贸易失衡的重要渠道。在双边和多边经贸谈判中，中国也可能更多采取扩大市场准入、增加进口、推动产业合作与促进双向投资相结合的方式，以合作增量化解存量矛盾，将贸易伙伴对顺差的关切转化为新的开放与合作机会。

事实上，贸易再平衡已在海关数据中初现端倪。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贸易顺差同比收窄4.7％。海关总署将这一变化概括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当然，单期贸易数据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汇率变化、国际经济周期和企业预期等多重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项政策。但进口增速快于出口，至少说明“稳出口、扩进口”的政策取向已开始在贸易结构中有所体现。

对企业而言，“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并不意味着出海的重要性下降，而意味着出海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一些企业出海主要是把国内生产的产品销往海外，依靠成本和价格优势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未来，企业将越来越需要在当地投资、生产、采购、就业和纳税，通过研发、品牌、服务、供应链管理和合规能力建立长期经营基础。

这一变化源于国内外环境的同步调整。国内正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对低价倾销、无序扩张和以量换价的容忍度明显下降；欧美则不断加强对低价出口、产业补贴和所谓“产能过剩”的审查。在这种双重约束下，以国内产能向海外市场集中释放、依靠低价迅速扩大出口的传统模式，既越来越难以获得国内政策支持，也越来越难以维持海外市场准入。

企业不能再把海外市场仅仅视为消化国内产量的销售终端，而应将其视为需要长期建设的本地市场、产业网络和利益共同体。未来企业出海的竞争，将由单一的产品价格竞争转向体系能力竞争：不仅要能够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还要能够组织全球供应链，适应不同国家的监管制度，处理复杂的劳资和社区关系，并通过本地研发、采购和就业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结。只有让企业发展与东道国的产业升级、就业增长和消费者福利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中国企业才能降低外部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在全球市场建立可持续的经营基础。

“贸易平衡发展”还将赋予大型出海企业新的功能。它们不仅是中国产品的出口者，也可以成为海外商品、技术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的组织者。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海外投资建立当地供应链，在扩大当地生产和采购的同时，将适合中国市场的农产品、消费品、关键零部件、先进技术和专业服务引入国内。由此形成的，将不再是单向的产品输出，而是出口、进口、投资和服务相互支撑的双向全球化。伴随制造业出海，金融、法律、咨询、认证检测、工业设计和数字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也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撑。

当然，对这一政策信号也不宜过度解读。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将设定硬性的贸易顺差控制目标，也不会为了追求表面上的贸易平衡而牺牲优势产业。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为了短期压缩顺差而采取行政性进口安排，或者通过限制优势产品出口人为“做低”顺差。这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贸易失衡，还可能损害企业竞争力和产业升级。更具建设性的方向，是在保持出口优势的同时扩大国内消费和有效需求，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和消费市场，增加有利于产业升级和居民福利改善的进口，并推动中国企业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