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中国一直在走向世界。上世纪八十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开始系统地介绍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方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留下的文字。在那时，中国更像是世界的学习和追赶者，如钱钟书在序言里所说的：“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中国走向世界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从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等科技产业，到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合作建设，从中医、中餐、奶茶，到TikTok、短剧等流行文化，中国不再只是引进和学习西方，而是加入其中，并通过自身的产品与发展模式影响着世界，这方方面面共同形成了一种来自中国的“影响力”。

这些“影响力”是如此形成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影响力”的出现？它背后有哪些具体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又反映了中国与世界之间怎样的对话关系？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除了产业内部的回溯，海外学者所提供的外部视角同样重要，它将带我们跳出自身的位置，进入不同文化相接触的节点，从比较性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

基于此，界面文化策划了“与中国相遇”系列报道，尝试从科技、医疗、流行文化、饮食、思想等方面的最新动态入手，透过海外学者第一手的研究与调查，展现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制造的“影响力”。本系列的第一篇，我们从中国在非洲的数字经济建设入手，关注中国在科技领域探索出的独特路线。

2016年9月，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迎来了一位意料之外的访客——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基利马尼区的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六年前，一位美国企业家在这里创立了iHub科技园，后者如今已是非洲最知名的数字创业孵化器。彼时，内罗毕正持续出现在科技媒体的报道中，被视为全球新兴的创新之都，海量创意伴随着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为其赢得了“硅原”（Silicon Savannah，也叫“硅谷草原”）的称号——这一名称无疑借用了“硅谷”（Silicon Valley）这一源自美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而扎克伯格的到来也反映出美国正试图将内罗毕作为其在非洲发展科技资本的前沿阵地。

不到一年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数十位投资人的陪同下也访问了这里，随后又在内罗毕大学发表了一场流传甚广的演讲。在一众学者、记者、官员和商界领袖面前，马云自信地讲道：“继今天的亚洲之后，非洲将成为下一股驱动世界的力量。我深信这一点。我来到这里，并不是想向你们推销什么，而是想帮助你们将好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往全世界。”几天后消息传出，马云将投资1000万美元成立一项创业基金，用于资助非洲年轻的数字经济创业者。

一座非洲城市，为何成为了中美两国拓展科技与商业版图的前沿地带？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又是如何进入内罗毕的数字经济进程，并以自己的方式探索出硅谷之外的另一条发展路径，重塑了非洲的技术图景？在《硅谷在别处》（Silicon Elsewhere: Nairobi, Global China, and the Promise of Techno-capital）一书中，作者安德里亚·波利奥（Andrea Pollio）通过数年的深入在地调查探究了这些问题。

波利奥目前任教于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系，同时任南非开普敦大学非洲城市中心研究员。《硅谷在别处》的出版让他迅速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波利奥的研究聚焦于数字经济在非洲城市的兴起，曾先后研究美国与中国的科技资本与新兴平台在非洲的发展动态，这也使他拥有了独特的东西方比较视角，并得以思考超越旧有模式的可能性。

在与界面文化的对话中，波利奥分享了自己这些年的研究观察。在他看来，尽管内罗毕的技术图景最初源于美国的影响，但如果不追溯中国数字产业与非洲的流通、交融过程，就无法理解“硅原”在当今技术经济中的地位——这场技术转型实际上起始于一座非洲城市与中国的理念、专家、投资者、平台、商业模式和电子设备之间的接触。另一方面，“硅原”的发展与中国作为全球科技强国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透过这一场域，中国正在证明自己有能力在数字经济领域与美国相抗衡。

如书中的一位受访人所说：“硅原”背后的“北京连接”（Beijing connection）正孕育着无限希望，它将重塑科技资本的意义和发展轨迹。因此，这不只是一个“中国制造”的故事，而是关于中国如何走向世界、寻找伙伴，并在这一过程中跨越文化差异、彼此理解，探索出硅谷之外的另一条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01 那中国呢？

2017年夏天，波利奥正在西悉尼大学攻读经济地理学与城市研究的博士学位，课题是关于南非开普敦的数字经济产业，这座城市正试图将自身打造成非洲新兴创业资本的“硅角”（Silicon Cape）。某天晚上，波利奥在酒吧遇见了一位年轻学生，发现彼此都对数字经济感兴趣，波利奥便讲起自己的研究，他热情地谈论非洲城市数字创业背后的技术政治，那位学生静静地听完后，问了一句：“那中国呢？”（But what about China?）

这个问题让波利奥有些惊讶。在此之前，他的研究主要关于Uber、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在非洲的数字经济投入，中国从未出现在他的研究视野以内。那天回去以后，波利奥开始搜寻、了解中国在非洲开展的数字丝绸之路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科技企业的报道开始频繁地登上西方媒体，波利奥向界面文化回忆，从微信、TikTok到小米手机、海康威视摄像头，不少海外读者都认为中国已经在数字经济的各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将开创了一个新的技术发展时代。正因如此，“那中国呢？”这一问题开始变得无处不在。

2019年，波利奥回到家乡意大利工作。机缘巧合，他申请到了欧盟的一笔研究经费，用于研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经过一番调研，内罗毕这个城市开始进入他的视线。当时，内罗毕已经被广泛视为整个非洲大陆进行移动金融试点和风险投资的首选目的地。而在这背后，波利奥发现，蓬勃发展的“硅原”与肯尼亚在本世纪以来的“向东看”（Look East）转型密切相关，而这又关联向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崛起。内罗毕自身的创新图景是如何与中国的全球数字战略相契合的？这是否在创造出不同于硅谷的另一条技术资本发展轨迹？带着这些问题，波利奥将研究地点选在了这座肯尼亚的首府。

抵达内罗毕不久，波利奥便来到了人群熙攘的内罗毕唐人街——就在开篇提到的基利马尼科技园不远处，当地人将此地视为“硅原”最初的发源地。在这里，向波利奥展开的是中国在肯尼亚长达十余年的发展史：世纪初，在“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场开始在原本的美式购物中心周围涌现，出售从合成假发、廉价电子产品到服饰、杂货等各式商品，它服务的对象不只是本地居民，还包括越来越多移居内罗毕的国有企业工人——福建建工集团先在此成立了海外分公司，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很快，包括新华社、CGTN在内的中国媒体也将办事处迁至内罗毕，随后是更多的中国投资者，带来地热发电、光纤网络、数据中心、移动支付等各项技术。这一切都是“硅原”崛起背后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这背后是两国之间在战略层面的契合：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拓宽市场，肯尼亚也需要外部资源来支持自身建设，这更具体地表现为中国向包括肯尼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亟需的基础设施，以及建设这些设施所需的资金和专业技术。由此，中非之间在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建立了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关系。

波利奥向界面文化指出，这幅图景当中存在两个时间维度。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深深融入了内罗毕的基础建设和科技产业，但与此同时，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领域又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动之中。因此，在这项研究中，他一方面要追溯这些中国发展模式是如何落地的，探究其背后取得成功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更当下的技术图景。

此后五年里，波利奥多次前往内罗毕进行田野调查。在这一过程中，他参与各项相关的活动，并接触到了一个广泛的专家网络——包括跳出国有企业、前往非洲创办初创公司的企业家，押注肯尼亚会像十年前的中国那样走上科技发展道路的投资者，试图引进中国资本的当地软件工程师和政府官员，在中资企业工作的数据科学家，以及长期关注这一行业的商业记者。在他看来，正是他们促成了数字中国与“硅原”之间跨越千里的相遇与合作。

在波利奥看来，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不只是中国的企业和创业者，而是一个更复杂的网络，它包括肯尼亚的在地力量，以及来自美国、欧洲等地的组织和个体，这些力量共同帮助我们以一些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尤其是中国如何作为一个重新思考和想象数字经济的新范式。换言之，我们需要更具体地审视数字经济里的技术政治，它们是如何形成并流通的，比如，当我们考察一家正在内罗毕试验低成本互联网连接的企业，要看的是：这背后具体的平台经济模式是怎样的？要采取怎样具体的市场策略和技术？它又是如何与中国的数字经济经验相关联的？

02 从“中国抄袭”到“中国创新”

有关与中国的初次接触，每个内罗毕人都可以讲出自己不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基本都要从一部手机开始说起。2021年秋天，刚到内罗毕不久的波利奥发现，自己需要一部一次性手机（burner phone）才能使用移动支付，“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说中国的廉价智能手机在非洲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没想到它对于连接肯尼亚的‘硅原’和中国数字资本是如此重要。”

为什么智能手机如此重要？“因为它是硬件基础，就像毛细血管一样，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特定的服务。”波利奥向界面文化解释，如果居民没有承载特定功能的手机，移动货币以及建基其上的各种服务，无论是二维码支付还是各种人机交互，都很难得到推广。他进一步指出，很多人将这一点视作理所当然的，认为每个人都有手机，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完整而具体的工程，关系到手机的设计、规格和功能，如何创造相应的市场，以及手机如何被流通和销售。

几天后，波利奥见到一位就职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商业记者，她告诉波利奥，智能手机在内罗毕刚开始普及的时候被称为“chinku”——这是当地人对中国仿冒产品略带贬低的说法，渐渐成为廉价手机的代名词。最初，这些手机多数是中国厂商对诺基亚、摩托罗拉等知名品牌的廉价仿制品，容易出现故障，波利奥从手机店主那里收集到不少有关中国廉价手机的表情包，它在当地成为了糟糕的人际关系、网购失败等遭遇的象征。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产品不再只是仿制名牌的“山寨货”，它们开始拥有各种专属品牌，比如Tecno、Itel和Infinix，质量也大大提升。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当地人对于来自中国的廉价智能手机的态度经历了很大的转变，波利奥将其形容为从“中国抄袭”到“中国创新”。

这些廉价手机品牌很多都出自深圳的一家名为“传音”的公司。另一位中国学者、现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的路淼曾在加纳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传音在非洲大陆对中国移动科技的转译，在最新出版的专著《传音模式》（The Transsion Approach: Translating Chinese Mobile Technology in Africa）一书中，路淼指出，传音将目光投向的是消费者金字塔的底层，瞄准所谓的“低端市场”，它从自身在深圳的经验出发，探索出了一条中间地带——同时作为相对于硅谷的“南方”和非洲的“北方”。具体而言，这里的手机销售并不是价格战，而是一场围绕市场细分权的竞争，即用更低的价格提供性能稳定、储存空间更大的智能手机——在过去，这个价格只能买到诺基亚的功能手机。

波利奥将廉价智能手机形容为一种“梦想商品”（aspirational commodity），因为它满足了当地人对于互联网连接和流动性的渴望。这里不仅仅是连接本身，更指向互联网所承载的内容世界，包括TikTok、YouTube、Instagram等。但要实现这些功能，还有其它的麻烦要解决。

另一家中国互联网运营商的创始人向波利奥透露，他最初发现，内罗毕的许多居民往往只负担得起极小额的预付费流量套餐。因为移动公司在当地的收费非常高，可能观看几集剧集就要花掉半个G的数据流量，而他在当地做的市场调查显示，内罗毕低收入地区的多数网民每个月能负担的流量只有不到1个G，甚至更低。

于是，运营商们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们调整了有关“数据”的商业模式，并很快在当地取得了成功。具体而言，运营商们不再按照流量来计费，而是按照时间，用户在此期间不受流量限制。这样，居民只需花费几先令，就可以一整晚的追剧或看TikTok的视频。

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法论也体现在手机信号和互联网的入户问题上。不少运营商告诉波利奥，在内罗毕，互联网的覆盖率一直是一大难题，有人尝试过移动天线，很快就失败了，在中国通行的Wi-Fi路由器也在内罗毕碰壁，由于人口过于密集，带宽时常出现拥挤和不稳定，而且当地常见的石砖墙建筑也容易屏蔽网络信号。最终，运营商选择了有线连接，即使用暗光纤组成所谓的“环网”系统，将数据从一个地点传输至另一个地点，实现更精准的直接覆盖。

在波利奥看来，这不只是改变商业模式，而是关乎一个完整的连通体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中国平台经济的一些创新方式，即面向那些被大型服务商忽视的消费者群体，针对他们的具体需求，提供定制化的专门解决方案，这正是中国在海外投资和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一环：理解当地的环境，提供替代性的解决方案。

03 用算法缝合“最后一公里”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包括移动支付、线上电商在内的数字经济项目具备了在非洲推行的条件。但这同样遇到了本地问题的阻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比如内罗毕的大部分郊区每天都会出现电力负荷不足的问题，一旦停电，移动支付以及与之相关的店铺和企业也将面临服务中断。波利奥查阅历史得知，这与肯尼亚的殖民史有关，网络服务最初是按种族划分城市空间的方式，白人定居区也配备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独立后由于国家财政紧缩，以及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高密度郊区居住，内罗毕的网络系统进一步变得支离破碎。

因此在非正式经济与移动支付领域，要将这些曾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战略模式落地非洲，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和挪用即可做到的，而是需要与当地社会和文化相融合，并经历重新定义。不少人告诉波利奥，非洲城市更适应的是一种去中心化而非中心化的方式。比如针对停电的问题，有运营商研发了一种小型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在停电时为家庭的Wi-Fi路由器和小型家电供电，从而在供电不稳定的情况下确保数字服务的可靠性。

更突出的例子是物流系统。内罗毕的城市交通运营杂乱无章，很多社区也没有路牌与门牌号，这让依赖电子地图精准定位的配送方式在当地很难得到执行。波利奥接触了一些电商平台，发现他们想出了新的办法，在借鉴应用中国团购配送系统的同时，设计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辐射式配送网络。

以当地的一家电商平台Shoppist为例，他们一方面雇佣了少量的自有骑手，在市中心交通发达的地区进行前端配送，这些路段可以用上在中国有着多年成功经验的算法配送路线优化。而在难以触及的“最后一公里”地带，平台巧妙吸纳了内罗毕当地的摩的“boda boda”，由这些熟悉地区位置的骑手负责配送，将商品分发至各个社区的小型配送枢纽。与此同时，保留少量自有骑手也能让平台拥有一定灵活性，可以应对意料之外的变动。“人们会认为集中化的解决方案更节省成本，但在非洲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去中心化的分散式组织才是最容易盈利的。”波利奥说，他将这形容为“用中国特色的方式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波利奥提出了“算法缝合”（algorithmic suturing）这一概念，来解释像前面提到的非正式经济系统是如何被整合进平台经济，并通过算法来进行增强或优化的。具体而言，算法所做的是去捕捉城市中撕裂的裂隙与碎片，并试图将它们缝合起来，也就是去修复或补缀它们，从而以一种更有针对性、更高效的方式让一切运转得更好。

进一步需要“缝合”的是支付层面。波利奥向界面文化指出，在过去，将金钱从中国转移到肯尼亚，或是从肯尼亚转移到中国，都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于个体商户和企业而言，这无疑将使电商交易面临障碍。其背后的原因是，目前的跨境支付大多数都由西方机构及其标准所主导，比如美元，它并未考虑中国的合规体系。

显然，这样的问题是难以被一家只有几个人的初创公司所解决的。不过在内罗毕，波利奥看到了另一种尝试，这发生在当地新兴的金融科技（Fintech）领域。波利奥向我们介绍了Easytransfer，这家仅有四位联合创始人共同运营的初创公司所做的是建立一种替代性的通道，他们从战略上试图消除资金流动中的这些瓶颈，并制定自身的小型标准来促进交易——正是这样的系统，让远在肯尼亚的消费者能够直接在TikTok小店里下单购物。

在当下的语境里，这种去中心化的系统常常会被拿来与中国的情况做类比。但波利奥认为，在中国，数字技术领域的某些创新，恰恰是以打破甚至重构传统商业模式结构的可能性为前提的。比如拼多多，至少成立初期采用的是去中心化的运作机制。在波利奥看来，这种运作方式为重新思考肯尼亚等地的电子商务结构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在应用时的本地化适配，而其中的核心逻辑仍是利用这种去中心化系统来触达大众消费者，“这种模式非常普遍，不只是在中国。但中国确实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

04 别处的硅谷

在对话尾声，波利奥不忘指出，技术创新与产业的蓬勃发展并不是内罗毕呈现出的图景的全部，其中还存在变奏。刚进入内罗毕，他就遇上了新冠疫情，原本火热的投资和建设陷入了间歇和停滞期，或者说一个“向内的时刻”（inward moment），甚至有不少企业开始撤出肯尼亚。这背后反映的不仅是中国，而是原本火热的全球性商业扩张都出现了减缓。

但随着疫情的结束，当地又迎来了回潮。“很多人会说，2019年是内罗毕投资兴趣的顶峰。但我不这么认为，历史总是会让我们感到惊讶，那之后还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波利奥对界面文化说道。从从业者口中，波利奥听到了“借船出海”（borrowed the boat out to sea）这一说法，这很快吸引了他的兴趣，并计划开展一项有关的新课题。

在波利奥看来，“借船出海”是一个很有趣的架构，并且确实正在发生，而这正是他在研究中所发现的。他向界面文化指出，这些案例背后所反映的可能并不是所谓的“战略性思维”，而是一种“战略机会主义”：人们更倾向于在肯尼亚寻找已经建立的初创企业，所谓的“船”，而不是直接从中国跳进当地市场，与之建立联系而不是购买服务，“他们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才跳上船。”

2024年夏天，波利奥与几位同事一起在内罗毕访问了几位华为的高管，会议室的PPT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肯尼亚华为20年，我们做了什么？”进而又列举了华为在肯尼亚开展的各项业务，包括光纤到户、云服务、智能医疗、智能出行、金融后台等。波利奥认为，华为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早在上世纪末“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下，华为就开始寻找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的新兴市场，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如今已经成为肯尼亚乃至非洲地区最大的信息通信技术供应商。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华为成功协助将肯尼亚最主要的本土移动支付平台M-Pesa的核心服务器从德国IBM迁移至肯尼亚本土。借助M-Pesa这一已经紧密融入肯尼亚通信系统和消费生活的平台，包括华为在内的科技公司可以更便捷地开展后续的项目。

波利奥曾询问另一位华为高管，为什么M-Pesa这一象征着肯尼亚民族自豪感的系统能在不引发数字与金融主权问题的情况下运行于中国的设备？那位高管微微一笑说，M-Pesa最终仍然是“肯尼亚的”，但这也说明，华为已经被当地政界人士和官员认为是有原则操守的合作伙伴。双方在这背后有着共同的愿景，华为获得了市场机遇，而肯尼亚则获得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案例。

很多人会将这样的合作理解为地缘政治的产物，不过波利奥通过这项研究希望强调的恰恰是：地缘政治的视角并不是一切。“在理解数字经济的脉络里，国家的力量很重要，但技术的力量、观念的力量同样是重要的部分。”因此，他并不想用“技术冷战”或“数字冷战”这样的说法来形容中美两国科技巨头在非洲的竞争，他更想将内罗毕作为一个视角切入点（vantage point），来审视数字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更多元的技术和商业实验。

这也是波利奥想在“硅谷在别处”这一标题中所传达的：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个硅谷，也不需要寻找下一个硅谷，而是存在很多“硅地”（silicon places）。这并不是在否定硅谷的重要性，而是鼓励人们去思考和寻找其它的关联性、源头、地理格局和叙事范式。“我们过去总是习惯于将所有数字经济形态理解为硅谷模式的衍生品，但并不是这样。”波利奥说道。

中国在非洲的实践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波利奥向界面文化指出，数字经济领域，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成功试验让人们相信，中国的科技崛起使其具有了为大众市场提供特定模型的能力，尤其是对那些可支配收入不多的人群——这与硅谷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对后者而言，大众市场从来不是关注的重点。

在很多人看来，数字技术本身很容易植入了依赖性与殖民性的因素，无论它源自何处，都会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榨取、圈地和不平等，这也是当下许多学者对大国在非洲等地进行技术实验所提出的批评。但在波利奥看来，他想要暂时将这样的批判视角放在一边，去讲述技术带给我们的故事——这些批判或许属实，或许未必如此——但技术有时也蕴含着其它不同形式的、脱钩且未被束缚的关联性。

波利奥很喜欢哲学家许煜说的一段话：“重新打开技术这一问题，也就意味着拒绝接受那个被呈现在我们面前、仿佛唯一可能的同质化技术未来。”他在对话中一再强调，我们要去想象一种不同技术的可能性，而要让这样的思考真正焕发生命力，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去关注那些已经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技术“别处”（elsewhere）。而内罗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场域，去重新定位非洲与数字中国之间的关系，它是否预示着更加公正、更具解放性的技术-经济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