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界面财联社研究院（刘林、史国伟、毛盾、王玉、贾璐）

10月25日，塞尔维亚举行议会选举，投票率接近70%，刷新南斯拉夫解体以来的最高纪录。选举结果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由学生抗议运动演化而来的政治新星“学生名单-学生获胜”（Student List - Students Win，以下简称“学生名单”）一举夺得国民议会250个席位中的135至140席，成功跨越126席的单独过半门槛。而此前已辞去总统职务、以平民身份领衔执政联盟“亚历山大·武契奇-团结的塞尔维亚”的前总统武契奇，仅获得约105席并公开承认败选。至此，武契奇及其领导的塞尔维亚前进党（SNS）长达14年的执政格局彻底终结，塞尔维亚政治格局迎来深层次重组。

这场政坛剧变不仅标志着塞尔维亚内部权力结构的重塑，还将对高度依赖外部资本与基础设施联通的塞尔维亚经济产生深刻影响。自2012年前进党执政以来，中国对塞尔维亚的直接投资与大型工程承包呈现爆发式增长，中资企业在采矿、冶金、制造及交通基建领域深度嵌入塞尔维亚经济脉搏。随着“学生名单”即将主导组阁，其以“反腐败、公共采购透明化、法治重建与民生保障”为核心的施政主张，势必打破过去依托高层政治互信和“绿色通道”高效推进的项目模式。

在塞尔维亚政局更迭的背景下，中资企业既有的重大资产与在建项目将面临哪些具体的法律与政策风险？不同产业赛道的风险暴露有何差异？本文将从塞尔维亚政体演变、选举结果与选民诉求切入，梳理其宏观经济与中资存量格局，并结合权威专家研判，系统剖析中企在塞投资的新风险与新对策。

一、塞尔维亚政体架构与选民诉求

理解塞尔维亚当前政治剧变的影响，首先需要厘清其宪法规定的政体架构与现实政治中权力运行的“二重性”。

塞尔维亚是单一制国家，实行议会共和制。2006年颁布的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与法治原则：国民议会为一院制，共有250个席位，掌握立法、预算审议及组阁与监督权；政府领导行政权，总理对议会负责，其内阁必须获得议会过半数（126席）的支持方能成立或维持运作，议会亦可对其提出不信任案；国家元首为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任期五年，最多连任两届，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以代表国家、颁布法律等程序性职权为主，兼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在宪法文本上，总理是最高行政首脑，而总统更接近于“有民意授权、无行政工具”的国家仲裁者。然而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实权从来不严格遵循职位界限，而是“随党魁与议会多数移转”，比如，当武契奇担任总理时，总理府是决策中心；当其转任总统后，权力重心亦随之移至总统府。

在选举制度层面，塞尔维亚议会选举采用全国单一选区的封闭名单比例代表制。选民仅对政党或政治联盟提交的封闭名单投票，无法选择具体个人。候选人按照党内确定的名单顺序依次当选，党魁对候选人排序拥有最终决定权，这奠定了塞尔维亚议会内部高度集中的党纪约束。席位分配实行两道关键闸门：一是3%的得票率门槛（少数民族名单豁免）；二是采用洪德法（D'Hondt最高均数法）进行商数分配，这在客观上具有放大领先大党席位优势的制度效应。此外，议会提前解散在塞尔维亚已成常态，自2000年以来的26年间共举行了11次议会选举，平均每2.4年即选举一次，远短于四年法定任期。

10月25日的大选打破了长达十四年的政局平衡。这场改写塞尔维亚政局的政治风暴，其发端并非传统政党竞争，而是一场由突发公共安全惨案引发的草根社会运动。2024年11月1日，塞尔维亚诺维萨德火车站雨棚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6名民众死亡。公众普遍将这场惨剧归因于公共工程建设中的偷工减料、转包腐败以及监管失效。高校学生随即发起街头抗议，并迅速蔓延为全国性的反腐败运动。

2025年，因官方回应迟缓且试图压制抗议，学生运动提出《学生法令》，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将诉求上升至司法独立、媒体自由与制度重置。进入选举阶段，学生运动正式注册为“学生名单”，将分散的社会不满凝炼为系统性的施政纲领——《学生计划》（Student Plan）。

《学生计划》在竞选阶段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技术技巧。纲领回避了科索沃独立、地缘政治倾向等极具争议的外交敏感议题，将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锁定在“反腐败、提效能、保民生”上。同时，纲领将反腐追缴的非法资产设定为民生改善的资金来源，既避开了具体的财政测算难题，又将反腐赋予了强烈的经济正当性。

“学生名单”之所以能够击败执政十四年的强大对手，根源在于其切中了塞尔维亚社会积聚已久的深层不满。支持该名单的选民早已超越高校学生，涵盖了农民、律师、医生、工程师、小企业主及普通市民。选民对公共机构基本信任的崩溃，使得“合规”、“透明”与“程序正义”成为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石。这一政治气候的转变，预示着任何缺乏公开招投标、缺乏透明环评或被怀疑存在私人利益交换的项目，都将面临全社会的严格审视。

二、塞尔维亚宏观经济图景与中企投资现状

要客观评估中资企业面临的风险，必须将其置于塞尔维亚的宏观经济增长轨迹与外资驱动型模式之中。

在前进党执政期间（2012—2025年），塞尔维亚展现了显著的经济扩张。名义GDP由350.74亿欧元飙升至886.73亿欧元，扩大至2.5倍；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由114.69亿欧元增至477亿欧元，扩大至4.2倍，出口占GDP的比重由32.7%大幅提升至53.9%。同期，劳动力失业率从25.9%的历史高位大幅下降至8.7%，平均净月薪由366欧元增长至934欧元，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则从50.8%稳步降至44.5%。

外资是塞尔维亚工业化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核心引擎。2024年末，塞尔维亚外资存量高达598.9亿欧元，约占其GDP的72%。外资控制的企业虽然在数量上仅占塞企业总数的1.4%，却创造了21.8%的就业岗位和35.8%的增加值，其生产率与经济贡献远超本地本土企业。

近年来，中国资本对塞尔维亚的投资呈现跨越式增长。塞尔维亚国家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对塞直接投资存量（FDI）由2020年的16.04亿欧元快速增长至2024年的52.93亿欧元，占塞尔维亚总FDI存量的比重由3.77%提升至8.84%，中国在塞外资来源地排名由第十位跃升至第三位。在2022年至2024年间，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外资流入国，年度流入额分别为13.79亿、13.74亿和16.91亿欧元，占塞当年吸纳外资总额的比重均保持在30%以上（2025年受周期性影响录得250万欧元的小额净流出）。但放在中国对外投资版图中，对塞尔维亚的投资规模仍然有限。中国商务部口径下，2024年中国对塞OFDI流量占中国OFDI流量的0.294%、居第24位；2025年末对塞OFDI存量占中国OFDI存的量0.0416%、居第63位。

在贸易维度，塞尔维亚自中国进口额由2012年的13.85亿美元激增至2025年的72.71亿美元，中国超越欧邻国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塞对华出口则从2012年的仅632万美元升至2025年的20.99亿美元，中国跃居其第四大出口市场。然而，贸易结构存在显著不对称性：中国对塞出口高度集中于高附加值的机电设备（73.74%）、高新技术产品（19.44%）及汽车零配件（4.05%），直接服务于当地中资工厂与基建项目；而塞尔维亚对华出口的三分之二被铜矿砂及精矿主导，主要由紫金矿业在塞产能回运所驱动。

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中国全球投资追踪”及相关公开数据，截至2026年6月，中国在塞尔维亚单体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与工程建设记录共46项，累计涉及金额达219.3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18项（66.4亿美元），工程建设承包28项（152.9亿美元）。从行业分布看，交通基础设施占比最高（48.65%），其次为公用事业（18.79%）、能源（14.14%）与金属矿业（12.68%）。

从实体经济层面看，紫金矿业、河钢塞钢与玲珑轮胎构成了塞尔维亚工业生产、出口创汇与地方就业的压舱石；而匈塞铁路、E763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则构成了其连接欧洲市场的硬联通网络。这些存量资产与重大项目不仅构成了中塞经贸合作的基石，也构成了新政权无法轻易割裂的现实经济约束。

三、中企投资面临的风险评估与应对策略

针对塞尔维亚政局更迭对中资企业的实际冲击，欧盟中国商会副会长、双城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稚晟以及贝格锐丰公司董事长张文国两位专家给出了高度一致的底层研判：塞尔维亚政局变动不会导致中塞双边关系出现根本性逆转，但将深刻改变中资项目的运行规则与合作模式。二人均为中国出海企业协作联盟（CEGA）高级顾问。

王稚晟认为，“学生名单”具有较强的草根动员能力，但缺乏执政经验，从抗议动员向制度化治理转型仍面临考验。若其参与组阁，对华政策预计不会出现根本性逆转，但反腐、公共采购透明化等诉求可能延伸至中国投资项目，合同合规、采购程序和信息披露将受到更多关注。塞尔维亚入盟进程及相关条件的变化，是影响未来对华政策的重要变量。

张文国亦强调，“学生名单”候选人大多是专业人士，没有吸纳现任官员，整体缺少执政经验，战略治理能力存疑，外界普遍持观望态度。塞尔维亚将中国视作长期战略和经贸伙伴，紫金矿业、河钢等中资企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比高，叠加双方在领土主权完整等核心议题上长期共识一致，该阵营同样反对科索沃独立，政治契合度高，对华政策预计不会出现根本性转向，但“合规优先”将逐步替代过去“项目优先”的模式，大型工程存在被重新审计的可能性，“高层通道式”推进的模式不再适用。

总体来看，未来在塞中资企业将面临如下风险，必须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

第一，中企整体面临的两类风险与“留痕合规”策略。王稚晟认为，未来6—12个月，中资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行政审批、环评、公共采购和劳工管理等环节的不确定性上升，“审批放缓、外籍劳工管理趋严等可作为情景预警”。“企业应重点识别两类风险：一是可通过补充材料、完善程序解决的合规风险；二是涉及合同重新谈判、政策调整或项目经济条件变化的实质性风险”。应对策略上，建议中企主动开展独立环境评估，规范公共采购、分包、劳工管理及合同披露，形成可核验的合规记录。

张文国指出，中长期来看，招投标透明度、土地审批合规、环保事项会成为审查核心。应对策略上，企业需要持续跟踪招投标、土地审批、环评、劳工监管这几条主线的监管尺度变化，特别是“基建项目保证招投标、土地审批流程留痕、合规”。

第二，不同行业与项目面临的风险与差异化策略。王稚晟与张文国都认为紫金矿业、河钢等战略基础设施与龙头项目与当地就业、税收及产业活动联系紧密，对塞尔维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构成了中塞关系稳定延伸的经济压舱石。张文国特别指出，以紫金矿业、河钢为代表的矿产、钢铁类项目，审查重点是环评、劳工权益，建议“生产型企业做好本地化劳工管理，平衡中外员工关系，适配当地监管趋严的大趋势”。王稚晟认为不同项目的风险存在差异：基建项目重点关注采购透明度、合同审查及公共财政约束；汽车制造项目重点关注本地就业、供应链和产业政策；能源项目需关注环保、资源收益分配及战略安全；人形机器人等高科技项目则需关注技术治理、投资审查及商业可行性。“项目审查的核心预计集中于三个方面：收益是否惠及当地、技术合作是否对等、环境与劳工责任是否落实”。本地化应对策略上，他建议，根据行业和合同条件提高本地采购、就业及供应链参与度，不宜将30%等比例作为适用于所有项目的统一标准。

第三，高层沟通机制风险与应对策略。王稚晟指出，中塞关系的稳定基础正由高层互信进一步延伸至产业链、就业、税收和贸易等结构性利益，但高层政治协调仍具有重要作用。应对策略上，“建议中企加强制度化沟通：通过正式政府渠道、行业协会及专业法律顾问开展常态化沟通，持续跟踪反腐、采购、环评和入盟相关政策变化”，“未来企业竞争力将越来越取决于合同保障、合规水平、本地化贡献和市场化经营能力。”张文国表示，中长期支撑中塞关系稳定的关键变量，一是实体经贸与基建合作的压舱作用：匈塞铁路是联通欧洲的重要跨境经贸通道，紫金矿业、河钢等企业持续带动当地就业、出口创汇；二是人文与民间基础，中塞文化中心、学术交流、警务合作持续推进，夯实民意基础。