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尽管自然资源严重不足，韩国依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三十年前，韩国实现了向民主的和平过渡，成为一个有竞争实力的中量级强国。

今天，韩国拥有世界上最快的互联网和最长的预期寿命，还有最好的治安——这是一个在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放心于夜晚单独外出散步、而不会受到犯罪威胁的国家。

韩国拥有覆盖全面、先进的公交系统，韩国文化信奉快捷、友善的消费者服务，这一切使其成为世界上生活最方便的国家之一。

韩国的国民医疗卫生体系廉价而高效，他们的高科技医院吸引来自别国的病人，已经成为医疗旅游的新中心。

韩国还有全亚洲最顶尖的流行文化，连续剧、电影、流行音乐，都冲出亚洲，输出全球，影响力遍及世界。

韩国学生的分数、素质表现是世界一流水平。像现代、三星这样的韩国企业是所在行业的全球领导者。

明年，韩国将再次举办奥运。

但是，在所有好消息和惊人的成就之上，韩国人自己对未来却越来越悲观，特别是韩国的年轻人。

年轻人头上的四座大山：权威压制、性别歧视、孝道负担、裙带关系

去问问那些二三十岁的首尔青年，你会听到一连串苦大仇深的抱怨，而且，越是受过高等教育，越是在国外有留学或工作经历，其怨气越是浓重。

近年来，韩国年轻人开始将这个国家称为“地狱”。这肯定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可以看出韩国青年对社会的态度。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2016年世界人才报告”中，在“吸引与留住人才”方面，韩国排名第46，一共是61个国家，韩国排在印度、菲律宾等欠发达国家之后；在“生活质量”方面，韩国排名第47。

河承希于2011年离开韩国，现在在悉尼做护士。移民前，她在首尔最负盛名的一家医院工作。

“我最强烈的离职动机就是这里的工作环境、职业文化，”她说，“腐败很严重，很糟糕。想要进来做医生、护士，只能找关系，或者从某所指定的大学毕业。”

找关系、找路子、博取资格，这样的观念是从小就有的。

韩国青年自小就面临巨大的压力。从小学起，多数学生必须参加种种课外补习学校，以帮助他们超越同龄人，读书做题学习到深夜是家常便饭。

多年的努力只为了一个目标：高考，决定他们进入怎样的大学，定义他们的人生。

进入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他们要被送去服两年兵役。

然后，到了要找工作的时候，无论男女，韩国年轻人必须经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兼职工作、无薪实习工作，然后是企业聘用考试，之后才能得到一份正式工作，工作环境通常像军队一样等级森严，并且以男性为主导。

“性别歧视很严重，”河承希说，“任何男性职员都可以要求我给他端咖啡。团队聚餐的时候，我得坐在他们旁边，为他们倒酒。我感到很不舒服，但在韩国企业，这是很常见的公司文化。”

工资低、物价高，年轻人为了从微薄的收入里省钱，通常住在父母的房子里，直到结婚才搬出来。

孝道是韩国根深蒂固的社会风气和主流价值，可以迫使年轻人委曲求全，从事自己不喜欢的职业，维持自己厌恶的关系。

尊重权威、服从权威的文化——权威通常建立在年龄、资历上，而不是以能力为依据——令年轻人时刻受到压制，感到无奈和绝望。这种困境导致韩国在经合组织国家中自杀率最高。

首尔人河闵阳在美国读大学，在法国修成生物物理学博士。如今她住在巴黎。

“欧洲人尊重工作与休闲、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平衡，韩国人不管这些的，下班时间到了，上司要是不走，同事要是不走，你也不敢走，”她说，“你得融入集体，融入这种加班文化，不然，你在韩国就很难过下去。”

在这些个人压力之上，还存在一种社会氛围，就是政治体制已经破裂，国家为强大的权贵利益所左右。

朴谨惠丑闻事件令国民感到沮丧，韩国人对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的勾结、腐败痛恨又厌烦。施行民主后，韩国人希望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能成为过去，但是，正如这桩丑闻显示的那样，裙带关系、官商勾结、腐败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加深入、稳固、有力。

与过去的时代不同，今天的韩国年轻人，难以得到一份稳定的终身工作，而且，即使有这样的工作，他们也未必愿意做。他们从小像读书机器一样刻苦学习，学成后难道还要像父母辈一样在工厂干一辈子？当然不，他们需要薪水高的白领工作，但是，就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在韩国，这样的工作永远不够。

现在，韩国除了面临世界上最高的自杀率，还有世界上最低的出生率，以及其最聪明、最有能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选择移民海外。

“什么时候韩国男尊女卑的观念变了，倚老卖老、百善孝为先的价值变了，我才会回去生活。这种问题是靠政府解决不了的。”河承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