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张一诺

2026年1-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跌19.2%，基础设施投资下滑3.6%——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延续数十年的“投资于物”增长模式正遭遇结构性拐点。

比增速下滑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效率的拐点。据华泰证券测算，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2008年后不断攀升，即单位GDP增量需要消耗的资本投入抬升，传统“投资于物”驱动模式的边际收益持续收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投资于人”正在取代“投资于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新锚点。

“投资于人”远不止“花钱办民生”

市场对于“投资于人”仍存在不少认知偏差，有人将其等同于扩大民生福利开支，有人将其窄化为学校、医院等硬件设施投资。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投资于人”是一套完整的资源配置逻辑转型，其内涵远不止 “花钱办民生”。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将其划分为三层递进的内涵，核心是将“人”从增长的“工具”变为增长的“目的”与“核心动能”。

他对界面新闻表示，最狭义的理解是固定资产投资，即建设医院、学校、养老院等民生硬件，但当前中国民生硬件并不稀缺，真正的短板在于教师、医生的薪酬待遇，养老保障的均等化，技能培训的覆盖等“软件投入”；中间层是传统人力资本视角，即把人作为生产要素投入教育、健康，提升劳动生产率；而政策真正指向的广义内涵，是整个资源配置体系向“人的发展”倾斜，兼顾经济价值与人本价值，让物的积累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也表示，“投资于人” 不只是民生政策，更是一套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宏观政策组合。

他解释称，从供给侧看，当人口总量见顶、传统人口红利消退，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将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核心来源。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才质量红利”，是中国应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竞争的根本依托。从需求侧看，人的能力提升对应收入提升，收入提升对应消费扩容。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居民收入预期稳定，将从根本上释放消费潜力，推动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型。因此，“投资于人”既是公共政策，也是经济政策，是跨周期调节的核心抓手。

推进“投资于人”关键在于构建多元投入体系

分析人士强调，“投资于人”不应由政府单方面大包大揽，而是要形成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共担的多元投入格局。同时，明确各方责任边界，精准锁定核心投向，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能。

在“谁来投”的问题上，首当其冲需要破解的是央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错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院长刘尚希对界面新闻指出，我国民生支出绝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承担，民生领域中央支出占比偏低；而人口持续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地公共服务供给压力陡增，导致地方财力与常住人口不匹配，形成“钱随事走，但事不随人走”的矛盾。比如，在流动人口集中的东南沿海城市，教育、医疗需求大幅增长，但财政转移支付仍按户籍人口核算，导致公共服务供给缺口难以填补。

面对这一约束，刘尚希表示，政府端的核心改革方向是优化央地财政关系，适度上移部分民生事权与支出责任，推动财政资金“跟人走”，公共服务资源匹配人口流动方向；同时，破除制度壁垒，放开服务业准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承担兜底性、均等化公共服务责任，而非由政府包办全部领域。

此外，企业端应承担职工技能培训和薪酬保障的主体责任，政府可通过税收激励调动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意愿。在居民端，家庭需承担自我提升及子女教育的部分支出，政府可通过转移支付和补贴等方式，减轻低收入群体的投入负担，避免“投资于人”进一步扩大阶层差距。

“投资于人”的成效取决于资源配置的精准度

中泰金融国际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界面新闻指出，当前公共资源存在“撒胡椒面”式的分配问题，没有真正投向边际收益最高的群体和领域。比如，中低收入群体、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缺口最大，但资源投入往往优先覆盖户籍人口、城市人口，导致投入产出效率打折扣。他提出，资源配置要从“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公共补贴由暗补转为明补，资源重点向中低收入群体、流动人口倾斜，把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边际收益最高的人群。

综合分析师的看法，界面新闻总结了四大核心投入方向：

一是全生命周期健康投入。从公共卫生、基础医疗到养老托育，覆盖从出生到养老的全周期健康保障，既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发展条件，也是人力资本的基础。今年前7个月，全国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9.8%，增速超过全部一般公共支出8.5个百分点，正是这一方向的体现。

二是教育与技能培育体系。义务教育夯实基础素养，高等教育强化基础学科与关键领域人才供给，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补齐技能人才短板，终身技能培训覆盖存量劳动力。杨瑞龙特别强调，要推动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匹配产业升级的技能需求。

三是社会保障与收入保障。通过社保扩面、转移支付、稳岗就业政策，稳定居民收入预期，降低后顾之忧，同时释放消费潜力。李迅雷认为，社保体系完善本身就是最好的“消费刺激”，比发放短期消费券更能从根本上释放居民消费能力。

四是制度性投入，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无形投资”。户籍制度改革、社保关系跨省流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这些制度调整不需要大量财政资金，但能极大提升人力资本的流动效率与配置效率。刘尚希表示，制度创新重于单纯增加财政规模，只有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人力资本的价值才能充分释放。

“投资于人”的终极意义是发展理念的根本回归

2025年以来，“投资于人”逐步从理念走向政策实践。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民生领域资金安排达12.4万亿元，同比增长5.4%，高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整体增速1个百分点。资金投向不仅有硬件建设，更涵盖了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税抵扣，3岁以下每孩每年可享受3600元育儿补贴，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取消户籍限制，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扩容推广。

“投资于人”在加速落地的同时，仍面临两大惯性约束。一方面，地方财政长期倚重基建投资的路径依赖不易扭转。“投资于物” 见效快，基建、地产项目开工就能拉动当期GDP，短期内就能形成实物工作量；但“投资于人”是典型的慢变量，教育投入的回报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健康投入的成效更难量化统计。在短期政绩导向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短平快”的实物投资。

另一大约束来自财税制度的惯性偏向。现行财税体系形成于短缺经济时代，激励导向偏向物质资本扩张，企业研发、职工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的税收激励不足，社会资本参与民生领域的门槛仍高，进一步强化了“重物轻人”的资源配置惯性。

刘尚希强调，“投资于人”的核心是把“人”作为发展的尺度，而非简单增加民生项目开支。如果依旧沿用项目导向、以物为中心的旧逻辑，即便加大财政投入，也容易出现资源与人的真实需求脱节，形成无效投入，硬件投入无法转化为人的发展红利。

虽然“投资于人”不会像基建投资那样带来立竿见影的GDP拉升，甚至在短期可能伴随旧动能退潮的阵痛，但这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现代化的落脚点是人的现代化，物质财富积累不等于发展成功。” 刘尚希说，“投资于人”的终极意义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切换，更是发展理念的根本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